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的美國《外交政策》期刊找了全球十六位名人，就二零四零年大未來各自抒發議論。由於該雜誌的立場和議題的設定有著明顯的「美國中心主義」色彩，因而它的議論只能僅供參考。任何一本雜誌找另一群名人，相信會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
不過，該刊由中國學者裴敏欣所撰的短文指出，「中共的長期生存其實已面臨到各種不可阻擋的力量挑戰，再掌權三十五年的機會並不大」，這樣的論點雖然不新，但在中國千瘡百孔各類新舊問題已紛然出現的此刻，卻的確更加讓人怵目驚心。中共何去何從，中國何去何從，的確已到了必須沈重反省的時候了。
社會的封閉保守會造成停滯的穩定，大家在停滯中消極地沉淪。而一旦改革開放的列車啟動，它在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之同時，對統治者也等於是創造著危機和挑戰。人民會因此出現「期望增加的革命」，而統治集團唯有用更大的改革始能解決或緩和所產生的問題。因而人們才會說改革是條不歸路，只有勇往直前。
而回顧過去這一段時間的中國發展，改革開放的確已經收到極大成效，經濟成長的勢頭在可見的未來也不會大幅減緩。因此再過三十五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必會超過日本，穩居全球第二。
但我們焦慮的其實並不是三十五年之後，而是二零零五年的現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共以「改革開放」作為它政權正當性的基礎，收效甚宏；但隨著「改革開放」的常態化，我們看到了貪腐盛行、所得分布嚴重不均，以及國家照顧人民基本職能的荒廢；此外則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日益失衡，新的封建意識又告抬頭，最近甚至還出現在損害言論自由上。無能、貪腐、官員與黑道勾結已成了人們共知的事實。
由這些現象，就抽象價值而言，等於它那種以「改革開放」作為政權正當性的時代已告結束，而它並沒有提出新的正當性。今天中國的富欺窮、強凌弱、官壓民，不就是整個國家，尤其是中共失去了價值正當性所造成的嗎？二零零三年中國發生群體事件五萬八千件，二零零四年就已達七萬四千件，群眾抗爭進入新的階段，這是不容忽視的警訊。
對於現階段的中共何去何從，我們並不認為美國中心主義下的那種「市場改革」或「民主化」有助於改善中國的沉痾。中國當今更迫切需要的，乃是透過「政府再造」帶動「社會再造」，重建社會的合理性，讓整個國家真正走向現代化，讓自由、法治、寬容、說理、公平、格調、現代管理這些元素進入政治與社會中。目前的中國，乃是一個前現代的社會穿上經濟的衣裳，野蠻、粗暴、奢靡、無序、貪瀆乃是它的特性。這樣的社會談民主，其結果可能反而是自我肢解。一個國家的民主化，由歷史經驗的驗證，的確需要許多條件。「政府再造」與「社會再造」，乃為將來中國的民主化，打造走向幸福而非走向災難的基礎。
今天的中國在舊式的體制和觀念上穿上現代經濟的衣裳，其不倫不類的矛盾早已日益無法掩蓋。中國人長期以來皆不恤民命，因而中國勞工每年因為工作意外而死亡的已高達十三萬六千人；由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在一種低度人文關懷的社會裏發展，它對勞工的盤剝，也和西方原始資本主義階段相彷，因而造成今天全中國百分之十最富的人口享有國家財富的百分之四十五，而最窮的百分之十人口，則只享有國家財富百分之一點四；由於貧富失衡，城市人口百分之六十四因付不起醫療費而失診，鄉村的比例更高達七成三。另外，則是過去幾年裡，中國教育費用已漲了二十倍，學生為了求學而做苦力、做娼妓也都早已不是新聞。一個無序的成長體制，缺乏了對人民基本關懷的政府，當前的中國其實是權力和金錢虛無主義挂帥。
因此，我們認為中共已經不必等到三十五年後，今天就已面對著極其嚴重的危機。由於中共本身缺乏反省、缺乏魄力，已讓中國的問題累積到了新的危險程度。這也顯露出，中共無論政黨和政府，已的確到了必須透過現代化再造、重新找回存在的正當性的時候。而政府再造的價值依據，必須是對人的價值之復歸。只有完成價值重建，三十五年後中共無論是否繼續當權，它總會留下一個完整、進步的國家，讓後人繼續繁衍生長。如果今天這種官壓民、富欺窮、強凌弱、有錢人奢侈成風、貧賤者悲憤莫名、知識份子則心情苦澀的情況繼續，別說中共能否繼續掌權，甚至中國能否維持恐怕都值得存疑。
無論任何形態的政體，政黨都只有在和人民有機結合，同時也和世界同步，才有可能找回存在的正當性，而正當性也就是道德性。這對中共誠然是艱苦的任務，但重建正當性的路卻是不可能不走的。
《亞洲週刊》二○○五年第四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