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衝突雖然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有明顯的共同點，那就是政府和民眾的利益發生了衝突。中國北京的獨立分析人士周國強說，如今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其實就是在為產生毛澤東這樣的人物創造環境。
記者：最近幾天，中國各地出現了至少三起群體性事件，而且在廣東的事件好像還鬧的挺大的，地方政府出動了上千名警察來強征農民的土地。首先請問一下楊銀波先生，您覺得地方政府官員到底為什麼能夠做出這種事情來呢？這在一般人看來好像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為什麼他們能夠做出來呢？
楊銀波：廣東、南海這個地方其實離我現在住的地方非常近，他們的前因後果以及發展過程我都非常清楚。兩年以前南海這個地方，當時就有很多人跑到北京去，反覆的上訪。
記者：就是說他們兩年前已經就這個土地問題鬧過了？
楊銀波：對。他們的一個主要的問題，還是土地權益的問題。
記者：您覺得南海這個事情之所以鬧的這麼大，官民對立這麼嚴重，到底是誰的過錯？
楊銀波：我覺得這是一個行政上的不作為，加上比不作為更嚴重的是官民之間的矛盾。
記者：您講的行政上的不作為是什麼意思？
楊銀波：行政上的不作為就是說，他在發現問題的時候沒有把問題在初級階段就解決掉，而是等到矛盾激化的程度。那些人反覆上訪，反覆上訪都無用；對當地的公檢法也強烈的不信任；再一個他們自己也沒有自己的代言人，那麼大的問題，律師是不敢動的。
記者：周國強先生，剛才楊銀波先生說到政府行政上的不作為，您覺得為什麼政府在行政上會發生這種不作為呢？
周國強：我認為這裡面存在著一些利益驅動的問題，說是行政不作為恐怕還是拐了彎了，警察都出動了，能稱它是行政不作為嗎？現在存在的問題就是：政府利用國家公器，為利益者勾結起來，對民眾進行掠奪，這裡面如果沒有他的利益，他憑什麼要這樣做？
記者：但是你不能光顧自己的利益呀？現在政府大講清明啊、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啊，政府的所作所為也不能差得太遠吧？
周國強：這個幹部不是選的，他不用討好選民的，他在任上無非是兩個：一個是政績好，他可以往上提升；再一個就是錢。你舉的這三件事情，還有一個事情你沒有說，就是河北定州村民遇襲，襲擊人員組織了幾百個小流氓拿著槍攻打農民。
記者：也是政府出動這個…
楊銀波：對對對，有點像一場大屠殺。
周國強：而且官民對峙達五十天之久，到現在都沒有解決。
記者：楊銀波先生，剛才周國強先生說的，其實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置農民的利益於不顧，您覺得這根本關鍵是在這兒嗎？
楊銀波：我同意剛才周先生講的部分的東西。這個就是一個潛規則，狼要吃羊呀或者羊要吃草啊。
記者：您說這種事情中國有沒有法律？難道沒有法嗎？怎麼能做出這種事情來呢？
楊銀波：周先生剛才其實已經提到一個根源性的東西：幹部不是民選的。法律究竟如何去普及實行，地方的矛盾和中央的矛盾，省與省之間的矛盾、政府和民間之間的矛盾，加上現在勞資矛盾，構成這麼多比較大的、比較粗的幾個矛盾，這些矛盾要如何去解決？我覺得確實需要一個民間的談判力。
記者：也就是說弱勢群體像農民，應該有他們的發言權，應該有他們的代言人，應該有他們發言的渠道，是不是？各地政府都有信訪部門，像這個信訪部門起不了什麼作用，是吧？
楊銀波：不能夠寄望於這些，真正社會治理要講究的是一個政府、非政府以及市場這三者之間的結合。尤其是非政府組織NGO，以及農民自己的維權組織，現在在任何國家都是非常正常的，這是一個公民社會應該具有的，可以說是政府和市場無法取代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我的一些朋友也是非政府組織裡面的人，但是做起來遇到了很多麻煩。
記者：有的分析人士就說：中國在2010年前後進入危機時期，也就是說，像這種群體性事件會愈來愈多。
楊銀波：這是肯定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政府和民間之間的矛盾，過去一直以來就有，到現在是一個持續的高峰期，到將來可能會進入顛峰期。
記者：共產黨是很講究「穩定」的，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社會的穩定無從談起啊，是不是？
楊銀波：對，所以要期盼一個社會公正。
周國強：共產黨說是說「穩定」啦，實際上是在製造不穩定，就是它今天這種作法阿，它是為中國再出個毛澤東在製造機會、在製造一個環境，早晚要導向一個民眾造反的局面。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