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4日，民生人壽的「民生企業家全家福綜合意外傷害保險」正式進入北京、上海市場，引人矚目的是，這個保險第一次
在京滬兩地提供了綁架醫療救援服務。
在此之前，全國各地已經有眾多類似的保險，其針對的是中國富人越來越多面臨的綁架勒索和內心的不安全感。
企業家之父十次被綁
吳金勇（化名）在今年5月為其父親投了「綁架險」，雖然家境富裕，但是這位鄉鎮企業家還是經不住多次受到家人遭綁架的困擾。
吳金勇的父親吳華（化名）由於老年痴呆，已經在獨自外出時被匪徒綁架多達十次。「每次都要花個10萬8萬，好多綁匪都知道了這個規律，防不勝防，我們沒有辦法，有時候只能把老人鎖在家裡」，吳金勇對此非常無奈。
吳金勇的一位鄰居分析說，吳家生活鋪張，家裡買了兩輛奔馳，經常招搖過市，房子又蓋得甚為豪華，佔地面積甚大，因此很自然地成為當地綁匪的一個目標，再加上吳華老人本身有點痴呆，沒有抵抗能力，也很難回憶起自己被綁的場景，追蹤凶手的難度因此加大不少。
吳的另一位鄰居則分析說，吳金勇本人是做生意的，社會關係複雜，有一些仇家也是在所難免，這加劇了其家人被綁架的可能性。
社會冷對富人遭災
其實，在吳金勇所處的這座城市裡，綁架並不是一個讓人陌生的名詞。吳金勇的熟人，一個開鞋廠的老闆，其兒子也曾經被匪徒綁架，並被勒索30萬元人民幣。
據一位知情人士回憶，當時綁匪放出話來，認為該老闆的錢多來路不明，不義之財甚多，所以他們這麼做是所謂「劫富濟貧」。
「奇怪的是，當時社會的輿論並沒有偏向受害者，許多人抱著看熱鬧的心態關注這件事情。」在這位人士看來，整個社會對於富人有著一種複雜的心態：一方面，富人由於自身地位的緣故，肯定會成為人們談論的焦點，在社會上擁有較大的名氣，許多人談論他們時也是一副羨慕的表情；但另一方面，富人獲得的支持並沒有與他們的名氣成正比，由於許多富人平常飛揚跋扈，再加上財富「來路神秘」，所以當遭遇困難時，很難獲得別人的同情。
不是簡單的「仇富心理」
事實上，綁架已經成為中國富人面對的一大威脅。據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局長何挺透露，2004年全國綁架案立案3863起，綁架對象主要是比較富裕的企業家、名人以及家境富裕的中小學生。
根據全國各地發生的綁架案件分析，警方總結出綁架案件的一系列特點：一是侵害目標明確，集中指向了個體老闆、企業負責人等可以勒索到錢財的人員；二是從侵害對象看，被綁架勒索的人員主要是富人們的子女、兄弟等直系親屬，也有綁架本人的；三是贖金數額越來越大，索要的贖金少則幾萬，多則幾十萬、上百萬甚至數百萬元。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表示，綁架富人案增多的現象應該綜合分析，從社會學角度講，與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有很大關係。夏學鑾說：「犯罪者中有一部分被稱做『絕對剝奪的人』，他們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生活過不下去才去鋌而走險，而不是所謂的『仇富心理』。所以，在社會加強教育、協調貧富關係的同時，政府也應制定公平、正義的社會分配政策，解決不平等問題，縮小貧富差距。」
新富「防身術」
不安全感之下的中國富人正在尋求對策，他們通過各種手段，讓自己生活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中，有些人則準備將自己的財產向國外轉移。
物色「武林高手」
私企老闆王豐富（化名）行事低調，但是他仍然選擇了郊區的別墅區作為自己的居住地。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各個城市的富人區已經小有規模，中國富人企圖通過學習國外的分區居住，來讓自己獲得一個比較安全的環境，但具有諷刺意外的是，這種分區居住的方式，也使得這些人的財富暴露無遺，進而成為許多不法份子覬覦之處。
於是，富人們又開始想別的辦法，給自己增加許多安保措施，社區的保安不必說了，許多家庭還安裝了紅外防盜系統，而自己的孩子更是常年需要大人護送上學。近年來，私人保鏢又成為富人們的一個選擇。
在社會仇富心態越發浮現的今天，王峰毅然選擇了聘請保鏢。在廣州做生意的王峰告訴記者：「我的許多朋友都聘請私人保鏢，因為現在社會太不安全，而且很多人一請就是幾個，老婆需要保護，兒子需要保護，父母同樣需要保護，一個保鏢每月投資幾千元，還是非常划得來的。」
近年來，沿海一帶城市的保鏢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面，以至於一些中介機構不得不四處物色「武林高手」和退役軍人。
據業內人士稱：在廣東，活躍著一批大多以司機、秘書的身份出現在老闆身邊的私人保鏢，據估計，僅廣州保鏢人數就不少於5000人（也有一說為1000 人）。那些聘請保鏢者多是文藝界名人、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成功人士，其中尤以外資、獨資和三資企業的老闆居多。在深圳等地，以不同名義開辦服務公司，培訓、提供私人保鏢等已成為公開的秘密。
一位不具名的法律專家分析保鏢行業紅火的時候說：「社會轉軌時期的社會治安狀況比任何階段都複雜，社會治安形勢嚴峻一直是困擾我國社會秩序與社會穩定的一大問題。由於財力警力有限，這注定了在現階段和將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國家不可能同時兼顧公共安全和個體人身財產安全與保護。而公共安全存在缺陷，在客觀上則為私人保鏢的出現創造了必要的需求關係並提供了足夠生存空間。而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公民個人聘請私人保鏢其實是克服公共安全缺陷的不得已舉措。」
富豪外移
清華大學社會學者李強注意到了富人階層的不安全感，「他們往往存在『外移』傾向，把家人送到國外去，把資產往外移。按道理說，他們應該是體制的最大支持者，但事實上卻不是如此」。
私企老闆吳金勇正在做李強教授所說的事情。2003年，他將自己的妻子和小女兒移民加拿大，並通過香港的渠道逐步轉移自己的資產，他告訴記者，自己由於只能在國內賺錢，所以很難到國外去，但是除了先期抵達加拿大的親屬外，自己兩個正在上大學的孩子也將被送到國外讀書。「等他們在國外安穩下來以後，我就可以將這邊的生意放一放，一起出國，人這一輩子總不能一直為錢奔波吧。」
在記者的採訪中，許多私營企業家都抱怨國內的私有財產保護不力，但是另外一些社會學家則指出，許多私企老闆的錢本身來路不明，一些財富是通過掠奪他人的私有財產而來，所以他們要求保護私有財產的呼聲有時候顯得異常滑稽。
中高收入人群最缺乏安全感
評估中國各個社會階層的安全感目前已經成為一些調查公司的新項目，據北京零點公司的最新調查顯示，中國社會上安全感最低的並非最高收入或最低收入人士，而是中等偏上收入的一群。
調查中發現，藍領、農民工等低收入人群社會安全感反倒最高，高收入人群對社會治安的評價也較高，對此，該公司的資深調查員袁岳解釋說：「收入處在中等偏上的人群比較尷尬，他們有一定經濟實力，但又不足以像高收入人群一樣處在一個比較安全的環境裡。」相反，高收入人群有錢，居住的地方安全；低收入人群沒什麼錢，很少會受到犯罪份子的侵襲。
但是鞋業界老闆王豐富（化名）很不認同這種觀點，他認為，較高的社會地位並沒有給他帶來安全感，相反，他的住宅現在越來越像一個「城堡」，保安設施應有盡有，但也讓人覺得非常憋悶。
王豐富對記者說，富人們雖然坐享「先富起來」的種種好處，但是同樣需要面對許多令人恐懼的現實。他最為印象深刻的是幾年前發生在福建晉江的一起謀殺案。
那一年，晉江當地的安海恆安集團副總裁吳世界及其妻謝秀前，女兒吳淑芬、吳冬紅一家四口在家中被害，當時，檢察機關起訴凶手吳鴻科的罪名是搶劫罪、故意殺人罪。根據吳鴻科的口供，他的殺人動機是為了錢，他進入該副總裁的宅院後，劫走2000元及一條白金項鏈（價值500元）後，又從門後櫃子上劫走黃金飾品 「金雙喜」「金老鼠」各1塊（價值3395元）。
王豐富說他當時是坐在電視機前看完整個案件報導的。他對記者形容說，當時手心裏滲出了許多汗水。這位民營企業家擔心自己有一天也會遭此厄運。
王豐富告訴記者，他並不是在憑空想像，而是確確實實有危機感，這位老闆位於某市別墅區的房子已經裝上了電網，此前，這幢房子已經數次遭遇小偷光顧，盜賊甚至毒死了王豐富的一隻牧羊犬。
「當我看到死去的牧羊犬時，心裏感到很緊張，你很難想像當時我的心境。」王豐富如此對記者說。在恆安案後，王豐富一改過去攀比的生活作風，低調做人，並且告誡兩位在北京上學的子女，平時一定要表現得樸素一些，不要引起別人的注意。
在中國富人瘋狂消費奢侈品的舉動越來越引起世界關注的同時，許多人開始重回低調的生活，這實際上一直以來都是中國人的傳統。「這幾年的中國社會的風氣是財富和名氣互相推動，所以許多企業家也忙於推銷自己，為自己的公司打廣告。但我現在覺得不能這樣，我還是應該低調行事。這才是中國的傳統，經過了那麼多年的檢驗，這樣的經驗應該有合理的地方。」一位私企老闆號稱自己的公司雖然需要名氣來推動發展，但是他仍然要選擇低調，因為畢竟「財富不是生活的全部」。
「各個階層都正在重新評估自身的安全指數」，北大社會學者熊平認為，在醫療、住房和教育改革後，處於富人階層和平民階層的不安全感均顯著增加，「富人的不安全感來自未經認同的權力和巨額的不確定財產，平民的不安全感則來自教育與生存」，「而這兩種不安全感的碰撞會誘發罪案和讓危險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