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後，它更似乎隱沒於社會生活的底層，一度「消失」，從而遮蔽了只有從這個角度去審視，才能解釋清楚的諸多社會、文化、歷史現象。
遊民，來自農民，但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它是被拋出士農工商諸固定職業之外而形成的社會「邊緣」群體。無數知識份子也可歸於門下，稱做「遊民知識份子」，像劉邦、朱元璋、毛澤東等。
早年，這些人朝不保夕，輕生忘死，追求「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直至有朝一日能夠「發跡變泰」的逍遙生活。因此，「有奶便是娘」成為他們生活的原則，無法無天的自由，使他們心往神醉。一旦真的被組織起來，「忠義堂上的交椅卻不容有絲毫差池」－－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起義、戰火雖然連連不斷，但社會性質基本上一直不變的深層緣故。不難理解，他們信奉的「出門靠朋友」的價值觀，是極其功利的，口頭上講的是「義氣」，實際上「崇拜」的也是「義氣千秋」的關羽。
中國民間，可以無孔子，卻不能少掉關羽。即使移居海外的人，帶向世界的，也多關羽，而非孔子。《三國》《水滸》以及當代作家金庸的每一部武俠小說，無一不說的是這種意義上的「義氣」的「江湖」生活。
明眼人都能注意到，這裡的「義」與正統儒家所說的「義」不同。
在儒家那裡「義」和「利」相互對立，是一種價值理性；遊民（俠客）的「義」「利」則緊緊相系，「義」的本質就是要對「我」有用，崇拜的對象也許不是「資本」，卻少不了「權勢」。
中國的官本位傳統，就這樣得到了延續與強固，至今還是一個「活著的傳統」。至於代表「主流」的儒家傳統，也不像士大夫們宣稱的那樣「美妙」「仁義」，因為，政治上我們於秦時建立中央集權，君主官僚專制自此歷兩千餘年而不壞，其特色是無階級，它的官僚政治，非為政治操作的技術方面存在，而是一種社會體制，政府權力全都握於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侵奪普通公民的自由。
這樣，官僚就把政府措施看作是自己圖謀利益的勾當，做官就是發財，「做大官發大財，做小官發小財，甚至沒有取得官階官銜，而在鄉村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何一個機會發混財」。
因此，皇權和官僚是壓迫階層，一部二十四史，「實是一部貪污史」。
所謂「官逼民反」的「官」，就不應理解為某個或某些特別的官吏，而是整個官僚統治。「單是某些官，甚至單是整個官僚階層依貪污或其它方式剝削農民，農民尚不至逼到求生不得的程度。若官僚除了自己直接借政治權勢侵佔漁民農外，更連同與其有緣屬關係的地方爪牙，從事敲詐，再益以商業、高利貸乃至地權活動的凌奪，那才真是農民走投無路、鋌而走險的時候了。」
其實典型的中國農民，是最怕事的，即使再屈辱，也多忍辱偷生，難得「鋌而走險」。「官逼民反」的「民」，依據「遊民社會學」理論，其社會淵源一般只是痞氣很重的「遊民」（流氓），而不是「樸實」的「農民」。中國革命的主體本來是「農民」戰爭，但是許多「農民起義」，實際上是遊民的反社會行為。
「農民」戰爭最後想成功，都要靠一批遊民分子和遊民知識份子為其領袖。
對此，李慎之先生講過一個經典的事例：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會黨」的力量，這是人所共知的，而會黨不過是有組織的遊民而已。當代的中國農民革命在其長達半個世紀的鬥爭中，是不是也受了根深蒂固的遊民意思的侵蝕與影響呢？毛澤東過去一再講自己超過秦始皇百倍，林彪事件後，他改口道：「林彪說像我這樣的人，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怎麼能這樣說呢？不是有陳勝、吳廣嗎？不是有洪秀全、楊秀清嗎？」毛在中國歷史上，「只肯定陳、吳、洪、楊，許為同志，給我的影響極深，而且因此認為極左思潮的來源只能到中國社會的深處去找尋根子，單把眼光盯住幾個知識份子，或者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的思想影響上都是遠遠不夠的。」
這樣的見解是深刻的，起碼來說，它糾正了一段時間以來「炒」得很熱的顧准先生的某些未必切當的中國史認識與觀點。朱學勤先生對法國、中國近現代思想、發展史的比較，藍英年、董樂山、聞一等對於蘇俄歷史的介紹詮釋，和宋永毅、徐友漁等對於「文革」的一系列探究，也在這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質疑或進一步創新與開拓的空間可能。
由此上溯到胡適、梁漱溟、林語堂那代人，他們對中國傳統的理解，也就帶有了相當大的、難以完全避免的偏頗。
這一點正像蘇文先生在《剖析遊民文化》裡提到過的：1949年以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大災大難，與其說是什麼過分堅守某種信仰的理想主義左派造成的，不如說是一批毫無政治操守、趨炎附勢、惟權是趨的「政治流氓、文痞」造成的。他們何嘗真正相信過、甚至真正讀過什麼「教條」或「經典」？其中好些的，是些為「報答恩情」而惟恩主馬首是瞻的「義氣」中人，更次的則是些對下只知「人君南面之術」，對上只知揣摩聖意、整人邀寵、擅權固位、黨同伐異的「厚黑學」家。中國傳統「雅」文化中的「法、術、勢」之學，和俗文化中的江湖流氓習氣都在他們那裡得到了發揚光大。
而隨著當代社會風險、不可知因素的增加……遊民現象再度從地層下泛出社會表面，文化上的遊民心態、社會學意義上的遊民階層，都發展起來。商界、政界、知識界的所謂「痞子氣」，一日濃過一日，就如不散的陰魂，牢牢地控制了每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人，最後的結果，可能就會出現今天我們最為擔心的「全民（被）流氓化」。
不過，遊民文化作為一種反社會的文化，雖然對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構成了嚴重的衝擊，然而它只「破」不「立」，缺乏任何積極的建設性的意義，往往赤裸裸地表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陰暗面，與社會正統的風俗習慣、思想輿論形成劇烈的衝突。
但傳統的「陰暗面」並不就是傳統的「對立面」，更不是「反傳統」的「新文化」之萌芽，而依舊是傳統文化，只不過是它的一個側面罷了。
這就是說，我們這個社會「傳統的文化人」，是由士大夫與遊民知識份子兩方面結合而成，「傳統的群氓」則是農民性與遊民性的結合。他們往往是同一類人的兩面，而不是彼此不同的兩類人。
此外，「遊民可以脫離農業，但不可能脫離農業文明，在這個意義上，他們與農民的共性，恐怕要比他們與現代社會中的反主流文化群（如嬉皮士之類）的共性更大」。
這類事件是不是中國特有、別國全無呢？我看未必。既然蘇聯（俄羅斯）、法國都存在類近的現象，那就至少說明其間有某些共通性的東西。這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比如政治原因方面，它們都屬於君主專制國家，這樣的國家通常都有一個一元、一統、官方的信仰。政治理想是全社會的最高理想，大家只能為一個由官方規定的理想而奮鬥，帶來的後果就是：「以政治統領一切必然造成社會的泛政治化。結果之一就是以言論和思想治罪，搞文字獄，用法律來誅心。這種政治要求改造人性，以順應政治理想，把政治從人間提升到天國。」（劉軍寧：《古代政治與現代政治的分野》）
到如今，它不能再那樣明目張膽地搞了，因此就出現了變形，「追求專制權力的人必須把自己偽裝起來」，讓那些「現代人」被某種誘人的理想主義所矇蔽，實現掌權者想要達到的專制之目的。
故而這樣的國家極權主義「先進」其外，「野蠻」其內。蘇聯正是這樣。步其後塵者，如中國，也正是這樣。
「1936年斯大林頒布了據說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憲法，為蘇維埃公民提供了大量權益和保障。但是事實上就在頒布這部憲法的同時，斯大林正在用假審判的手段對蘇聯高層人士進行『清洗』。成百萬的公民被槍決。在20世紀各種極權主義形式出現的專制體制構筑了一個廣大的政治試驗場，各式各樣創建完美社會的政治設想都在這裡進行了演練。這些試驗都失敗了，這已經是大家公認的事實。」
它認為一個社會只能有一個理想、權力中心，只有這樣才能穩定。這種主張是與當代政治學思想相悖的－－一元的穩定極易傾覆；君主專制國家只有專制統治者的聲音，臣民的惟一任務是獻媚；它沒有公共輿論，強權就是公理，而且他們誤以為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只有降服、鎮壓了所有競爭對手之後才會安全。但鎮壓以後，他們又會因害怕被壓制者報復、反叛和新對手出現，這就使得他們處於更大的恐懼之中。
如此，它就不可能像現代政治那樣「消極」、富有韌性，不怕分裂、背叛，允許對立方的存在，因而無所謂忠姦等等。
這樣的社會，它的暴力革命成為解決一切政治衝突的終極手段－－「革命」又「革命」，中國歷史因此陷入「一治一亂」循環的死圈中出不來，遊民思想、文化乃行大盛，左右了我們真正的傳統！
那麼，有沒有出路，出路又何在呢？
我們說是有的，出路就在於建立多元的社會和政體結構。
古代一元統治之成為可能，是因為公、私之間沒有法定的界限，掌權者可以堂而皇之地假大家（人民）之「公」，濟一人之「私」。現代社會將「公」立於「私」上，認為「公」來自每個人的「私」，公私之間有了明確的法律界限。所以，現代國家的作用、職能，只是為了保障和平，使一個個的「我」，能夠保障和平，使一個個的「我」，能夠推行自己的計畫。中國人一直沒有擁有這樣的政治理念與基礎，它的社會性質比之別國就顯得尤難改進。進而，它還決定了我們不能出現歐洲那樣的城市與市民。
在我國，城市的存在與發展主要是由於存在著能夠維持高消費的政治統治者，它是以剝削和犧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為代價的，因此中國的城裡人與歐洲自由城市的靠工商業維持生存、享有特別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並論。
中國城市因由它的「寄生性」，越是發展，越會「迅速地拖垮整個的社會，並帶來經濟的崩潰」。這樣，中國在正統意義的士、農、工、商「四民」之外，只能出現「遊民階層」，而始終出不了西人意義上的「市民階層」。顯而易見，也就不可能建立現代法治社會了。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中國
──《觀察》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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