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秋天，愛因斯坦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但他在那些「正統」的教授們的心目中，乃是一個不安分的「異端」，故而未能留校。在畢業後的這段時間，愛因斯坦為找一份較為穩定的工作而屢屢碰壁。他向德國萊比錫大學的維納教授、奧斯特瓦爾德教授寫信，謀求助教一類的職位，沒能成功。1901年4月12日，他還寫信給荷蘭萊頓大學物理學教授昂尼斯：「尊敬的教授先生，我聽一位朋友說，您那兒有一個助教的位置還空著，恕我冒昧謀求這個職位……」希望也落空了。求職連連受挫，並未影響愛因斯坦樂觀、堅韌的天性，以及對科學的探索。1905年，已在伯爾尼專利局當了小職員的26歲的愛因斯坦，石破天驚地發表了5篇震動世界物理學領域的論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狹義相對論（在此基礎上又於1916年建立廣義相對論），從而改寫了人類科學史。
1911年秋，第一屆索爾雅物理學會議在布魯塞爾召開，與會期間，那位當初拒絕愛因斯坦求職請求的昂尼斯教授滿懷歉意，向愛因斯坦表示了深重的自責：「現在應該由我來給你當助教了！你10年前寄來的那張明信片我還保留著，將來把它送到博物館去，讓後人看看我這個老頭子有多麼糊塗。」
不難識察，昂尼斯教授的道歉和自責是懇切的、真誠的。不問昂尼斯是否將那張非同一般的明信片送到了博物館，僅憑他能夠不怕「坍臺」地說出這番話，就已經很了不起了（正是在這一年，昂尼斯發現了物體的超導現象，引起世界物理學界的關注）。人對事物的認識，人對人的認識，總是有一個過程，有眼不識「千里馬」，也情有可原；其實，昂尼斯也可以裝戇 －－「從未收到過那張求職明信片」－－如果愛因斯坦提起此事的話；再說，畢竟是10年前的事了，沒準兒愛因斯坦本人早忘了（即使沒忘，以愛因斯坦的度量，也未必會提及舊事），你昂尼斯又何苦自討沒趣，挑起舊事。沒有人要求昂尼斯教授這麼做，這是他的自我檢省。以昂尼斯教授的資歷和眼光，不可能不知道：其時，任何的人和事，無論好壞，只要與愛因斯坦的大名聯繫在一起，無異於「載入史冊」，而自我揭「醜」，則難免要遺「醜」萬年。然而，昂尼斯就是昂尼斯，他果敢而無情地自揭其「醜」，真是「傻」得可以。這就是昂尼斯教授的標格。在我看來，這反倒成了昂翁的一個可敬可愛的閃光點。
設想類似的情形發生在中國：那些一度拒絕過「千里馬」的角兒，很可能裝得若無其事；或者會刻意辯解一番，嘆一嘆苦經和自身當時的為難之處；甚或還會有人把自己打扮成伯樂，說是早就發現對方是一匹千里馬了，只是由於……
這其實已不是在下的設想了，現實社會，種種「巧為人」的角色，我們見得還嫌不夠嗎！
從愛因斯坦「求職」到昂尼斯「求責」，筆者悟出了一種人文意義上的「相對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