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惟英雄能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
（陳炯明挽孫聯 1925）
六一六事件發生後，孫中山在上海發表了『致黨員書』（報告陳炯明叛變），論及陳炯明時說：
以陳炯明與文之關係而論，相從革命以來，十有餘年。。。及六年亂作，陳炯明來滬相見，自陳悃□，再效馳驅，文遂盡忘前嫌，復與共事。。。此役則敵人以為我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為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具其陰毒凶狠，凡敵人不忍為者，皆為之無恤，此不但國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中山叢書1928， 5：39－48〕
這裡孫中山說他與陳炯明的關係，在民國六年（1917年）南下護法之前，實有「前嫌」，但是他又接著說陳炯明受他「卵翼」十餘年。究竟陳炯明是多年受孫中山「卵翼」，或是後者受前者多年「卵翼」呢？孫陳間又有什麼「前嫌」呢？
從陳炯明的觀點，他和孫中山的關係經過四個階段：（一）從辛亥革命到1917年7月南下護法是『革命同志』的階段；（二）從1917年7月到1921年5月孫中山就任廣州非常大總統時是『精誠合作』的階段；（三）從1921年5月到1922年6月決裂前夕是『分道揚鑣』的階段；（四）六一六事件發生，救孫一命，日後反被誣指為蓄意謀害。〔參考本書「六一六事件真相」〕
(1). 革命同志
這階段包括辛亥革命與二次革命（即兩次討袁）時期，孫陳間可以說是普通革命同志的關係。譬如，以黃興來說，他是炯明在廣州黃花崗起義裡一同冒險犯難的革命夥伴。但是孫中山，對炯明來說，不過是身居海外，一個鬆散革命同盟（同盟會）裡的「名譽」會長。第一次討袁失敗後，孫中山在日本（1913年9月）脫離國民黨，另組『中華革命黨』，到1919年10月才回歸國民黨 [郭廷以1986，2：472注1]。所以，二次革命時期，孫陳根本不屬同一黨籍
上文孫中山提及1917年以前的「前嫌」，實有兩次，是當年眾所周知的事實。第一次是有關廣東都督的問題。1911年底，孫中山乘英國郵船抵港，廣東都督胡漢民（在任不過四十二天）赴港迎接，旋即隨孫北上。臨時議會指責胡漢民「視廣東如敝屣」，棄職不辭而去，並懇請陳炯明接任維持大局。
副都督陳炯明接任代理都督，即積極整理財政，維持紙幣，解散民軍，不到三個月，美國領事便讚美炯明的政績說廣州得到平靜渡日，可以說是一個奇蹟。〔美1264，1912。3。11，廣州〕
孫中山偕胡漢民北上，在南京任臨時大總統僅三個月。1912年4月辭職後，即親攜胡漢民南下，助胡重登都督之位。炯明退避香港，讓胡復職，但心理是難得悅服的。胡復職後，知道他需陳之助，於5月初，派人到港迎接陳回廣州，按照雙方協議來分工合作。胡主持一般行政，陳主持軍事，維持秩序，兼理禁除煙，賭，鬥，盜四害〔廣東辛亥史料1981，419〕
孫陳間（1917年前）的第二次「前嫌」是有關陳炯明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1913年孫中山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新黨章程中，有向孫個人宣誓效忠，打手指模為證的條例。因此，大部分主要的國民黨同志如黃興，譚人鳳，李烈鈞，熊克武，柏文蔚，龔振鵬，白逾桓，劉大同與炯明等均拒絕加入這樣的新黨。
1914年9月7日，孫中山致函葉獨醒，請葉將勸勉炯明和李烈鈞入黨的函件徑為寄發，「以示無私」。函中說：『惟陳等在南洋，近聞頗有自樹一幟之舉，其果能受善言而改悔來歸與否未可知。尊書若由此間寄發，彼等或認為弟所運動指揮，反於效力有損，故不如仍由尊處發寄，示以無私，或可動以誠懇也。茲將陳，李兩君住址抄上』〔國父實錄1988，3：2453〕。
到了1915年8，9月間，炯明自歐洲返回新加坡後，先後接到葉獨醒兩信，即於10月中旬函葉，解釋其不入新黨的理由：
頃得8月20日及9月30日兩書，誦悉一是，具見愛國愛黨之盛心，至為感慰。惟書中所言，不無傳聞之誤，此蓋由道遠情睽，不明真相所致。然黨人未泯，懷挾成見，故為軒輊，亦所不免。弟與中山，本無絲毫意見，其改組新盟，實在去歲，維時居東同志，如黃，李，柏，譚，林，熊諸公，以及各省重要黨人，多半以其章程誓約，有背民黨宗旨，均期期以為不可，未敢盲從。。。。
至章程誓約，應否改良，判諸良心已得，無須贅述，述之反近詆琪。現在國事已急，吾人只求宗旨堅定，切實向革命做去，各盡天職，至將來大功告成，黨事自有一致之日，無須遠慮也。。。炯明啟。〔革獻，48：122〕
這函中所說的「其章程誓約，有背民黨宗旨」，就是指孫中山要黨員向他個人宣誓效忠，及打手指模為證的規條。國民黨於民國元年由同盟會改組為一個公開的政黨，而今孫中山卻要倒行逆施的把它改回為秘密會社式的「新黨」，這對炯明與黃興等一般國民黨老同志是無法可以接受的。
但是，據孫中山的看法，如果不加入他的新黨去革命（討袁），那就是「自樹一幟」來反對他（孫）。所以炯明在覆葉獨醒的函中，特別指出「現在國事已急，吾人只求宗旨堅定，切實向革命做去，至將來大功告成，黨事自有一致之日」。（日後炯明在所著的《中國統一芻議》中，有批評孫中山視革命似「一若版權所有」，而「革命目的，原非排斥異己」之語〔陳炯明1927，120〕）。炯明寫這信時，是10月15日，兩個月後的12月12日，袁世凱便宣布恢復帝制了。
(2). 精誠合作
1917 年5月，北方督軍團變起，黎元洪被迫退位，解散國會。海軍總長程璧光首倡『護法』（即要求恢復國會與黎總統職）[章年譜1979，2：635] 廣東省長朱慶瀾電陳炯明於上海，請陳回粵商議北伐「護法」〔美2685，1917。7。2，廣州〕。7月中，陳遂與孫中山，章炳麟，等乘海軍軍艦南下，號召「護法」。時朱慶瀾與廣東督軍陳炳昆（桂系）不和，8月中，辭職離粵前，委任陳炯明為省長公署親軍司令，陳遂藉此名義收回省長警衛隊二十營（實為年前討袁結束後，改編的共和軍舊部）。
炯明把這二十營警衛隊於1918年1月改編為『援閩護法粵軍』，8月進駐漳州，炯明從此在閩南逗留兩年零四個月，埋首經營『閩南護法區』，等待粵軍回粵。時在廣州的軍政府為桂系所操縱，5月初時，廣州非常國會取消孫中山之大元帥職，代以委員會制，設七政務總裁，孫中山憤然辭職赴滬，24日道經汕頭時，曾到三河壩粵軍前敵總司令部晤陳，商談時局。
當粵軍誓師於廣州東郊時，孫中山曾餞粵軍將領於軍政府，致詞略謂：『軍政府成立數月，毫無進展，經陳總司令竭力經營，使得有此軍隊，即以此軍隊，實行護法，再造共和，實所厚望』〔年譜1957，22〕。孫中山困處上海時，炯明在漳州每月匯大洋一千元，以下有五百元級，及三百元級者，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與居正，戴季陶等俱在內〔莫紀彭 1997，22〕。
這時候，孫中山公開贊成聯省自治（見本書『孫中山與聯省自治』），所以1920年粵軍勝利回粵，逐走桂系，陳炯明於 11月2日返抵廣州，盡忘前嫌，即請孫中山回粵重組軍政府，團結西南，為建立十二省聯省政府的初步計畫。12月8日，上海申報就有廣州軍政府各總裁擬採用美洲合眾國的制度，定名為聯省政府的報導。章炳麟也由上海致電陳炯明，主張軍政府改名為聯省政府〔申1920。12。12〕。
(3). 分道揚鑣
孫中山從離開上海到廣州，於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總統，前後有五個多月。在這一段時期內，他表面上一直申言贊成聯省自治，所以他與陳炯明在這最重要的政見上，似已無異議。但是，孫陳不和，終必決裂的傳說，早已極盛其時。2月中旬，上海《字林西報》駐北京的美籍記者喬柏（Rodney Gilbert）親自南下訪問。他有趣的對孫中山說：『我南下想採訪些有關孫陳發生衝突的新聞資料，可是我失望了！』孫答說：『我很抱歉令你失望。我與陳炯明決裂的傳說，不足置信。我不能否認我們之間有意見不同之處，但是我們能夠避免「講客氣」的惡習，有事便盡量坦白的在會議席上爭論。將來也許有不能解決的重要大事，以致用武，亦未可料。但是目前這些謠言，全是由北方製造出來的』。
喬氏隨後往訪陳炯明，在晤談中，陳對軍政府未表示任何意見，而對於建設廣東為「模範省」，以廣東為推進「聯省自治」運動之核心的計畫，卻暢懷的談了一個小時，仍有餘興未盡之意。〔字林1921。2。16；2。17 附於美3809，1921。2。18，上海〕
孫中山於（1921年）2月中旬便召集留在廣州的國會議員，提出開非常會議，選舉總統的建議。孫的理由是南方選出總統，組織正式政府，可得到列強承認，而分享關稅剩餘，向外發展。當然，他心裏也知道把總裁合議制的軍政府取消，代以總統獨攬大權的「正式政府」，他的行動便可名正言順的，不必再受到其他三總裁（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和陳炯明的衡制了。
當時反對選舉總統的人，除西南各省的領袖外，國民黨要人如吳稚暉〔康白石1978，130〕，蔣介石〔李敖1987，172；康白石1978，28〕等亦都反對；粵軍將領從軍事上的觀點，表示激烈反對（見『陳炯明與粵軍』中『援桂之役』一段）。
陳炯明的意見，則認為此舉將破壞西南團結，孤立廣東的地位，況且舊國會議員在粵者不過二百五六十人，遠不足選舉總統的法定人數。（依總統選舉法，須有兩院議員總數三分之二出席，即五百八十人，方能開總統選舉會）〔李劍農1971，566〕。這樣孫中山自己違法，又怎能口口聲聲喊「護法」，而指斥北方的徐世昌為「非法」總統呢？
北京方面知道孫中山要選舉總統，必圖謀向外發展。遂一面唆使桂省陸（榮廷），陳（炳昆），準備入侵廣東，以先發制人。一面聯絡香港廣州商人，以離間孫陳。3月27日，香港華籍高等立法議員劉鑄伯到廣州與陳炯明晤談了三個小時。根據劉向香港總督的密報，當時北京秘密派遣兩代表，向陳炯明表示願意正式委任陳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之職，並允代付清所欠軍隊的薪餉。條件是陳必須與孫中山脫離關係〔英6649/44， 1921。3。30，香港〕。兩個月後（5月17日），香港總督史塔士（R.E.Stubbs）在其致倫敦外交大臣的密電中說：
立法議員劉鑄伯企圖在廣州和香港籌款，組織「商人公會」，以資助陳炯明。唯一條件是陳必須答應和北京政府合作，與孫中山完全脫離關係。但是陳炯明對於此事，未作任何行動，結果令孫中山成功的選舉了自己做總統。〔英6649/55，1921。5。17，香港〕
留粵的舊國會參眾兩院議員，於4月7日召開緊急聯合會議，即席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總統已選出的消息傳出，輿論嘩然，西南各省之議會，社團紛紛來電錶示反對。孫中山本擬定於（4月）20日就職。粵軍在粵各主要軍官聞訊，以西南大局為重，於14日聯名請求勸告孫暫緩就職，並邀請胡漢民，汪精衛二人代達各軍官意見，又晉謁陳炯明，請勸孫不可遽行就職，聲明若勸告不從，則決定一致驅逐國會〔華字1921。4。18〕。
4月9日香港《華字》社論，認為孫中山選舉總統一舉，全是為對付陳炯明而發，其中一段說：
則吾以為所謂總統選出後之粵局，必將與我粵人良心上之希望，絕對背馳。何以故，以所謂總統，固明明為廣州總統也。質言之，所謂總統之目標在廣州，所謂總統之戰略在廣州，其全副精神，實完全為對付陳炯明而發。。。
彼（指孫中山）蓋以為今日為彼黨之勁敵者，不在北方之徐世昌，尤不在廣西之陸榮廷，而在實迫處此，不主急進，而主緩進之陳炯明。非先去陳，即絕對無復發展之餘地。然去陳固未易言也，一方面既難得軍政府內部之一致，一方面又慮因此惹起輿論之攻擊。惟挾所謂大總統的名義以臨之，大權在握，獨斷獨行，反對黨魁事小，違抗元首則事大。在陳固不能不俯首聽命。
陳炯明為顧全大局，委曲求全，制止粵軍將領妄動，如港督所說，『結果孫中山成功的選舉了自己做總統』，也不幸正如上述社論所預測的，結果陳炯明被迫弄到「違抗元首則事大」的帽子壓在頭上。但是，正如粵軍將領所懼怕的，北方資助的廣西軍隊於6月中旬發動入侵廣東〔美3918，1921。5。20，廣州〕。炯明於6月20日親自督師援桂，四個月後，才勝利班師回粵。
8月中旬，粵軍進駐南寧，孫中山即先後遣派汪精衛，胡漢民，居正，鄒魯等前往南寧，勸使陳炯明率師北伐，不果。10月15日，孫乘兵艦離廣州赴梧州，決計由桂林取道湖南，進兵北伐。25日，孫由梧州乘艦抵南寧，與陳炯明會商。會商結果，炯明答應調遣黃大偉所部三千人隨孫北伐。根據李劍農的敘述，孫在南寧時，曾對陳說：『吾北伐而勝，固勢不能回兩廣；北伐而敗，且尤無顏再回兩廣；兩廣請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並請切實接濟餉械』。〔李劍農1971，569〕
其實，孫中山不但知道陳炯明不贊成北伐，而且也知道廣東省庫空缺，實無法對北伐能「切實接濟餉械」的。援桂之役，粵庫已共支去八百餘萬元。在援桂之前的三月裡，香港華籍立法議員劉鑄伯訪問廣州後，向香港總督史塔士（R.E. Stubbs）報告，說廣東每年稅收總共一千六百萬元；但每年支出需要三千二百萬元。所以入不敷出是百分之一百！〔英6649/44，1921。3。 30，香港〕
至於『毋阻吾北伐』一語，陳炯明於11月下旬，就很坦白的告訴廣州的美，日兩總領事，說他極不贊成孫中山之北伐，但將不阻孫之行動，他也不助孫〔美4167，1921。11。21，廣州〕。
孫中山的北伐軍在桂林滯留六個多月，入湘不成功，遂決計「改道攻贛」，把全部北伐軍回師廣東，再由粵北進攻江西。據他後來向國民黨同志的報告，入湘不成功的原因，全由於陳炯明的阻礙，報告書上說：
其一，文自桂林出師，必經湖南，而陳炯明誘惑湖南當局，多方阻礙，使不得前，其函電均為文所得；其二，諸軍出發以來，以十三旅之中，而行軍費及軍械子彈，從未接濟，滇黔諸軍，受中央直轄者，並火食亦靳而不與，屢次電促，曾不一諾；綜此二者，一為阻我前進，一為絕我歸路。〔李劍農1971，569〕
孫中山這種說法，顯然是藉口用來回師廣東，好對付陳炯明。入湘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湖南嚴守中立，不許孫軍過境。但是湖南當局的「阻礙」孫軍前進，實在用不著陳炯明去「誘惑」的。而且，當時炯明正在廣州埋首建設，施行「地方自治」的工作，樂得孫中山遠征北伐，「阻礙」孫入湘，對廣東沒有好處。其實，當時湖南人民，反對北伐軍入境，比湖南當局尤切。如李烈鈞所說的，「湘省久經兵燹，元氣已頹」〔華字1922。6。28〕，人民苦不堪言，當時吳佩孚的北軍尚駐在岳州，北伐軍一北進，北軍將乘勢南下，湖南復變為戰場。所以北伐軍進入湘桂邊境，當地人民就拒絕接納孫中山從廣州帶去的軍用票，和二角銀毫。而且，正在此時（1922年3月）李烈鈞所轄的一萬七千滇黔軍，幾乎全部隨著唐繼堯返雲南（驅逐顧品珍），李手下的北伐軍，只剩下二千多人〔美4393，1922。4。 24，廣州〕。孫中山因此失掉了一萬多人，也迫不得不改變入湘的計畫，再作他圖。
孫中山突然回粵的消息，實出陳意料之外，也對廣東人的「太平盛世」像打來一個雷霹。據英國總領事的情報，孫到梧州後，給陳「最後通牒」，要陳參加北伐，以及提供五百萬元經費，如果辦不到，陳必須離職。極力鼓動此事者是孫的心腹胡漢民。胡漢民指責陳與吳佩孚和盧永祥勾結，以反對孫和孫的新盟友張作霖。英國總領事又指出，當「最後通牒」到達時，由政府官員組成的代表團赴梧州與孫磋商，獲得「暫時協議」（Modus vivendi）（據香港報紙的報導，這些「政府官員」該是省府政務廳長古應芬，總統府財政次長廖仲愷，及外交次長伍朝樞〔華字1922。4。15〕）。「協議」中指定陳須參加北伐，而廣東省庫交孫控制。這代表團回到廣州後，孫即於4月19日率軍赴肇慶，21日下令免陳本兼各職，任命伍廷芳為代理省長，魏邦平為廣州衛戌司令。（4月22日）晨二時，陳即乘車赴石龍，當日中午一萬軍隊隨往。英國總領事覺得陳突然退讓出走，出其意料之外，因二十四小時前，陳仍十分堅定，但與幕僚商議後，也許感到無法阻止孫之進入廣州。〔英7997/189，1922。4。22，廣州〕
4月21日，廖仲愷，伍朝樞等認為尚有轉圜的希望，力勸陳炯明往肇慶，親向孫中山解釋猜疑。陳已答應，臨行，忽接部下密報，謂肇慶艦上，伏有刺客，企圖謀害。陳知已無協商餘地，雖尚有軍隊一萬人，但不願「同室操戈，糜爛桑梓」，遂於即晚（22日晨二時）赴石龍，轉往惠州。〔年譜1957，29；美4393，1922。4。24，廣州；美4576， 1922。6。22，廣州〕
港粵輿論，紛紛為陳抱不平。例如，吧城華僑李懷慶等於6月1日給孫中山一封公開信，請求孫退讓，由陳炯明回廣州，維持粵省治安，再圖救國大計，言極中肯：
自粵軍返粵，以至援桂成功，不知擲幾許壯士頭臚，耗費吾民幾多膏血，方造成此西南局面。乃不意先生誤信宵小之言，為一般卑鄙齷齪，無聊無賴之政客，攘奪位置權利。始則阻唐聯帥回滇，繼則拋棄桂省，率軍回粵，驅陳省長下野，先生之任性妄為，真令人夢想不到者矣。
唐為滇黔主要，陳為兩粵中堅，西南之柱石，先生之股肱也。先生侈談北伐，乃自斬其手足，雖匹夫匹婦之愚，未有如先生之甚。。。。先生自忖以廣東半省之兵，能否敵曹吳數省之眾，不觀奉張之入關乎？其始吳氏處處佯敗，節節退卻，誘張氏深入重地，而後四麵包圍，十萬奉軍，竟一敗而不可復振。先生扎大營於韶關，前鋒已攻入贛境，恐曹吳之戰略，又將以待奉張者待先生也。先生雖不為自力惜，當為吾粵健兒惜也。
總之，西南大好局面，經先生拒唐逐陳，不可挽救矣。吾愛先生，正為先生計，宜速電退職，請回陳省長，維持粵省治安，徐圖救國大計，則先生仍不失為識時之俊傑，愛國之偉人，四萬萬民眾當為先生曲諒也。〔華字1922。6。16〕
（1922年）5月中，孫中山改變以前強硬的態度，給陳炯明的電信中，多用懇摯之詞，並派遣汪精衛，居正，程潛等多人到惠州勸駕，請出山北伐，陳均婉拒之。
〔群報1922。5。24；轉載於汕尾人物1994，5：466〕在覆孫之一電文中，陳曾感慨的說：『乃知所謂革命之結果如此，重累吾民矣。今奉孫公愛我，俾遂初服，慰奉何極』〔華字1922。5。4〕。陳對居正解釋他當時對北伐的態度：
我（競存）的意見，重要只有兩層：第一，我（競存）對於北伐，始終主張積極進行，惟方法上與總統〔指孫中山〕稍有出入。我（競存）以為用兵與政治當並重，故主張於未來局面政治上重要條件，當先與北方之可以言而有力者先為協定，然後用兵，否則貿然用兵，而無具體的目的，縱然軍事勝利，而在政治上終無結果。我（競存）意即在對於一定之目的用兵，並且以政治的方法促進用兵，決非舍用兵而單講政治也。而外間不察，乃謂我（競存）反對北伐，殊屬誤會。第二，我（競存）以為粵軍總司令部不可撤廢。。。。。〔上海《民國日報》1922。5。11；轉載陳炯明集1998，下：861〕
可注意的是炯明認為孫中山在1924年改組國民黨前的北伐，是沒有『政治目的』，僅為個人或一黨一派爭權奪利的武裝行動。換句話說，以孫中山來代替黎元洪或曹錕為大總統，對陳炯明來說，不是政治『目的』，以聯邦制來代替中央集權，那才是炯明最終的政治目的。
(4). 救孫一命的後果
陳炯明在六一六事件前後，一直對孫節節退讓，不許部下妄動，本書已有敘述（參考「陳炯明與六一六事件」）。救孫一命，日後反被誣指為蓄意謀殺，這是什麼緣故呢？
1922 年8月孫中山回抵上海，發表『護法總統宣言』，說陳炯明於6月15日出駐石龍，嗾使粵軍第二師至夜發難放火，而燒政府，『欲陷予於絕地』，又說粵軍軍隊搶劫省城及各地，而蹂躪人民之生命財產。復引咎自責，謂使人民蒙此慘禍，實由於用人之誤。〔順天1922。8。17〕〕
上海《中華新報》對孫當時的態度，曾作一段分析：
孫氏左右有二種潮流，一為孫洪伊之聯直主義，其理由謂目下孫氏之敵，寧在西南，即唐繼堯，趙恆惕，熊克武等，皆可認為反對黨，如陳炯明尤為最新之仇敵。故擬乘曹錕，吳佩孚向孫表示好意之際，與之握手，另開一新局面。。。至反對『聯省自治』一點，孫中山與吳佩孚之思想，頗為一致。。。
其二則為張繼等之革命派論，謂必須推倒北洋直系，解放長江一帶之人民，故西南諸省縱屬可憎，而陳炯明以外，必不可目為敵人。。。故於『聯省自治』，非謂全然反對也。惟其困難之點，陳炯明亦標榜『聯省自治』，陳為彼等不可不去之人物故也。〔轉載順天 1922。8。17〕
這段分析，極為準確。孫中山在其宣言中，就把六一六事件，全歸咎於陳炯明個人身上，而對『聯省自治』則認為是軍閥盤踞式的自治，表示反對。這樣，把『叛孫，叛黨，叛國』的帽子壓在陳炯明的頭上，連帶的把陳所標榜的『聯省自治』也壓制下去了！
(5). 結語
孫陳間恩怨的根源，不在個人感情上的關係，而是在政見上的異同。他們不是冒險犯難，出入生死的革命同志，實在說不出什麼私人間的恩怨。 從孫中山的觀點，正如李劍農所說的，『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員，能受他們的黨魁列寧的指揮，中國國民黨卻不能由中山指揮如意，並且生出陳炯明這種叛徒來』。 從陳炯明的觀點，正如他覆吳稚暉信中說：『我的毛病雖可跟人走路，但不能閉起眼睛而瞑索以行。若灼知所行之非路，必明以相告。告而不聽，讓其試驗，不加反對可也。勉從其強拉同入迷路，每每不肯遷就，以此之故，適與孫先生自信為識途，強拉人瞑行，而又不容人獻替者，恰恰相反』〔年譜1957，47〕。
孫陳決裂後，炯明退居粵東兩年多，一直抱著消極態度，不跟孫走路，讓其試驗，不加反對，也不宣揚他為什麼與孫決裂的理由，連章炳麟也引起誤會，章於1922年8 月27日給熊克武信裡說：『競存既已通吳（佩孚），中山亦受曹（錕）氏運動』〔章年譜 1979，649〕。 到了1924年底，港報對孫陳的複合與陳的態度，就有下面評語：
孫陳調和。。。但徹底觀察，要有數疑點:(1) 陳孫政見上，性質上到底未必能合作。(2)孫文之黨治主義，能否適合於今日之中國。(3)孫文及其黨徒，是否確能救國。(4)孫文在粵自稱非常總統，自稱海陸軍大元帥，及其殘民以逞，是否可逃國法及公論之制裁。故吾以為競存有志救國，自當異軍特起，堂堂正正，以最鮮明之旗幟，與孫氏對抗，不當以曖昧態度，致惹引起天下之疑慮。〔華字 1924。11。6，7，8〕
孫陳恩怨的後果，梁冰弦曾感嘆的說：『識者都認定孫陳和則兩利，分則兩傷，後此偏偏大分特分，這也許是中國的運氣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