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條6 米寬（應爲兩米多寬）的機耕路快修好後，浙江龍泉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就出動警察警車，呼嘯進入山村，將作爲投資者林樟旺拘禁起來，後來轉爲逮捕，罪名是「非法佔用農用土地」。
目前案子已經進入起訴階段，林樟旺面臨有期徒刑的刑事處罰。
林樟旺真的犯罪了嗎？如果林樟旺真的佔用了一定數量的農用地，或者改變了一定數量農用地的用途，那麼他就是犯罪了。可是他使用的土地不是農用地，而是少量廢地荒地，也沒有改變用途，因爲機耕地的用途仍然屬於農用，同時他只是投資者，而真正使用那裡土地的是姚坑村全體村民，按照合同，使用那些土地的法律手續，也歸姚坑村依法申請辦理。
那麼很明顯的合法行爲，爲什麼被定罪呢？有人推理可能浙江龍泉警方處於利益驅動，需要辦案；有的認爲是當地的受益者，嫉妒投資者未來的收益，爲了本地私利，而利用警方，枉法爭奪利益。
原因應該是多重的。制度的、個人的、文化三個方面的原因，盤根錯節，一起生產了冤枉。
中國社會專制制度的普遍特徵的是：民眾對官府，下級對上級，中央對地方或者地方對中央，都缺少制衡力量。由於民眾對官府，沒有制約的權利，官府則任意妄爲，隨意侵權，不受到任何法律制裁，天長日久，任意欺侮民眾而不用負責的現象則形成了一種鼓勵機制。比如九十年代，安徽北部一個鄉鎮公安、保安，就敢於將一個村民丁作明拘禁到鄉派出所，輪番毆打，極端殘忍，棍棒就打斷了幾根，直到將那個對鄉村幹部亂收費只表示一點異議的正直農民活活打死。
林樟旺案，制度方面的動因也應如此。林樟旺以及他的鄉親們，不享有制約當地官府的權利，無論官府如何傷害他們，他們也不能找到保護的途徑。這樣的制度前提下，作爲農民、居民、國民的林樟旺等，就是地方腐敗勢力的任意統治的物件，地方腐敗勢力可以隨意抓捕我們，可以隨意示意索賄，可以以交保證金或補辦土地使用證爲名，敲詐他們六萬錢財，當然他們也可以釋放他們，總之制度沒有作用，一切聽憑執法者的個人意志。
個人的因素，說的是專制制度下，人們普遍缺少法治觀念，普遍缺少對他們的自由、尊嚴、權利、利益的發自內心的尊重，人際中普遍流行的是拜物利教，將物利至上作爲信仰，也作爲言行之動力，爲了自己的物利趨炎附勢、爾虞我詐、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這樣的人心風氣之下，姚坑村有人爲了自己的利益，即爲了不兌現未來林樟旺的收益權，就暗中破壞利用他人之手，假借法律的名義，迫害林樟旺，也是大有可能的。
文化的因素，這裡說的是專制主義文化下，官僚機構或者個人，普遍侵犯民眾權益而不用負責，逐漸養成了傲慢自大的老爺意識、藐視人權與民權的霸主意識，漸漸這些意識淪落爲一種蔑視民眾的集體無意識，這樣的集體無意識，支配了官府，人人不自覺地相互仿效，以侵犯人權與民權爲能事，而不是爲上帝與民眾服務。
任何真正的宗教，都提倡悔改意識。但是專制主義文化以痞子意識爲內核，背棄天道與人道，逐漸養成惟我獨尊、惟我獨是、拒絕認錯的惡習。這種獨尊拒悔的意識同樣逐漸轉化爲集體無意識，支配了官場風氣。中國大陸官場很少有機構或者個人樂意認錯的，它們或他們很少有悔改意識，因爲老爺和霸主的意識始終是它們或他們的主流意識，由此而明明它們或他們知道自己錯了，也不肯表示悔改和認錯。
我們以爲林樟旺案件中，這種中國大陸官場的獨尊拒悔的集體無意識，造成他們很多主辦這個案件的官員或警官，明明很快發現自己錯了，也不樂意承認錯誤，釋放林樟旺，相反會固執己見，百般編造理由，甚至會說那些批評者是利用林案反黨反政府。專制主義文化之下，人們到處可以見到這樣的事實，即爲了掩蓋一個錯誤，官府或官員繼續犯下更多的錯誤，爲了替一個罪惡辯護，官府或官員會犯下更多的罪惡。
2005年8月20 日於南京東山
－－ 原載《議報》第2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