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調研的是浙江省政府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浙江省駐北京(包括山西)辦事處、溫州市協作辦以及浙江浙能富興燃料有限公司。《報告》認為，炒房、炒棉、炒電、如今又是炒煤！輿論的一個"炒"字把溫州商人的投資行為烙上了投機性質，也把目前煤炭供應緊張、煤價上漲歸咎於溫商的投資，而且把溫商作為不正當獲利的標本加以批判。
曾被部分媒體大量引用的數據稱，山西境內60%的中小煤礦已由溫州商人承包，年產量共計8000萬噸。這一數據往往是"炒"字形成的主要依據。但調研組發現所謂的"溫州炒煤團"對於市場的控制力遠不及傳說中的實力，不可能達到壟斷市場和操縱價格的目的。"假如把煤價上漲歸罪於溫州煤團，這實在高估了他們的能量。"浙江省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主任吳永平如是說。
《報告》提到，在山西投資興辦煤礦的溫州民營煤礦分布在山西全省，共計300多家企業，累計投資30多億元，但"煤炭年產量總計2000多萬噸，約佔山西省煤炭年產量的1/25，全國煤炭年產量的1/100"。從這些數據看，溫州商人並不具備炒作並影響市場價格的能力。
調查數據之所以和流傳中的數據有相當大的差異，《報告》解釋說是因為後者進行了重複計算－－由於"一個煤礦同時有數個投資者，溫州人的股份也許只佔到1／3、1／4甚至1／5，流傳出來就被全算在溫州人的名下了。
《報告》還從以下三個方面證明了溫州煤團的行為是投資而不是投機。首先，溫州民營企業大多是以承包的形式投資經營煤礦，承包年限一般在幾年到幾十年之間，具有一定的週期性，不是進出容易的短期投機行為。其次，這些企業大多投資在煤炭生產環節，更體現為投資行為。第三，溫州商人基本是在坑口就地銷售煤炭，並沒有通過集中買賣行為炒高煤價。煤炭價格的上漲很大程度上是受國內能源供需趨緊和運力緊張因素影響的結果。
之前有媒體稱溫商的投資－－哪怕是億元投資－－兩年內就可以全部收回，這一說法《報告》並沒有否認。對於中小煤礦來說，1噸煤的開採成本在30元左右，而原煤出售價格在100元／噸以上，最貴的洗精煤已賣到500元／噸左右，單位產品毛利率遠遠超過100%。但是獲取高額利潤和"炒"不能等同起來。溫商所獲得的利潤，也正是他們捕捉利潤機會、敢冒投資風險的企業家精神所應得的回報。用《報告》的話說，"是一種正常的投資獲利行為"。
2004年底頻發的礦難使各界紛紛把矛頭指向了中小煤礦，而在山西，經營這些中小煤礦的有很大一部分是溫州商人。其實倍受詬病的不只是礦難，當地人還認為溫商對於當地的生態保護、資源迴圈利用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非常漠視。
《報告》並不迴避溫州煤團給山西當地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礦山濫採亂挖、資源利用率低"等問題，但強調這"其實是整個煤炭行業甚至資源型地區普遍遇到的問題，並不是溫州籍投資者的獨有做法"。《報告》還指出，溫資煤礦都是生產型企業，絕大多數在生產過程中都遵守勞動法和安全生產法。那麼，誰更應當對上述各種問題負責呢？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工業經濟研究室主任夏冰給出了一個具體的答案：當地政府。
夏冰認為，當地政府首先要做好反思工作。前些年，山西政府曾苦苦尋求民間投資。現在，資金來了，反而引起了恐慌和排斥，因為看到別人在自己家門口發財，總是容易產生某種非理性的情緒。"這種地方主義無疑是短視的"。
另外，既然大部分溫商是守法的，那麼政府就更應當審視自己的法律法規是否遵循了可持續發展規律，政府各部門是否切實把這些法律法規落實下去了。"如果政府沒有引導好數以億計的民間資金的走向，各種問題都很容易發生。"
《報告》認為，溫州人"炒煤"的提法是不恰當的，溫州人介入山西的煤炭生產，有助於緩解目前的煤炭短缺，平抑煤價。同時，"從培育比較健全的煤炭供應結構角度看，溫州人的投資行為還證明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在解決能源供應問題方面，完全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甚至是關鍵性的角色，值得煤炭等能源行業管理高層研究、探討。"
對於山西而言，溫州煤團的出現是一次挑戰亦是一次難得的機遇，現在，山西面臨的是，如何用政策有效引導突然湧入的數十億溫州民間資本，借其力，推動山西煤炭的市場化進程。
夏冰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這一提法。她認為，溫州煤團的出現，是山西推動煤炭市場化的一次機遇。如果政策能夠增加投資環境的公平性、穩定性，降低投資的政策風險，就會引導資本的良性發展，加大投資，帶動山西煤炭產業的進一步優化；反之，則很可能觸發資本的加快撤離，導致企業急功近利，從而產生諸如掠奪性開採、忽視安全生產等問題。
夏冰還認為，煤炭行業是個投資高、回收期長、資金密集型行業。另外，山西煤炭要想從回採率低、污染大、技術落後走向現代化、新型工業化，需要大量資金。
因此，大量溫州資金湧入山西煤炭行業沒有什麼不好。關鍵是當地政府要充分履行新型政府的職能，破除地方主義，引導資金流向各煤礦，使它們走向現代化和新型工業化。"如果引進資金後仍然重複污染和浪費，這是管理上的失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