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選擇研究文革？
我個人的經歷有關係。我是老三屆，66屆的初中生，親身經歷了文革，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我們這代人走的路就是從毛的狂熱支持者變成了毛的敵人。我因為組織讀書俱樂部坐了5年牢，文革後平反，讀了大學，後來來美留學。我覺得文革這段歷史對我們這代人，對整個中國太重要了。中共政權50多年，前17年是「文革前」，中間十年是「文革」，76年到現在這20多年，西方的史學家稱為「後文革時期」，從此看出文革對文革以後的中國發生的影響太重要了。
今天我們已經有個共識，文革就像歷史上希特勒的大屠殺以及所有可恥的事件一樣，但中國共產黨生怕人民懷疑它的合法性，採用讓人們忘卻的辦法，把這場災難的成因說成是個別人犯了錯誤，直到今天毛澤東的紀念堂還在天安門廣場上，這就是人民忘卻了文革的表現。很難想像柏林市中心會有個希特勒紀念館，人們還去讚揚。
研究文革，尤其在中國還是專制制度的今天，無論對中國的制度改革也好，對人類歷史上不要忘記這個苦難也好，意義都非常重大。如果我們這一代不去蒐集材料，把歷史保存下來，恐怕下一代就非常難理解。現在社會上已經出現了很混亂的現象，毛澤東的東西，文革的樣板戲都成為商品了，這是一種商業性的紀念，而不是歷史性、學術性，或者是嚴肅的政治性的紀念文革，所以我們這一代的責任就更為重大。
那是一段不高興的記憶，但最後有個高興的結果，要不是因為這段經歷，美國圖書館協會（ALA）也不會給我，一個圖書館館員這麼高的獎勵，說句笑話，我能得這個獎，首先是因為中共的強力推薦，我在此表示感謝。
文革觸及中共政權合法性 抓人殺雞儆猴
我99年被抓跟中國政府一貫禁止文革研究有關，我那次回國和任何的獨立研究者一樣，蒐集一些研究資料，準備編書寫書，但他們要把我抓起來了。為什麼他們不把那些研究甲骨文、唐代文學的人抓起來呢，那是因為唐代文學對他們的政權沒有威脅，而文革恰恰觸及了中國政權最關鍵的東西，就是它的合法性。如果你研究文革，你會發現它根本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四人幫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再研究下去，你得出的結論就是中國要發展，絕對不能由這個黨控制，更不用說一黨專政了。
他們抓我的目的很清楚－－阻止獨立的文革研究。當時我還不是美國公民，黃皮膚，黑眼睛，他們抓我就能夠把洋人給嚇住，一石三鳥也好，殺雞給猴看也好，把我作為犧牲品了。
文革沒有結束 批法輪功就像批林批孔
99年回大陸我參加了一個學術討論會，當時正好是鎮壓法輪功的高潮。會上佈滿安全局的密探。我在美國待慣了，學術自由慣了，我在會上說「怎麼說文革結束了？文革明明沒有結束，我看批判法輪功就像批林批孔一樣。」下面哄堂大笑。把我抓進去這也是一條罪狀，第一天晚上審訊我的時候就說我不是單純研究文革，還參與了目前的政治運動，而且立場非常反動。
罪名是中情局特務 盜竊430公斤機密 供認不諱
開始他們把案子搞得很大，說我是中央情報局特務，和程翔案子的性質一樣，對外宣布我對自己的犯罪事實已經供認不諱。所謂的犯罪事實就是我到北京潘家園地攤上買了些小報。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外交部把中國國家安全部作賤了，他們居然在記者招待會上照本宣讀我的罪狀，說我盜竊了430公斤的國家機密。外交部發言人一說，下面的外國記者就開鍋了。他要說一個微縮膠卷，幾份國家機密沒啥，他一說「430公斤」人家就暈過去了－－國家機密按公斤來論還算不算機密？可見他們的荒唐。
後來在國際社會強大的壓力下，尤其當時中國想加入WTO，把我作為人質交換，就釋放了。有史以來被判泄露國家機密的而無罪釋放的人，恐怕我是惟一的一個。大概就是這麼一個過程。
如果把目前中國進行的政治運動和文革比較一下，文革搞劉少奇、羅瑞卿、彭德懷都是說裡通外國，間諜、特務、內奸，現在鎮壓法輪功，整民主人士，最近抓了師濤說他泄露國家機密……，搞的其實都是那一套，想方設法要你跟外國沾個邊。
當代中國是後文革時代
西方學者一般將從1976年到1989年劃分為「後文革時代」，認為89六四後的中國是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但我認為「後文革時期」還在延續。原因有三。
第一，意識形態的思路沒有變。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對中共領導集團的影響依然存在，或者說毛意識仍然是主導意識。當然他的影響在老百姓，在幾千萬共產黨員中間，已經不可能存在了，但在中國高層，無論江澤民、胡錦濤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而且一個比一個舉得高。江迫害法輪功和民主黨，胡的「延安精神」、 「西柏坡道路」，意識形態內的加緊控制……，諸如此類，都是毛那一套。
毛澤東整人主要是用「反革命罪」、「間諜罪」；鄧小平把它變成「企圖顛覆政府罪」，搞了個法律；到了江胡時期老百姓已經不買帳了，覺得你那個狗屁政府，本來就應該顛覆的嘛，於是就利用民族主義情緒，拋出個「泄露國家機密罪」等等。
第二，形式上沒有變。文革最主要的形式是群眾運動，包括政治性的群眾運動和經濟性的群眾運動，人人搞政治。鄧、江、胡也搞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整異議人士、六四學生，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只不過群眾不願意自相殘殺；整法輪功是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只不過群眾興趣不大；所以搞不下去。另一方面他們也搞經濟活動，工業大大慶，農業學大寨是經濟群眾運動。江是一切向錢看。毛時代是一小撮人腐敗，鄧小平時代是一小部分人腐敗，江時代是大部分人，或者說整個黨腐敗，胡時期是人人想腐敗。可見群眾運動的方式沒有變，要不全民搞階級鬥爭，要不全民搞錢。中國的道德問題不是10年能解決的。
第三，體制沒有變。這裡要搞清一個問題，好多人覺得現在比以前自由多了，比如你在市場買菜，儘管供應不錯，但人人罵江胡，他也沒把你怎麼樣。我覺得這裡面有個很重要的區別，就是當政者的主觀願望和他客觀能到達效果的區別。並不是江胡等人不想拿那些罵他的人怎麼樣，而是他們沒有辦法控制。首先他們沒有毛的權威，沒有毛那種人神合一的個人崇拜的力量；其次經過文革，中共這個組織的戰鬥力徹底被摧毀了；它的意識形態沒有人相信了，也不能把全國罵的人都抓進去；再有就是莫要看輕民間的力量。當每一個人都認識到「我可以罵」的時候，他就奈何你不得。退黨也是這樣，如果每個人都宣布退黨，哪怕就像現在這樣，匿名的退，從精神上退，對它也是一個巨大的摧毀力量。
抗日老帳未清 又欠鎮壓新帳
我被放出來的時候，美國國務院，還有不少美國學者寫信，對中共此舉表示肯定和感謝。當然淳樸善良的人很難理解五千年封建制度加上馬克思主義產生出來的的共產黨的伎倆，覺得把人放出來總比把人關起來好。我當時說過這麼一段話：他們抓我宋永毅，然後把我作為一個籌碼來和你們作交易，他們是空手套白狼。說得不好聽，就是一個狠毒的父母故意打自己的孩子，引得鄰居來管，然後向鄰居索取五百美元。我把這件事簡化成這個故事，你還要不要感謝？
這是一個很悲慘的角度。如同中共對待抗日的問題，抗日戰爭過去了七、八十年後才承認自己根本沒有好好抗日的一點點歷史事實（當年我被關在牢裡，我把毛澤東選集四卷看了不下五、六十遍，得出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毛澤東從來不抗日。）這不是一個值得表揚的事。就像這個孩子被父母打得皮開肉綻，在鄰居的抗議下，這個父母同意不用鞭子打，改用棍子打。你認為這值得肯定嗎？而與此同時，它又每分每秒都在掩蓋文革的歷史，鎮壓民主、鎮壓法輪功的歷史。
老帳未清，新帳又欠，這哪裡是個完呢？難道我們應該去肯定甚至表揚他們的做法嗎？對此我們恐怕要有個量上的考量，還得有個質上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