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那頭，是壓抑不住的歡喜，而我，也禁不住衝著電話大喊：「太好了！」
照理說，在採訪對象面前，記者理應保持足夠的理性，永遠不置可否，永遠超然於新聞事件的衝突雙方之外，用行話說，就是記者只採集事實，無須表態，也不能表態。然而對於她的「雙規」，我卻無法不叫好，無法不激動，無法不悲哀。
回憶我十餘年的記者生涯，接觸過的女官員不下十餘位，其中不乏貴為「副省級」的大幹部，但是，她們大多端著一張比男性公僕更為可掬的笑臉，持大智若愚狀，以致於我很難對她們真實的智力水平，形成某種判斷。
然而這位Ｗ秘書長卻完全不同，她不僅擁有過人的心智，而且願意扑在一線、指揮若定地與拆遷戶火拚。對於她的前一個特點，說實話，我是懷有相當敬意的；而她的後一項特徵，卻與我的價值觀完全相悖。
她的個性是如此鮮明、銳利，時常刺激我的大腦，進行反覆的思考；而我，則一定是她在「雙規」前真正「過了兩招」的最後一位記者──我有這份自信。
如果不是由我來記取她被「雙規」前半年（２００５年１月－６月２５日）的二三事，大牆中的她，想必是會感到寂寞的吧。
第一次過招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３日出版的《瞭望東方週刊》刊登了我與同事姚玉潔共同採寫的《紫金山砍樹真相再探》一文。２００５年１月中旬的一天，經過事前的磋商，Ｎ市園林局等５個局（部）的負責人與我和小姚坐到了一起，再次溝通有關情況。
在諾大的會議室裡，在長長的會議桌對面，在那一排十餘人的談話對手當中，市政府副秘書長Ｗ××無疑是思維最為敏捷的一個。
她個頭不高，身材勻稱。精緻的面孔，就像她的談吐所表現出的思維一樣清爽（在這裡，「清爽」是一個中性、稍帶一丁點兒褒意的詞）。
談話的前半段，她是絕對的主講人，她在不知不覺中把話題扯到很遠很遠，如大江之水，滔滔不絕──我據此判斷，她早有決斷，就是要堅決地把會談的時間消耗掉。而她的語速又是較快的那一種，再配以生動親切的表情、自然得體的手勢和懇切真誠的眼神，讓你簡直就不好意思打斷她。她的氣場，就這樣主控著這個約兩百多平方米的會場。
時針很快從１０點，指向１１點３０分。短兵相接的提問根本還沒有展開。怎麼辦？
我故意非常明顯地頻頻扭頭，去看會議室牆上的時鐘──她顯然中招了，密不容針的氣場，陡然鬆弛下來，「啊，時間不早了，唉呀，怎麼都是我一個人在說呀，怎麼樣，國洪，你看……我們的交流，比較充分了吧。下邊這樣好不好，邊吃邊談吧？簡單的工作餐啊。」
我笑了，說：「那當然好了，邊吃邊談啊。不過，有幾個具體的問題，還是在這兒談比較好，我們攤著本子記錄也方便，W秘書長，你看……行不行啊？」
這兩句對話，成為那天上午會談的轉折點。
場上的氣氛有些凝固。她一定覺察出，在長時間溫和的傾聽之餘，我並沒有像她所希望的那樣，喪失方向感和提問的決心。她一定有一些失望，但她幾乎是毫不猶豫地同意了我的提議──果斷、從容而大氣。
接下來的談話，氣氛變了。幾乎全是針尖對麥芒式的。但她在越來越趨於緊張的對話中，總會不時用非常親切、誠懇的口吻大喊：「國洪啊，國洪，你怎麼能這麼理解呢？」「國洪啊，你聽大姐說一句……」那口氣，彷彿我真是和她有幾十年交情的小老弟。在我的記憶中，還從來沒有人這樣親切而頻繁地大聲喊著「國洪」，「國洪」。
按照我提問的習慣，越往後的問題，越是致命性的。時間已接近下午一點了。我拋出了最後一個問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絕對是無解的，她只能低下頭來，承認這個位於紫金山東麓的「政府接待中心」，是一個違法項目：
「《森林法》規定，我國森林共分為五類。紫金山森林屬於特種用途林中的風景林。對於特種用途林中的風景林，《森林法》規定只准進行撫育和更新性質的採伐。請問，為建設東部接待中心而大規模砍伐林木，能算做撫育和更新性質的採伐嗎？」──我穩操勝算，她總不能說，紫金山的森林，不是森林吧。
她答道：「中山陵是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從建陵以來，執行的上位法就是《風景名勝區管理暫行條例》和《南京市中山陵園風景區管理條例》。目前紫金山雖已批准為國家森林公園，但在具體的森林公園規劃完成以前，《森林法》不能作為這裡的執法依據。」
幾句話，講明瞭政策，釐清了沿革，乾淨利索，讓我為之一挫──雖然我知道，在法律上她的解釋並不成立，而且國家林業局也並不認同這一說法。
我緩和下來，半開玩笑地揶揄說：「是不是在W秘書長看來，即使在東部接待中心砍的這些樹，不是撫育和更新性質的採伐，可是，在這次中山陵綜合整治過程中還要新栽很多的樹，因此從整體看，也可以視為是撫育和更新性質的採伐？」──這是地方官員慣常的邏輯，用所謂整體事件的性質，來掩蓋和篡改單個事件的性質。
「國洪啊，你講的太對了！」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口不頓，臉不紅，我沒轍了。只好收拾東西吃飯。
這時，時間已是下午１點，賓主落座，她端著酒杯，逕直走過來，爽朗地說：「我馬上還要開一個會，不能陪國洪老弟了，我們先碰一杯，後會有期！」高腳酒杯裡的半杯紅酒，她一飲而盡，沒吃一口飯菜，步履匆匆而去。
那天晚上，我在小區的院子裡，一圈圈地繞著一幢幢宿舍樓散步，我回憶著上午會談的每一個細節，我發現，我遇到了一個強悍的對手，她有水平，懂政策，敢擔當。但是，我是退無可退的，如果我一側身，放這個強悍的人過去，那麼，那些紫金山黃馬水庫周邊的樹，就將繼續遭到砍伐。如果人被砍了，人可以去上訪，可是樹被砍了，它們怎麼去上訪？
我同時感到一陣徹骨的悲涼。為什麼，為什麼像她這樣一個優秀的人，會站到我的對立面？換句話說，搞規劃出身的她，在專業知識和政策水平上絕對比我強，為什麼她會認同、並死心塌地地拚力而為一個砍掉一片平凡而絕美的森林，新建一個超五星級政府接待中心的計畫？難道那一套用來搪塞我的鬼話，她真的相信嗎？
第二次過招
隨後的幾個月，姚玉潔和我分頭走訪了省建設廳、農林廳、林業局、國土局、東南大學等部門，試圖以如山的鐵證，揭露事件的真相。
這期間，我又試圖暗中瞭解另外一個大事件：中山陵綜合整治拆遷。
這個以中山陵景區整體出新為名目、總投資達數十億元的大項目，須首先完成一個超級大盤的拆遷──對區內３０００多戶居民實施拆遷。政府既出不起錢，又想出政績，只得在拆遷過程中通過損害老百姓的利益，來降低成本。如果不是深入其中，任何人都很難相信，就在這靜謐安詳的紫金山周邊，就在一段段與我們擦肩而過的藍色鐵皮隔離牆後面，甚至就在我們談笑風生、前往梅花山賞梅的途中，一出出悲劇正在上演。
一些拆遷戶家庭，為了擺脫工作單位提出的「不簽字拆遷，就下崗」的糾纏，離了婚（一離婚，就算身為職工的一方簽了字，也無法實施拆遷）。前湖村的農民，找出了建國初的土地徵用證明，想證明自己有權享有與城裡人相同的拆遷政策。在強拆琶琵洲居民圍牆的過程中，一位路過的律師出面制止，被抽耳光。石像路小區拆遷中，為收繳居民拍攝的一盤錄相帶，先後有５人被傳訊。孝陵衛地區南汽集團的一幢宿舍樓，被豎著砸為幾幢孤零零聳立著的碉堡，至今（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９日），還能看到！至今，裡面還住著人！據一位保安透露，每次搞「大行動」，總要配備救護車、滅火器和辣椒水，「拍有人自焚啊」。在幾盤輾轉流傳出來的拆遷錄像光碟中，大批故意不戴帶警號的警察、身著制服的保安、穿白大褂的醫生、救護車、滅火器、擔架歷歷在目，井井有條──而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竟又是 W秘書長揮之不去的身影。
據多方證實，正是這個個頭不高的女人，作為最主要的負責人之一，在組織指揮著中山陵的綜合整治拆遷。那些「胡攪難纏」的「釘子戶」，那些無法推進拆遷的「強烈抗拒地區」，常常由她親自出馬，親臨現場，指揮若定地調集各路人馬，發起一輪輪計畫周密、萬無一失的衝擊，最終，將「釘子戶」 從他們擁有著「土地使用權」的土地上，活生生地拔下來，甩到距離中山門約十公里開外的白水芊城（經濟適用房）去（按照主流媒體的報導，這些拆遷戶是「喜氣洋洋地喬遷了新居」）。
看著那一張張拆遷戶憤怒的臉，流淚的臉，眾情激憤的臉，壓抑憋曲的臉，看著光碟中那只井然有序的拆遷「部隊」，W秘書長的那一張精緻而清爽的臉，總會疊現在我眼前。我相信那些拆遷戶絕不是她的對手，她有水平，懂政策，敢擔當，這種人，一旦橫下一條心做事，在當下的中國，無論對上、還是對下，都是所向無敵的。
４月的一天，我們又與W秘書長一行人圍坐在一起，繼續溝通東部接待中心的事。
「國洪啊，你的稿子看上去很客觀，其實充滿了情緒。」她隨機翻著，讀著，「你看這一段：『在下黃馬水庫北側，原有一個由私人投資興建、規模不大的東部休閑中心，功能僅為餐飲服務，在２００４年的鐘山風景區綜合整治中，已被作為違章建築拆除。』什麼叫被作為違章建築拆除，它的確是違章建築嘛。」
雖然我清楚該怎樣辯解──我又沒有調查它到底是不是違章建築，所以表述為它「被作為違章建築拆除」才較為準確──但是我沒有辯解。
我再次驚訝於她的敏銳。我是靠「文字」吃飯的，而她不是，但她卻在極短時間內發現那一個深埋在客觀敘述中的「針尖」。
會談結束，我送他們一行到樓下，她忽然對我說：「國洪啊，大姐有一件事，有可能要請你幫忙。前湖村拆遷一直很順利，得到了群眾的積極響應。可現在，碰到了一個黑老大，黑得不得了。現在我還沒決定，需要的時候我真要請你幫忙，要在輿論上支持我啊。」
她炯炯有神的眼睛，是那麼誠懇地望著我，那一刻，我真如被五雷轟了頂。天那，從２００３年初我關注、採訪拆遷問題開始，迄今已採訪過省內三起拆遷自焚案，天底下只有拆遷戶受到侵害後、打１１０報警、警方卻接警不出警的理兒，哪有誰敢向政府下「黑手」？說句「到位」的話，政府正愁找不到把柄把你抓起來、清離拆遷現場、拆你家房子呢。
這個被眾多拆遷戶視為「黑手」的女人，竟然，站在我的面前，說她的拆遷遇到「黑老大」！而她炯炯有神的眼睛，竟然又是那樣的坦誠無欺！
我的悲哀
這樣一個優秀的人，這樣一個與我的價值完全相悖的人，被「雙規」了，我無法不叫好，無法不激動，卻也無法不悲哀。
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陰差陽錯之間，她竟然和我、和那些民間環保志願者、和那些力圖保護家園的拆遷戶，擁有了相同、或是相近的價值觀，那將是一件多麼美妙的事啊──我們每每可以聚在一起共商大事，或是像真正的朋友那樣開誠佈公地爭論。她的水平，她的頭腦，她的擔當，都將為維護公共利益所用，她也許甚至會成為一位飛得最高、飛得最遠的維護公共利益的天使呢。
退一步講，就算她受制於她所處的位置，無法和我們擁有相同或相近的價值觀，但如果她能夠堅守作為一個「公民」的底線──都２１世紀了，無論是出於何種堂皇的理由，你總不能強行去拆毀一個公民的私宅；你總不能為了新建一個超五星級的政府接待中心，再去大面積砍伐與公共利益息息相關的森林──我也不會如此地悲哀。
再退一步講，作為一個具有相當專業素養的人，她清楚地知道砍樹與拆遷這兩個大事件，在私地下，究竟販賣的是什麼私貨，但是，她不說。
不說，也就罷了，可是她竟然還要振振有詞地分析給我聽，說它們都是為了滿足公共利益的需要。
她這樣說了，也就罷了，她受制於所處的位置，也許是不得不這麼說，可是她竟然還要用那麼誠懇、有神的目光，坦坦蕩蕩地迎視著我的目光。
我一遍遍回憶她的目光，想從她的目光裡找出那怕一丁點兒內心矛盾的意味，一丁點愧對神明的意味。以她的心智，如果她想在堅定的眼神中揉進那麼一丁點異樣的意味、並準確地傳遞給我，是很簡單的事兒。但是，很遺憾，我只看到了她堅定的信念，雖然我不清楚那究竟是怎樣一種信念；我未能在她的目光裡找一丁點我希望找到的東西──那只是一丁點人性的證明。
雖然我和她交過手，也可以算是做過某種意義上的較量，但遺憾的是，我清楚地知道，肯定不是我，甚至不是那些四處投訴的環保志願者、那些四處上訪的拆遷戶扳倒了她。
她被「雙規」了，我們本能地叫好，但是在她的「觸礁」事件中，我們卻很可能全部都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局外人。
我是不會重複那句「惡有惡報」的鬼話的，因為已「報」之惡，實在只是九牛一毛。我也絕不會說什麼「多行不義，必自斃」的鬼話，如果這句古訓是一句真邏輯，那麼，精明的她，還有那麼多社會的精英，為什麼還會義無返顧地選擇「不義」的道路呢？
我只想在這個消息傳來的時候，享受片刻單純的快樂。這快樂顯得有些無聊和虛妄。因為她的「雙規」，絕不是我的勝利，而僅僅是她的失敗。但是我仍願意不惜顯得有點愚蠢地去享受片刻的快樂。
這種快樂注定是短暫的。我們的憤怒和抗爭，與她的失敗無關──這樣一個事實，很快使我陷入更加無邊無際的沮喪和悲哀。
這不是她個人的悲劇
一個如此精明的人，究竟是因為哪一個環節翻了船呢？
是不是一筆大額的受賄？或是她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得罪了級別更高的官員？或是她宿命般地成了更高層權力鬥爭中、被先行突破的一枚棋子？一切皆有可能，也就不必再去瞎猜。
有一點卻是清楚的，這年頭，對官員經濟犯罪的查處，與其說是天堂的正義在人間的兌現，還不如說是官僚集團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換句話說，在很多情形下，竟是不為大眾所知的官僚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與邪惡攻防，在推動正義的戰車堂皇前行。
我們可以不重過程、只重結果，為這種正義的兌現方式歡呼嗎？
然而，正義戰車的行止，竟是權力鬥爭與邪惡攻防的結果，我們真的應該為這種正義的兌現方式歡呼嗎？
歡呼，還是不歡呼，這個問題也許並不重要，那麼，讓我們換個問題來思考：Ｗ秘書長突遭重創的命運是一種必然嗎？
權力是利器，它既能敲斷公民的脊樑，打折「刁民」的「狗腿」，也能鏟盡當權者心底的天良。尤其是當權力以強制力暴虐於世的時候，當權者很快就會遺忘他作為一個人的底線，更不用說再恪守什麼他作為一個公民的底線了。
當人的底線和公民的底線，均已喪失殆盡，當權者必將淪陷於魔鬼的瘋狂。
然而，這樣一個終點，卻是不為起點所知的。
在Ｗ秘書長風華正茂的當年，當她運轉起精明的大腦、為自己的人生選擇道路時候，她一定認為這是一條陽光燦爛的大道。如此碩大無朋的一個體制。堪稱人類歷史上最為龐大的托拉斯公司。它壟斷著一切真正稀缺的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它操縱著生存空間和評價體系。它供給著金錢、名譽、地位、成就感和榮譽感。它能夠給你一切，同時它又能拿走你的一切。投奔這樣一個偉大的體制，難道不就像投奔全球５００強企業一樣責無旁貸、甚至更為光榮正確嗎？
因此，從起點看，她的選擇也是必然的。
從必然的起點，走向必然的終點，在這一過程中，她有沒有遇到過掙脫必然性束縛的機緣？
當她面對那些阻止砍樹的環保志願者的時候，當她面對那些流離失所的拆遷戶的時候，當她面對我的時候，她難道就不曾用自己精明的大腦想一想：
如果我們是代表著一幫愚鈍朦昧的刁民，那麼，我們又何曾試圖侵佔過別人的利益，又何苦去保護並不直接屬於我們的利益呢？
如果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公共的利益，那麼，站在我們對面的她，又是在代表著誰的利益呢？
如果她代表的也是公共的利益，那麼，又為什麼不能把塞在桌子下邊的利益，擺到桌面上來，卻要用謊言和「不斷完善、補辦的手續」來掩蓋真相呢？
６月３０日１９時，在ＭＳＮ上，我向一位媒體朋友通報了Ｗ秘書長被「雙規」的消息，他迅速回了三個字：「太好了！」
他接著又錄入了一個疑問：「她犯事，會是因為接待中心項目嗎？」
哈哈，看來這位媒體朋友並沒有理解其中的玄機：Ｗ秘書長可能因為一萬件事中的任何一件事被「雙規」，可能因為亞馬遜雨林中一隻蝴蝶翅膀的拍動被「雙規」，但是唯獨不可能因為她曾經代表著她背後的利益，去侵害我們所試圖維護的利益，而被「雙規」。
換句話說，假設日後的判決表明，她真的犯了罪。那麼，她在砍樹和拆遷兩大事件中的所作所為，不僅不會是她的獲罪之「過」，反而將是她的抵罪之「功」。
我因此陷入更加無邊無際的悲涼。
然而，告別悲涼的出路，應該還是有的。
如果我們在今後的生涯中，無意中發現了一個貪官，或是一個酷吏，或是一個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的事件，那麼，讓我們恪守作為一個公民的底線，不遺餘力地去查明、並說出真相。
如果我們這樣做了，那麼也許有一天，當我們相聚的時候，我們都能夠欣慰地說：「我揪出了一個貪官！」「我扳倒了一個酷吏！」
也許我們的努力並不能撼動大局，但是我們至少能告別虛妄的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