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這樣的問題決不是閑著無聊來打發時間。除非等到某一天中國領導人直截了當地對這兩個問題說「不」，共產黨手上的血跡才有可能洗去，共產黨的合法性才不會那麼千瘡百孔。許多中國人不接受共產黨統治，正是因為共產黨否認它過去的罪惡，至今依然對他們的殘暴歷史毫無歉意。
這也是中國存在著臺灣「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共產黨堅持說，作中國人就是要接受共產黨一黨專政這一政治現實。許多臺灣人認為，如果做中國人就表示要接受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胡作非為的話，與其蒙受由此帶來的恥辱，不如乾脆就否定自己是「中國」人。
香港最近有一份民調發現70%的香港人以自己的中國血統為榮，但是，有同樣比例的人為大陸政府的作為而感到羞恥。他們對北京政府傳達的信息很清楚：我們的種族血緣，不是由任何政黨下定義；我們也不能認同共產黨的一些霸道野蠻行為。在香港人眼裡，界定共產黨政府行為的象徵事件是1989年的6月4日共產黨對學生打開殺戒。
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寫著這樣的文字：「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 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這些話語至今仍被奉為圭臬。
毛澤東有多「正確」？
國際上廣為人知的暢銷書《鴻》的作者張戎在其極具震撼力的新著《毛：鮮為人知的故事》中，以觸目驚心的新資料，無可置疑證明毛澤東是一個殘暴的偽君子：他視人命如草芥，對人民的苦難無動於衷，其殘暴冷酷比斯大林和希特勒有過之而無不及。張戎詳列毛澤東的所謂「正確實踐」，其寡廉鮮恥和嗜血無情，令人觫然。以下只是幾個例子：
1930年代，毛在他控制的「蘇區」榨取貧苦農民所有財產以資助共產運動。許多「反革命」家庭被掃地出門，趕進牛棚，以便徵用他們少得可憐的財產。
抗日戰爭期間，毛藏在延安窯洞裡，發動整風內鬥，清除異己，從而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以農村小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領袖集團，確立了自己絕對的領導權威。不抗日的毛澤東又怎會搖身一變取得抗戰勝利？
1949年國民政府垮臺後，毛的「新中國」成立。他迫不及待地發動另一場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殺人運動，並訓斥某一個省份「心慈手軟，殺得不夠。」
殺掉「階級敵人」不是他唯一目的。毛要儘可能多的人目睹那恐怖的場面，以使人民服服帖帖。他在1951年指出,「許多地方不敢大張旗鼓地大規模殺掉反革命分子。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50年代初，北京有數以百萬計的居民被命令出席多達3萬多場的公審反革命大會。1950和1951年，估計有3百萬人被處決，虐待和自殺。
大批中國人被送進勞改營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以「改造」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和習慣。在毛統治時期，每年，都有大約1千萬此類勞改犯存在。據估計，毛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勞改營。
在聲名狼藉的超英趕美大躍進期間（1958-61），近3千8百萬人死於飢餓和勞累過度。對此，毛的反應是：「推行所有這些計畫，中國人可能死一半。如果不是一半，可有1/3，或者1/10：那就是5千萬人。死人的事不要怪我。」
為了報復那些反對他的瘋狂計畫的人，毛髮動文化大革命 （1966-76）。結果，再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死於非命。
毛還下令全國「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結果，他的紅衛兵毀掉了全國的古書，無價的古董和碑刻，以及西藏幾乎所有寺廟。
粗略一算，在毛澤東和他的黨吹噓為豐功偉績的新中國成立之後，至少有7千萬人死亡。
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他對毛深深鞠了個躬，為日本入侵中國帶來的苦難致歉。毛的回答是：「不必道歉。我們應該感謝你們才對。沒有皇軍的侵略，我們共產黨不能打勝國民黨」。
後毛時代的「新新中國」林立著摩天大廈、密佈著現代化的高速公路，氾濫著無拘無束的資本主義經濟。這個「新新中國」到底如何呢？現時並不像初看上去那麼讓人目眩。中國的窗口城市上海國民生產人均收入仍然是3千美元，只是臺灣和香港的零頭。共產黨的苛政把這座20世紀初亞洲最先進的城市變成了當今繁華的世界裡鮮有人去關注的窮鄉僻壤。
中國共產黨統治者必須正視歷史，拋棄毛和共產黨的遺產。中國需要制定一部體現真民主的新憲法。
中國人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已經等待了很久。一邊貼著共產主義的假標籤，一邊在恢復資本主義經濟，一邊還蠻不講理地說毛的功過是三七開，這正是今天的中國道德墮落的禍根。這就像是納粹黨還當權，現在的德國頭目們宣稱希特勒只有3分錯。中國人有理由過得更好，中國人也需要過得更好，這樣才對得起一度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
邵新明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
──轉自《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