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老爺我今天要拿劉胡蘭來說說中共的一些事情。
這個念頭起得有些偶然。不久前的一天,翻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的第二冊九年義務教育三、四年制初級中學語文「自讀課本」時,看到了《劉胡蘭慷慨就義》一文。這一看,看出了中共搞的一些馬糞。
凡在語文課本上讀過《劉胡蘭》一文的人都記得,課文中稱,劉胡蘭「犧牲」時的年齡是15週歲。從這本自讀課本文章前括弧裡的註釋得知,該文為延安新華廣播電臺1947年3月的廣播稿。可怪的是,廣播稿裡劉胡蘭犧牲時的年齡與一般課文裡的卻有很大出入,該文稱,「上個月12日,有一個17歲的女共產黨員劉胡蘭,被閻錫山軍隊殺害了。」
本來,該文所說劉胡蘭死時的年齡與課文裡有整整兩歲之差,就讓人感到有貓膩了,其相關的註釋則更加讓人覺得,這是典型的此地無銀三百兩。其注稱:「她1932年出生,犧牲時,週歲15歲,虛歲17歲。」
資料顯示,劉胡蘭準確的出生日期為1932年10月8日,其迷途入夥的日期為1946年6月,死亡日期為1947年2月12日。也即說,劉胡蘭加入中共團夥時,僅有13歲零8個月,被鍘刀鍘死時,才14歲零4個月零2天,離15週歲,還差著整整8個月時間呢。
眾所周知,按習慣演算法,將劉胡蘭死時的年齡說成15週歲,已經是嚴重置常識於不顧了,而那篇當年的新聞廣播稿竟然將劉胡蘭被鍘死時的年齡故意報導成17歲,不僅越加荒誕不經,中共的險惡用心和欲蓋彌彰的卑污手段也因此更加彰顯。而「週歲15歲,虛歲17歲」的註釋更加讓人憤慨。誰個華夏之人不知道,我等所講的虛歲,「虛」的也就是在娘肚子裡坐胎的那十個月時間。十個月算一歲,已經勉強,讓中共這一「虛」,竟然虛出了整整兩歲之多。加上那被故意隱去的八個月時間,劉胡蘭坐胎的時間為兩年零八個月。這樣的胎兒,簡直就是哪吒般的仙種神胎,這豈止是「生的偉大」,簡直就是生的神奇,生的令人瞠目結舌。
司馬昭之心,至此已經昭然若揭了:17歲不是十三四歲,我們可以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地讓她捲入爭權奪利的殘酷戰爭,捲入暴力事件了;可以光明正大、無所顧忌地讓她將人送上斷頭臺,也可以讓人把她送上斷頭臺了。不僅如此,經過我們如此的「拔苗助長」,如此的精心包裝以後,我們甚至還可以將她樹立為十幾億人學習的偶像和榜樣了。
顯而易見,當年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和如今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都意識到了這樣一個問題:一個年僅十三四歲,完全沒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小姑娘,她不僅被拉進了自己的暴力團夥,還因此被自己的敵手鍘了頭,自己對這位本該背著書包上學,賴在媽媽懷裡撒嬌的少女的死亡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是的,中共完全意識到,這就如同教唆未成年人犯罪一樣,教唆犯在這一類案件中,是要負擔主要、甚至是全部責任的。所以,我們在編寫劉胡蘭的故事的時候,一定要採取揚棄的態度,去粗取精、隱惡揚善,以便完全達到我們的目的。
從文字上來看,劉胡蘭當年加入中共團夥,後來為中共團夥賣命,以及臨死的時候還「從容地躺到鍘刀下面,大聲地說:死有什麼可怕的!要殺就由你們吧,我再活17年,也是這個樣子。」這種話、這種情節的真實性,我們不得而知,有一點卻可以肯定,那就是,作者欲通過這段文字來拔高他們要樹的英雄慷慨就義、死得其所的光輝形象。打一個不一定恰當的比方,這就如一個大淫棍說,他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關係,一點強迫手段也沒有用,完全是在那個小姑娘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干了傷天害理的事不僅不感到一絲一毫的不安,還振振有詞,這就是典型的流氓無賴的嘴臉。
正如已經有人指出的那樣,國民黨閻錫山部隊將一個年僅14歲,受人蠱惑、受人唆使的小姑娘用鍘刀鍘死,不僅為道義所不容,也違背了國民黨政府自己頒布實施了十多年的《中華民國刑法》,其暴行慘無人道、駭人聽聞,理當受到天下人最強烈的譴責。但是,探究一下其殺死劉胡蘭的直接誘因,多少可以從中找到一點合法的影子。
當年的廣播稿不知是否故意諱言,反正,裡面沒有其它文章裡介紹劉胡蘭「事跡」的這一段背景文字:1946年12月,雲周西村的反動村長石佩懷,為閻錫山軍隊派糧派款,遞送情報,成為當地一害,劉胡蘭配合武工隊員將其處死。
眾所周知,中華民國作為當時的合法政府,其治下的村長石佩懷為自己的政府做的那些事,一如今日中共政府裡的村主任、村支書催繳農業稅費、搞計畫生育,或向上面匯報情況一樣,是拿了俸祿之後在履行自己最起碼的職責。可怪的是,在同一片國土上,四九年前的村官履行職責,怎麼就成了「反動村長」,怎麼就會「成為當地一害」,合當中共手下的「武裝人員」(中共今天所有媒體對伊拉克、哈馬斯、基地恐怖份子「客觀」、「中性」的稱呼)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就可以「代表祖國」、「代表人民」將其處死,而自己親人的生命財產被中共的村官、鄉官、縣官、省官等冤死、巧取豪奪,胡文海、姜世興等今日之「劉胡蘭』就該被中共的公安抓捕、擊斃,被中共的法院判處極刑?這是他媽的什麼混仗邏輯,這是他媽的什麼黑道是非觀?
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假如劉胡蘭「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而她加入的又是其他黨派、組織,尤其是她加入的是中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法輪功,她又以14歲的少女之手在月黑風高的夜晚處死了中共的村長,那麼,中共一定會像九八年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洪水氾濫一樣,利用好這一求之不得的案例來教育、引導自己的臣民:快來看啊,我們將法輪功定性為邪教,有人還不相信,看看劉胡蘭,一個十三四歲的花季少女,如果不是聽信了歪理邪說,不是走火入魔,她怎麼會成為少女殺手,犯下如此與自己的年齡不相符合的殺人命案!
中共硬樹給自己統治下的少年兒童學習的真假畸形反人性少年英雄可多了,什麼小兵張嘎、潘東子、劉文學、小鐵錘、草原英雄小姐妹、賴寧等等。中共之險惡用心,不外乎是對處於成長中的少年兒童施行偷心換腦術、閹割術,讓他們永遠失去獨立思考能力,失去是非判斷能力,成為「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唯黨首是瞻,無條件恪守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冷血動物或行屍走肉,成為思想上的「太監」。中共的確十分重視對未成年人的宣傳教育,從四九年前的所謂兒童團,到四九年後的少先隊,文革時期的紅小兵、紅衛兵,再到如今的少先隊,其實質都是在培養一個又一個劉胡蘭、潘東子似的人為智障者,心腸冷硬如鐵的無情無義者。劉胡蘭其人其事的有關真相,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中共有關的資料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對自己長輩般的村長也下得了毒手的冷面少女殺手,看到了一個眼見自己的六個鄉親被鍘,也沒有如同齡少女那樣被嚇哭嚇軟在地的鐵石心腸女共黨,看到了一個面對尚有人肉人血沾濡其上的鍘刀,竟然還能「從容地躺到鍘刀下面」的、將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視如草芥來作賤的著魔中邪者。
對於尚無是非判斷能力的少年兒童,這一招是很管用的。本人少兒時代,就因為看了《紅岩》、《小英雄雨來》、《劉胡蘭》、《閃閃的紅星》等,對毛共頂禮膜拜,十二萬分強烈地巴望加入所謂「共青團」、共產黨,以與心目中的「大英雄」們在同一個「組織」而感到莫大的榮幸。甚至狂熱地幻想著也有江姐、劉胡蘭那樣的機會,以便證實自己對「革命事業」的嚮往、對毛共的忠誠。給你樹立一個堂而皇之的所謂奮鬥目標,煽動起你「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仇恨心理,入夥時發下毒誓等等,中共的教育、引導手法,與法西斯,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訓練人肉炸彈的手法,何其相似乃爾!
虧了那本自讀課本,其書名居然就叫《欣賞生命》。如果編者的確是想讓讀者欣賞生命的難得、可貴,那麼,《劉胡蘭慷慨就義》之類的文章,只能與其初衷南轅北轍。正是認識到了劉胡蘭別說女人味,連起碼的人味也不具備,甚至動物趨利避害本能也喪失殆盡的「白璧微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其形象既遠遠地落後於時代,更缺乏對青少年的號召力,近年來,中共的一些媒體「與時俱進」地推出了劉胡蘭救治傷員,劉胡蘭有三次戀愛等極富女人味、人情味的,只有天才知其真偽的「經歷」。
如果劉胡蘭的課本形象是真實的,那麼,她那萬分冷酷、極端變態的性格和信仰已決定了,對父母,她不可能是一個孝順的女兒;對丈夫,她不可能是一個溫柔的妻子;對兒女,她不可能是一個耐心的母親;對同事,她不可能是一個和藹的共事者。我們甚至不難推測,假如她活到了四九年以後,那麼,在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鎮壓六四,摧殘法輪功時,她都會扮演一個偏執狂般的「大義滅親」者,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山西水文縣劉胡蘭紀念館存焉,中共黨魁毛朱鄧江等的「題詞」存焉。中宣部,團中央將該館「命名」為所謂「全國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之一」、「全國青少年教育基地」。希特勒當年垂死掙扎時,曾招募大批兒童扛槍上戰場;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基地組織天天都在訓練大批兒童為自己當人肉炸彈。正如那位設計「人肉炸彈」遊戲的美國青年所說的那樣,自殺炸彈襲擊者只不過是死不足惜的一顆過河卒子。中共之所以要立劉胡蘭這道「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忠義牌坊,就是要自己地盤上千千萬萬個人像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等那樣,為它們打江山、坐江山獻頭顱,當人肉炸彈,塞槍眼。
黨魁們的齷齪目的和險惡用心如此暴露無遺,可悲可嘆的是,中共治下受到挾制、受到愚弄的教育部門、學校、教師,乃至家長,對此卻漠不關心或缺乏清醒認識,他們大多在有意無意、自然不自然之中充當為中共訓練走狗、炮灰的凶手。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對血肉橫飛的人肉炸彈的親人稱,人肉炸彈的名字成了「永垂不朽的東西」;毛共說成為自己犧牲品的劉胡蘭等「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魯迅說 得好:即使是詩人,他出生時的第一聲啼哭,也和常人無異的,決不會就是一首好詩。劉胡蘭當然是父精母血孕育的肉體凡胎,她生的平凡,自不待言。反其生前作為和死時情狀,其死的確可悲可嘆!
工廠、作坊使用童工都是違法的,中共使用政治童工,並導致其悲慘死亡。不僅如此,毛共登基後,竟殘忍地讓劉胡蘭的二妹劉愛蘭在戲劇《劉胡蘭》中扮演其姐,劉胡蘭的繼母胡文秀,在文革中竟被懷疑為出賣劉胡蘭的凶手而受到摧殘。
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中共,你為何不向蒼天懺悔,不向劉胡蘭及其親人謝罪?
2005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