政治嚴冬的標誌之一，就是對近年來日益活躍的新聞媒體及其輿論監督的嚴控。
在內部通知中，官方嚴格限制媒體進行「異地監督」，對重大公共災難和時政話題的報導，一律採用新華社的通稿，對不聽話的媒體負責人堅決撤換；在公開的條例中，為了與網路ID實名制相配套，今年三月，中宣部、廣電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聯合發出《關於新聞採編人員從業管理的規定（試行）》，要求「新聞報導在新聞媒體刊發時要實行實名制」；江蘇省南京市市委宣傳部在7月末下發了《新聞單位輿論監督稿件審核辦法(試行)》，居然要求「輿論監督稿件要與當事人見面」，只有被監督方對監督稿件進行審核並簽字同意之後，該稿件才能見報。如果違法這個「審核辦法」，就將受到處罰，輕則扣獎金，重則降職、停職或開除。
新聞人用腳投票的反抗
然而，在如此冷酷的政治嚴寒之下，覺醒的新聞人並沒有退縮沉默，而是以不屈的勇氣和堅韌的理性繼續向高壓說「不」！在新聞人反抗官方嚴控的抗爭中，先後出現了幾家開明報刊的新聞人集體辭職的「用腳投票」！
八月份，以深度經濟評論著稱的《經濟觀察報》，爆出記者和編輯的集體辭職的消息，辭職者包括許知遠、於威、史彥、邵穎波、黃繼新、張帆等人，其中的多數人都是業內的優秀新聞人。
也是八月份，《中國青年報》評論部主任李方，因不滿新任主編李而亮的官本位辦報方針而辭職，他公布在網上的辭職信中說：自己的辭職是「基於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作出選擇。」
同時，自張德江出任廣東省委書記之後，曾經是中國報刊業改革先鋒的南方報業集團，遭到了空前嚴厲的整肅，2004年6月製造了臭名昭著的「南方都市報案」，著名的《南方週末》先後已有16人辭職，其中包括前主編、前副主編和上海區主任等資深新聞人。新主編接任後的著名時政雜誌《南風窗》，編輯方針日趨左傾和保守，致使副總編輯張良公在九月份開辭職並將辭職演說上網公開。
「南都案」的後續抗爭
除了「用腳投票」的反抗之外，更有優秀新聞人留下來堅持抗爭，其中，最突出的兩大事件是「南都案」和「中青報事件」的後續發酵。
一年前，廣東當局以莫須有的經濟罪名製造了「南都案」，致使三位優秀新聞人程益中（總編輯）、俞華峰（總經理）和李英民（報社社委）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南都案」一經曝光，頓時引起國內外輿論的強烈關注。迫於外界的巨大道義壓力，廣東當局先在2004年6月15日改判了俞華峰（12年改為 8年）和李英民（11年改為6年），繼而在2004年8月31日不得不無罪釋放了程益中。
然而，國內外對「南都案」的關注並沒有停止。2005年4月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世界新聞自由獎」頒給程益中，發布這一消息的新聞稿說：「程益中是中國新聞界的最好榜樣，扶持弱勢群體，他的敢言作風為中國的公眾知情權帶來巨大貢獻。」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薦程益中的「記者無國界」亞洲部負責人布朗塞爾說：「給予程益中這個獎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他年青、有活力，所曾經領導的媒體反映民情、如實報導，並在中國非常暢銷，可惜因為官方的阻礙而不能繼續新聞工作。」
中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聯合國對程益中的褒揚，自然令中共政權極為難堪、惱羞成怒，以不允許程益中前往領獎來進行報復。但程益中並沒有在壓力下沉默，而是公開發表了精彩的獲獎感言。他直言批評中共的壟斷新聞體制和對新聞人的迫害，再次提醒人們關注他的難友。他說：「我更要感謝我的戰友和難友俞華峰先生、李民英先生，你們的苦難是整個中國的恥辱。……『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親愛的俞華峰先生、李民英先生，請你們分享這個時刻！無論在獄中還是獄外，我們其實都在受難，我們永遠都是惡性制度的囚徒。對我來說，外面無非是一座更大的監獄，一個『沒有天空的都市』。我現在擁有的小康生活，其實是一間豐衣足食的豬圈。豬圈不是美麗世界，哪怕是豐衣足食的豬圈。人不應生活在對人權、人道、人性和人味都充滿敵意的境遇之中。人必須恢復對人類的認同。」
也許，程益中先生的自由精神和對難友的關注，再次喚起了新聞界同行的良知，2005年6月5日，2356位新聞界同行聯名簽署致廣東當局的公開信，它是 1989年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實名聯署的公開信。公開信強烈批評廣州中級法院對俞華峰和李民英的判決「很不公正、很不妥當」，要求廣東高院行使正當程序，實現法律正義，無條件地釋放身陷冤獄的俞華峰和李英民。公開信的結尾說：我們堅信「強權雖然可以一時壓倒公理，但所有為正義呼籲的聲音匯成了大愛的海洋。這就是人心！自古人心不可欺，不可欺啊！」
「中青報風波」持續發酵
2004年6月14日，《中國青年報》資深記者盧躍剛發表了《致中共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向中共的新聞管制及其打手發出尖銳的挑戰，引起海內外輿論的強烈關注。公開信的遣詞造句之間，透出了一種顛覆「官本位」意識和不屈從於「官本位現實」的力量，那是一種新聞人的內在自信和內心明亮：作為無權者，我們雖然無法阻止強權整肅報社、下令撤職甚至開除，但新聞人起碼可以向強權者發出這樣的警告：制度的邪惡和官權的蠻橫，在道義上決不能暢通無阻，官員個人的作惡也要付出長遠的名譽代價，歷史的恥辱柱上已經寫上了作惡者的名字。
雖然，懾於輿論的壓力和中青報同仁的團結，趙勇想報復盧躍剛的企圖並沒有完全得逞；他屢次想砍掉中青報名牌欄目「冰點週刊」的企圖，也在該週刊主任李大同等人的抵制下嚴重受挫。於是，他使出了更換報社總編輯的陰著,將《人民日報》下屬的《市場報》總編輯李而亮調入「中青報」任總編輯。李而亮來到中青報不到一年，就推出了新的《採編人員績效考評辦法》，該辦法的核心條款居然是：受到讀者讚揚的作者，每篇新聞稿僅僅加50分，而受到官方表揚的作者，加分遠遠超過讀者表揚的稿件，獲團中央書記處領導表揚的，加80分；受中宣部《新聞閱評》專題表揚的，加100分，受中宣部領導表揚的，加120分；受部委或省委來信表揚的，加80分，受國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領導表揚的，加100分；受中央領導（政治局委員以上）表揚的，加300分。
在利益至上的當下中國，花錢買穩定已經成為現政權的主要統治手段，也自然成為官員們媚上欺下的殺手鐧。看來，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及其在中青報的新代理人李而亮對此駕輕就熟，所以才搞出了這個新的獎懲條例。加分的多寡直接與金錢多寡、職稱升降掛鉤，也就等於在讀者與衙門之間人為製造出懸殊的「貧富差別」，然後以金錢和職稱逼迫新聞人作出偏向衙門的選擇。因為，一邊是加300分的權力大款（政治局委員），一邊是加50分的無權窮人（讀者），按照李而亮的「豬哲學」思路，在一切向錢看和富貴攀比成風的當下中國，面對如此懸殊的貧富對比，他治下的新聞人也是人，焉有不選大款的理由！
然而，並非所有的新聞人都願意生活在「豐衣足食的豬圈裡」。新辦法一出臺，就在中青報內部引發出強大的反對聲浪，在經過內部溝通毫曉的情況下，那些持反對立場的中青報人再次向新任主編發出公開挑戰。該報的另一位資深報人、「冰點週刊」主任李大同，曾為保護盧躍剛遭迫害挺身而出，這次他再次率先挑戰總編輯李而剛，接連把自己的反對意見公布在網上，先是《就中國青年報新的考評辦法致李而亮總編輯的信》，繼而是《與報社同事談談心－－冰點與中國青年報》，直接挑戰李而亮的官本位辦報方針，揭露了李而亮如何步步為營地扼殺中青報名牌欄目「冰點」的卑鄙，抨擊李而亮把輿論公器變成自己仕途的私具，從而讓人們看到了一張唯上是從、兩面三刀、出爾反爾的「喉舌」面目。而在李而亮的背後靠山，顯然是對中青報極為不滿的團中央常務書記趙勇，這一辦法就是兩個官僚對中青報的合謀整肅。
李大同首先表示：「面對這樣一份《考核辦法》，我們不能再沉默，要公開地發表我們的意見。每一個認同中國青年報價值觀的本報同仁，也沒有理由再沉默。這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傳統。」因為「沉默就是沉淪，沉默就是將讓光榮的中國青年報死在我們這一代面前！」
李大同接著指出不能沉默的理由：「毫無疑問，將中國青年報人奴化、庸俗化的進程，正在你的領導下（以編委會的名義）按部就班、有計畫地進行著，現在，終於大言不慚地寫入考核文本了－－這是試圖整體顛覆中國青年報精神和價值觀的一個罕見的制度性文本。」
李大同在公開信中還提及另一位中青報資深報人評論部主任李方的憤然辭職，並引述了李方在宣布辭職時的精彩發言：「我不能做趙勇的狗！」李大同接著評論道： 「這句話注定要被記入報史－－他是第一個以如此坦蕩蕩的理由拂袖而去的本報部門主任，表現出他是一條真漢子。然而誰也不能否認，他是被逼走的，本報領導不給他一點保持自己道德情操的餘地。我們竟然無法留住這樣一個富有才華、性情溫和並願意作出必要妥協的業務骨幹，既是一個莫大恥辱，也是一個莫大嘲諷。我們不能不充滿危機感地想到：還有多少有羞恥感和良知底線的本報同仁會被迫步李方的後塵？」
李大同提到的導致李方辭職的「恥辱感」，是指中青報發表的一篇關於胡錦濤的評論員文章中竟寫道：「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像燈塔一樣指明了大學生前進的方向。」 不能不讓人想起文革時的個人崇拜文風。為此，中青報資深報人賀延光在報社內部「閱憑欄」中貼出：《本報評論員，我為你害臊》。於是，李而亮就在李方和賀延光之間玩弄挑撥離間的伎倆，以編委會的名義肯定這篇評論員文章，並把李方的辭職歸罪於賀延光的批評。
為了揭穿李而亮的權謀，賀延光在網上公布了《作答總編輯和編委會》。他說：「李方辭職了，本報走了一位不算老也不算年輕，在業內頗受好評，也深受讀者和網友信賴的青年報人，而且是在新的《採編人員績效考評辦法》、企圖從制度上根本顛覆本報長期所維護的新聞標準和新聞人價值取向的時候。李方選擇離開，是因我的批評所致麼？表面看，導火索是我點燃的，但，這個匣子裡的爆炸物可不是由我裝填的。」賀延光說：「我為之害臊的是，我們的評論竟用『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像燈塔一樣指明了大學生前進的方向』，這樣明顯涉嫌個人崇拜和文革語言的詞句開頭。」這樣令人害臊的評論，「人民日報沒有，解放軍報沒有，江澤民同志當政十幾年沒有。」所以，「我批評的矛頭所向，是始作俑者。這點，社內同仁誰也不會糊塗。」
賀延光直率地批評說：逼走李方的真正禍魁是以總編輯李而亮為首的編委會，編委會文件明確肯定了這篇評論員文章「符合中央精神和團中央書記處的要求，體現了我們報紙的性質、辦報宗旨和內容定位。」「這種從辦報理念到制度保障一脈相承赤裸裸的唯上是從，讓我突然記起了兒時的歌謠：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挨屁嘣！但是，大家應該明白一個道理：當公共權力被變為私人利器的時候，所有正直和誠實的人，永遠不會俯首稱臣。」而「生活經驗早就告訴世人，凡吹捧別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領導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圖」。
最後，他點出了李方辭職的要害：「這次『燈塔』事件，李方並無責任，但他瞭解『跟理不跟人』的基本道理，更明白做人做事的是非底線。他清楚什麼關頭必須要捍衛報人的榮譽，更知道如何與恥辱拉開距離。即便是無力回天，寧願『剁掉自己的手』，也不願意成為被年紀輕輕的幾個官僚挾持的殉葬品。聽他說，我決不當趙勇的狗！」
繼李大同的兩封信、李方的辭職書和賀延光的作答之後，網上又公布了部分中青報人「8月12日下午週刊中心討論考評方案會議記錄」。地點在報社四樓會議室，參加人員：謝湘、王勝春、杜湧濤、盧躍剛、鄧琮琮、李雪紅、武衛強、潘婷、趙飛鵬、徐虹、許革、姜蕾、季元宏、潘平、滕興才。
與會者一致抨擊李而亮推出的「考評辦法」，其中，盧躍剛的抨擊最直率、也最有力。他指出：「這份文件完整地、系統地陳述了以李而亮為首的編委會的態度。總的來看，這篇東西是個大倒退。」
首先，「它基本上倒退到前毛時代，而不是毛後時代。毛本人關於中青報和人民日報是有比較的。他講過，人民日報死氣沉沉，不愛看。中青報活潑，思想活躍，是有可讀性的，是能得到讀者歡迎的。這是有案可查的。毛當時發言的語態，不是以黨的主席，而是以普通讀者提出的。不說別人，就說毛，毛時代對媒體的管制，我們是見證人。我覺得這個東西對辦報方針，是對毛時代的反動，惶論其他。」
其次，它是顛覆了歷屆團中央管理中青報的開明傳統。盧躍剛指出：「有個問題必須回答：是不是周強、趙勇之前的歷屆團中央領導的都不是黨報和機關報？是不是李而亮之前的總編輯辦的都不是黨報和機關報？這份東西基本上否定了周、趙之前歷屆團中央對黨報和機關報的正確領導，基本否定了李而亮之前的歷界總編輯對報紙的領導和努力，基本否定了1951年之後中青報贏得新聞界尊重的努力和傳統。」
第三，最關鍵的倒退是：「它是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所有否定。改革開放以來，所有中國媒體都面臨轉型，由計畫經濟轉向市場化，由官本位轉向讀者本位。那麼，將這點寫進方案意味著什麼？我們編委會是準備辦個官本位的報紙，還是個讀者本位的報紙？它實際上已經回答了。」「我們知道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從未有過哪家報紙把是否獲得某級領導表揚且是以級別高低的表揚作為衡量記者的標準。從沒有過！他們心裏想也不敢說，因為太噁心。這樣的橫向比較，我們中青報也開了先河。黨報和機關報都沒有這樣明確地把領導表揚作為記者的行動指南和衡量標準。」「中青報此次編委會集體討論、獲得通過並在徵求意見的標準，開了中國新聞界的先河。」「那麼我們的同仁願不願意辦個官本位的報紙？辦個我們一直以來努力要打破的、唯上是從的、避免犯那麼多歷史錯誤的報紙？如果願意，需要拿出個理由。但我們沒有看到拿出任何理由。」
最後，盧躍剛的結論是：「我很好奇，這個如此重大根本性顛覆歷史的東西是如何出籠的，不知道如此敏感重大的東西編委會是如何討論的。」「這個文件背後反應出中青報領導階層瀰漫的、有損良知的心態。這樣做，馬屁是拍不成的。因為馬屁拍得太笨。……我把話說正在這裡，公布出去會讓全天下笑掉大牙。…… 因此它已經是個醜聞。」「我斷定它沒法實行－－我敢說會天下大嘩。」
現在，中青報人的主動抗爭終於取得了初步成果，李而亮不得不收起強制執行的成命，在報社內對「考評辦法」進行重新評估，並承諾作出某些修改。
由此可見，如果同一報社的新聞人能夠齊心協力地抗爭，即便無法改變新聞管制的大制度，起碼可以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發揮新聞良知的作用，逐步改善一個具體新聞單位的小環境。特別是通過把類似趙勇和李而亮這樣的昏官的惡行公之於眾，讓作惡者付出長遠的名譽代價，起碼可以警告那些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而再無任何思想的官僚們：民間覺醒了，時代不同了，邪惡的官權決不能像毛澤東時代那樣暢通無阻。迫於上級壓力不得不干是一回事，而為了媚上去主動為惡是另一回事。為官者在作惡時，也要有所忌憚，不要對上太諂媚而對下太囂張！
從盧躍剛到李大同、李方、賀延光，這些中青報人對官本位辦報陋習的公開挑戰及其結果說明：反抗強權和捍衛自由的勇氣，既來自個人良知的示範，更來自個體之間的相互激勵，兩者的結合就會形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間正氣，就能在某種程度逼出官權的讓步，正所謂：民間維權的堅韌，就在於具有足夠的耐心和理性，一厘米一厘米地爭取民間的空間，民間進一分，官權就縮一分。
2005年9月14日於北京家中
（《爭鳴》2005年10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