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言書的主要觀點是：在當前中國的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已經成為了主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則被削弱和邊緣化了。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許多單位現有的領導權不在共產黨手裡。劉國光在文章中警告說，一些高校的校長、院長，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長助理、還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機構的領導權不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為了證明這個判斷，他還公開點名和不點名地批判了一些受過正規的經濟學訓練的所謂西化色彩很濃的經濟學家。
萬言書的作者並沒有將批判停留在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上。對過去二十多年來馬克思主義的教條逐漸被中國人拋棄的趨勢，他擺出了進行總清算的架勢。他認為，「迷信、崇揚西方發達國家的、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已經逐漸成為中國的意識形態主流」，中國學者們正在「把西方某些學派、某些理論或者西方國家的政策主張奉為教條，向中國思想、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滲透」。他的結論是，鄧小平關於克服「左」的教條主義適當的主要任務的論斷已經過時，現在在思想理論領域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突出的傾向性問題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和傾向正在復甦，並且在頑強地發展蔓延」。顯然，此文的作者想繼承左派理論家胡喬木、鄧力群的衣缽，通過發表這個萬言書，要在中國重新發起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或者一個意識形態的整肅運動。
作為一個長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御用文人，萬言書作者劉國光除了如喪考妣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的式微表示痛心疾首之外，當然也要在文章中對所謂的西方意識形態進行批判。遺憾的是，他的批判卻充分暴露了他的淺薄和對自己批判對象的無知。
例如，他否認在西方經濟學中有純粹的分析工具，堅持所有的經濟學都是意識形態化的階級鬥爭工具。稍微具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只有對經濟學完全無知的人才能說出如此的昏話。經濟學中有不少分支，只是對不同經濟變數之間相互關係的一種客觀描述。最明顯的是計量經濟學，它只是向人們揭示一些政策變數之間的共生或者因果關係。西方的經濟學家並不是經濟政策的決策者，他們只是預測不同的經濟政策可能帶來的不同後果。至於日常的經濟決策，那是政治家們在權衡各種利益關係之後需要做的事情。
劉國光的批判方法與文革中間四人幫等對西方意識形態的批判方法如出一轍。在他們那裡，只要是西方的經濟學，那就一定是代表資產階級的，而且是一個腔調。其實，西方經濟學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有完全不同的學科分工之外，即使是與政府的經濟決策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也有觀點迥然而異的不少學派。劉國光將主張完全的市場競爭和政府作用最小化作為西方經濟學的兩個重要的特徵，這更是荒謬無稽。大家都知道，完全的市場競爭只是一個分析工具，從來沒有一個現代的經濟學家認為世界上存在完全競爭的環境。市場失靈是所有經濟學家們都承認的現象，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是每一個經濟學家都不否認的調整經濟的手段。不僅如此，西方經濟學中，並不是所有的學派都主張政府職能的最小化，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學派至今仍然在不少西方國家佔據重要地位。
劉國光文章的荒謬之處數不勝數。作者本人作為一個既受過中國教育、有受過西方教育的經濟學家，看完劉國光的文章後的確為之汗顏。他的那一點西方經濟學的知識，比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大學聽厲以寧先生四十五分鐘的西方經濟學概論時所收穫的知識多不了多少。顯然，即便要批判西方經濟學，劉國光也不是一個勝任的人選。
問題是，一個知識陳舊的御用文人，為何在這個時候跳將出來，如此氣焰囂張地公開點名指責他人呢？稍微回顧一下劉國光的身份和歷史可能給人們提供一個回答這個問題的線索。劉國光長期以「經濟學家」的身份活躍在中國的官、學兩屆。成為中國官階最高的「經濟學家」，官至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中央候補委員。退休後，仍以社科院特邀顧問的身份四處活動。在他同時代的經濟學家中間，厲以寧、吳敬璉、董輔仁等人在中國經濟的所有制改造、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方面做出了不少貢獻，唯獨這個劉國光以善於跟風著稱。他的最為臭名昭著的傑作是一篇拍黨內保守派大老陳雲馬屁的文章，鼓吹「鳥籠子經濟學」。
正因為劉國光善於對上逢迎的特點，以及他的特殊的官方身份，所以不少人將他的這篇萬言書作為現在北京政權的一個政策風向標。北京有人認為，經濟學家劉國光發出的是一個代表中央政府整肅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信號。如果這種看法被不幸而言中，將預示著中國意識形態的又一個嚴冬的來臨。
(自由亞洲電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