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中國觀並非一成不變，更不是鐵板一塊，甚至在同一個政黨或同一屆美國政府內部，也存在著很大的意見分歧。例如，現在的小布希政府內部，在基本的對華政策理念上就分成兩派，一是以國防部和副總統切尼為代表的鷹派，視中國為美國的主要威脅；另一派則是國務院以及經濟部門，主張積極的對華接觸政策。而就中美關係而言，美國思想庫毫無例外首先需要辨明的就是中國是美國的朋友還是敵人的問題。其主要觀點也有兩種：一種是把中國看成是亞洲安全的威脅或者或明或暗地把中國作為美國的潛在敵人，「中國威脅論」典型地反映了這一觀點。另一種視中國為「非敵非友」或「既敵既友」，約瑟夫奈的著名警告──「如果我們把中國當成敵人，中國就可能真的變成敵人」──就是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
關於中國的敵友問題，美國思想界主流的傾向有一個變化的過程。中美1970年代結成反蘇的戰略同盟後，美國智庫和主要媒體都開始有意識地對共產黨中國和前蘇聯加以區分，80年代隨著中美關係進入蜜月期，美國民意對中國的普遍認識是一個「善意的合作夥伴」。冷戰結束後，美國智庫認為中國出現了意識形態真空，為重新獲得合法性，中國政府必須訴諸中國人民當中的民族主義情緒，把民族主義作為官方新的意識形態，因而中國將在世界舞台上採取一種更加進取的姿態。同時，中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高經濟增長，也使得美國人擔心中國這個在政治制度、文化和種族上都與美國有很大差異的國家，將獲得美國今後無法控制的力量，這也使得原來一部分主張擴大中美經濟往來的學者們改變了立場。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構成了「中國威脅論」的基礎。儘管在中美實現高層互訪之後中美關係開始穩定下來，冷戰初期形成的「中國威脅論」一度失去了說服力和影響力，但隨著中美關係在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反覆出現重大挫折，美國國內對美中關係的認識也出現大幅搖擺，認為中美互不信任加劇，中美之間呈現「戰略競爭關係」的新「中國威脅論」也再次成為智庫的主流觀念。當然，在這期間也有一些有識之士大力呼籲以更加廣泛的歷史和地緣戰略角度處理中美關係，避免兩國關係走向對抗，但相比之下，這一聲音顯得非常微弱。
利益的衝突與重合
911事件後，美國思想庫再次從全球、亞太和雙邊關係三個層面對中美關係進行重新定位，儘管這次定位不像冷戰結束之初「中美關係大辯論」那樣熱烈和引人注目，但它也確實為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釐清了輪廓：
第一，戰略上的競爭與合作。美國思想庫普遍認為，中美雙方在戰略問題上存在著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分歧。但儘管如此，中美雙方都還不至於在戰略問題上設定一個固定的時限，而且現實的可追求的共同利益將使中美兩國儘可能擱置或淡化戰略問題上的根本分歧。美國的一些思想庫也同意下述政策主張：「中國顯然準備成為一個潛在的戰略對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成為對手，則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至少，適當的接觸可以減少可能導致衝突的相互誤解，從最樂觀的方面看，它能夠影響中國將來對地區安全、美國利益和為了維護這種安全而採取行動的態度，這樣對我們有利。」他們還反覆強調，將中國融入美國積極倡導的關於防止武器擴散、貿易、環境和人權準則的全球機制之中，是美國的長期戰略，但該戰略不應也不會給美國追求在華現實利益設置障礙，特別是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可能性存在的情況下。
第二，在亞太地區安全問題上有共同合作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中國把維護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發展環境特別是良好的周邊環境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在亞太安全方面，中國有三個基本目標：「第一，本國的穩定與繁榮；第二，長期和平安寧的周邊環境；第三，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對話與合作。」作為太平洋國家，美國則把在亞太的安全利益與經濟增長以及對民主和人權的承諾聯繫在一起；強調日美同盟是美國亞洲安全戰略的關鍵和為亞太地區保持一個穩定而繁榮的環境的基石；強調中國在地區事務中既是一個積極因素，同時，「鑒於中國不斷增強的經濟潛力和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的軍事力量，使中國不要成為對該地區安全的一個威脅，也是至關重要的」。顯然，中美在維持並致力於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上有共同的利益基礎，因此美國智庫一直建議美國行政當局在南亞核試驗、朝鮮半島六方會談等問題上與中國開展積極的合作。不過，雙方在對安全威脅的判定、致力於地區安全的目的、保障安全的手段上也都存有嚴重的分歧。一些美國思想庫認為，中國在國防白皮書中反覆強調說，地區軍事聯盟的加強給國際安全增添了不穩定的因素，這是對美國東亞地區戰略方針核心的挑戰。
第三，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經濟利益同美國的經濟利益具有一致性。冷戰後，隨著全球一體化的深入發展和相互依存度的加深，奉行經濟優先的政策已成為世界潮流，中美兩國也不例外。在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繫中，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聯繫與合作越來越密切，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利益也越來越大，其中，美國作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最主要的對華投資國和最主要的技術進口國的地位將較長時間地保持下去。雖然中國對國際經濟問題的看法不時地與美國的看法相左，有時甚至相互衝突，但中國已認識到並著手致力於通過加入國際經濟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參與其改革和在機構內進行談判，從而尋求建立一個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比較公平合理的經濟秩序。相比之下，冷戰後俄羅斯「放任」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經濟地位的急遽衰落，使美國思想庫認識到大國的衰落對美國的挑戰可能同它們強大時的挑戰一樣大。因此，在對中國的經濟政策的評估上，美國智庫一致對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以及經濟上取得的驚人成就予以高度讚賞，認為開放和繁榮的中國不僅會最好地促進美國的商業利益，而且還會更好地促進美國的更廣泛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而美中貿易關係的最好框架即是世界貿易組織下的面向市場和以規則為基礎的體制。
第四，在臺灣和人權問題上的共識不足以消弭彼此的分歧。在臺灣問題上，中美在以下幾個方面達成共識：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都不希望在台海地區發生戰爭；都主張海峽兩岸進行交流與對話；都希望臺灣經濟保持持續發展；都不希望中美關係因臺灣問題出現大的倒退。但美國智庫也認識到，隨著中國統一大業的日漸推進，美國對中國戰略意圖的疑慮增加，因此，美國政府有必要繼續打「臺灣牌」，從而在實質上推行將臺灣與中國大陸繼續分離的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挑戰的不僅是中國的歷史，亦是挑戰中國的未來。這種根本性的分歧將導致臺灣問題成為中美關係中的主要障礙，甚至可能發展成為兩國關係中的爆炸性問題。人權問題是美國智庫在對華政策上除了經濟之外另一個普遍具有一致性的觀點，美國智庫都認為中美在這個問題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美國將堅持把這個問題談下去，直至有一天，辯論、持異議和宗教自由的充分空間成為一個真正自由的中國社會結構的一部分。但戰略家們也清醒地認識到，中美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和鬥爭還不至於發展成為造成危機的一大誘因。而且，兩國政府現在都在這方面作了表態，認為《世界人權宣言》及其它國際人權文書在促進人權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並重申雙方將致力於促進和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
美國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曾指出，美國在中國有多方面的利益，它們中哪一方面的利益也不能壓倒其他所有方面的利益。冷戰後美國各個時期對外政策目標輕重緩急的重新排序，決定了美國對華政策目標，及其對中美利益的衝突與重合所取的基本立場。實際上，冷戰後的中美關係並不僅僅是消極的，在經過適應和調整後，雖然雙方都坦承彼此有分歧，但同樣兩國也都承認有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的共同利益。可以說，這是美國思想庫對中美關係的最好諫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