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九年前寫給「民運領袖」們的一份建議，原題為《旗幟鮮明地批評偏安心態，力促臺灣與民運結盟》，曾於去年首次全文公開發表。當前兩岸正「熱」，我翻將出來又看了看，感覺文中的思路，包括對臺灣朝野的批評和建言，現仍統統適用。尤其在連、宋眼下去大陸求偏安 －－與民進黨不同的是：求「一中」前提下的偏安－－的時刻，更值得重新發表，本文的現實意義在於：寄希望臺灣能出一位有挺進大陸、逐鹿中原之大抱負的政治家。須知，臺灣的最大優勢在於：它是全世界上唯一能挑戰中共政權合法性而又無「干涉內政」之虞的政府！這甚至是超過包括核武器等軍力在內的空前的政治優勢。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今天的臺灣，誰能敢於和善於使用這「四兩撥千斤」的優勢，誰就能讓中共基於實力的制約和利益的權衡而乖乖地送上臺灣最夢寐以求的「國際生存空間」，從而不僅能穩操臺灣大選的勝卷，甚至還能穩操台海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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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5-5
（一）
正在追求著在中國大陸建立民主制度的中國民主運動，與已經建立起民主制度的中國臺灣，雙方可以合作抗擊中共專制政權的壓迫嗎？咋一看來，答案不言而喻是肯定的，其實，實情並不盡然。
今年初，臺灣朝野各黨在對兩岸關係所達成的所謂高度共識中，竟然隻字未涉大陸的民主化進程，隻字未批評大陸的人權狀況。多年以來，大陸的民主運動，它的現狀和前景，大體上是在臺灣朝野之兩岸關係的視線之外。對大陸民主運動的總體冷漠，應算是今日臺灣的一種政治生態，尤其若與香港對照，更構成當今臺灣政壇的一大奇觀。臺灣政界近年來在「臺灣優先」、「本土化」的推動中，基本上對中共在大陸的各類事務甚少批評。在這方面不僅不如香港，甚至遠遜於歐美。
是臺灣沒有受中共的欺壓嗎？是中共壓它還壓得不慘嗎？當然不是。中華民國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至今在國際上的一舉一動，都會像小媳婦似的受到對岸的嚴厲叱責；即使它知趣地將本應是堂堂正正的政府首腦造訪降低到純粹以私人名義的什麼「休假之旅」、「學術之旅」、「體育之旅」等等，中共也決不放過，並使之不時品嚐到它國被迫給予的閉門羹之辱；就更別提李登輝的一趟康乃爾之行就觸發一場震驚全球的軍事訛詐了。
然而，即使如此，臺灣仍不願涉足大陸的民主化進程，仍然拒絕與大陸民運結盟。因為種種跡象已顯示，現在的國民黨政府，其基本戰略是放棄大陸，偏安一隅。「統一」至少在眼下是掛在口頭上的。尋求兩岸政權互不隸屬、各自獨立才是其真實的追求。
不過全部問題的要害在於，倘若中共讓臺灣偏安，那大陸民運去與之談結盟事就當然是強人所難、毫無意義；但事情弔詭恰處卻偏偏是：只要大陸是一個專制政權，它臺灣就一定是欲偏安而不得；而它真正能享「偏安」之時，則又是大陸民主政權建立之日。可見，臺灣受中共壓迫；它又有較強的實力，此兩點便構成了大陸民運有可能、也有必要去與之結盟的前提和基點。退一萬步說，即使倘若有一天中共真的滿足了臺灣的偏安條件而它或許會轉而去與中共結盟，也不能成為我們在今天不去力促其與大陸民運結盟的理由。
如果中國民運不滿足於「沙龍化」；如果大陸民運不自我設限於「合法鬥爭」、「公開性」；如果海外民運不僅僅滿足於一年一度定期去中共使館前的示示威，或隔一段時間在各大洲開開什麼「研討會」以證明自身的存在，那麼，民運就應當從戰略高度來看待民運同臺灣的關係，將與臺灣的結盟談判盡早提上日程。
政治是實力的較量，物質力量是實力的組成部分，結盟則是增強實力的有效途徑。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民運在目前，只有想方設法──質言之──將臺灣「綁在」大陸民運的「戰車」上，就像它臺灣現在千方百計要把美國、日本「拖下水」一樣，民運才具有在規模上較快地啟動大陸地下運動的物質實力。
過去，中共有蘇聯作後盾；全國有延安作根據地。俄國革命前，反對派的大本營在芬蘭；辛亥革命前，同盟會的中心在日本。今天，將中國民運的大本營設在美國與設在臺灣，意義和效果會很不一樣。在去年台海危機前，國府對中共抱有極大的幻想（允其偏安），那時，談結盟，火候不到；危機後，它已有所清醒（但幻想心不死），那時去談，本正是時候。只可惜海外民運的四分五裂是既派不出這麼一個代表團，且即使有人去臺灣也只是想自己山頭的蠅頭小利多而對民運作宏觀思考的少。不僅如此，一些民運組織（包括期刊），由於「吃人家的口軟」，連大聲批評臺灣都似有難言之隱，就更別談能就此事達成相當的共識並有統一的行動了。
（二）
從去年底海外民運對王希哲提出加入國民黨而掀起的巨大波瀾可以看出，民運中人對臺灣當局會強力支持大陸民運一事多已相當失望，就更別談還侈望它會與民運結盟了。其實，臺灣之能否與大陸民運結盟，並不完全取決於臺灣當局的主觀意願；歸根結底，促使中國的兩股民運力量結盟作戰的推動力是來自中共專制政權。只要它中共專制政權要繼續壓臺灣稱臣，臺灣與大陸民運的結盟只是遲早的事。
實際上，受中共欺壓的臺灣，也殷殷渴求著盟友，一個南美小國聖露西亞要與它斷交，一個區區幾萬人的太平洋小島國帛琉要與它建交，都會強烈地牽動著它的神經。只是眼下它的基本戰略是偏安，故其眼睛便只盯在國際上；哪怕這些國家再小、再弱，只要它在聯合國還有一席之地，還能投一張票，它都要去用錢將其硬撐起來。在它看來，大陸民運不過是些求施舍的流亡小團體，並未實際構成對中共的威脅。海外民運一些組織和個人的行為，似乎更加重了臺灣的這個偏見。
要遊說臺灣與大陸民運結盟，當然並非僅是去曉以道義，而更是要去曉以利益和利害，當然也包括必要的批評與妥協。我們今天一方面要高度讚揚臺灣的民主成就，另一方面也必須旗幟鮮明地批評它的偏安心態。應該讓它明白，臺灣的前途實在與大陸的民主化進程脫離不了干係；它與其寄希望於美、日等國的奧援，倒不如寄希望於對岸的抗擊著中共專制政權的大陸民主運動。
最近，臺灣在外交上連連失守，戰得很苦。繼南非、巴哈馬之後，加勒比海小國聖露西亞也棄它而去。臺灣今天的二十幾個友邦的數量，其實本來就是靠這些在地圖上找都難得找到的若干個非洲、拉美的窮小國家來湊數的，現由於中共的外交圍堵戰略，就連這些芝麻小國它臺灣也難以保住了。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難免有一天會發生骨牌效應。臺灣今天拒絕與大陸民運結盟，是基於它總存有那麼一點僥倖，總期期然中共會放它一馬，默許其偏安。其實，當它今天還有著那麼二十幾個邦交國時，它可以這麼去想，那麼，當它的友邦數降到二十以下，它還可能這麼去想麼？當這個數子再降到十、甚至五以下時，它還能對彼岸那呼籲它應將氣力使在掀翻中共專制頑石之行動中來的期待無動於衷麼？
其實，當在臺灣的某些中國人對南非、巴哈馬等國的所謂「背信棄義」而義憤填膺時，他們可曾想到過：憑什麼你臺灣為一己的偏安而可以放棄自身的責任、義務而不去「得罪」中共，卻偏要那些與中國人根本沾不上邊的「洋人」、「土人」們去為你臺灣的利益而招惹中共呢？同理，大陸的在專制壓迫下受煎熬的廣大老百姓、大陸的正處於艱苦卓絕鬥爭中的民主運動，不是更有一千個、一萬個理由視你們的那些個逃避自己本應盡的改變中國專制制度之義務的舉措為「背信棄義」麼？
頗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巴哈馬外長還是聖露西亞總理，在選擇與中共建交時，均表現出「實難兩全」之內疚心情，並同時對臺灣的友情和援助給予高度的讚揚和感謝。其實這種心態，豈止巴哈馬，南非總統蔓德拉不也是這樣地久久難決，痛苦萬分！世界史上歷來兩國斷交，或是由於戰爭，或是基於交惡，哪有像眼下不少中華民國的斷交國這樣還與之戀戀不捨、實難割愛的？！然而「戀戀不捨」也罷、「實難割愛」也罷，最終還是舍、還是割了，這個中原委就很值得玩味和推敲。無論南非也罷，巴哈馬也罷，聖露西亞也罷，乃至美、英、法、俄以及一百多個聯合國成員國也罷，不是人家不同情你臺灣，不是人家不明白你臺灣的民主制大大優勝於大陸的集權專制，但人家畢竟不能代替你中國人自己去解決你們中國內部的政治制度問題。中共一再貶低、矮化臺灣只是一個經濟實體，可這些年來，國府在兩岸的實際政治較量中，又在何處展現出正如它自己所希望的那樣是與彼岸平起平坐的「政治實體」呢？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中共在國際上對臺灣窮追猛打，是它欲將其專制統治推及於臺灣之政策
的延續；而臺灣呢，它在國際上的被動挨打，難道不是你在兩岸關係上經年來手中越來越少籌碼之政策的惡果嗎？
誠然，支持大陸民運，這種對中共的致命「將軍」棋，無疑會給臺灣帶來一定的風險和代價，然而，這恐怕是臺灣手中今天唯一可用於遏止住中共那咄咄逼人之外交攻勢的一張王牌了。況且，這種風險和代價較之「台獨」的風險和代價又如何？較之有可能來臨的臺灣邦交國之一個不剩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的風險和代價又如何？在今日的兩岸政治談判桌上，民主的臺灣對於專制的大陸，要穩操其主動權，其實是並不困難的，這不過端賴其有無相宜的戰術罷了。當年胡宗南佔領延安，毛澤東在遠遠的大別山放上劉（伯承）鄧（小平）一枚棋子，陝北之困便頃刻而解；那麼，今天的國府為何就不可在大陸結盟大陸民運布幾枚殺著棋子，以解它自身在國際上被中共圍堵之困呢？
(三)
眼下，中國民運基於利益的相關性和互補性，而在與臺灣的結盟談判中，至少可以開出兩張「利益支票」：一張為遠期；一張為中期，（近期為負債）。兩張都是緊扣臺灣現今所孜孜以求的戰略利益，即：和平統一前的兩岸政權之互不隸屬。
遠期是指：一俟大陸轉變為民主政體，以雙方承諾未來條件成熟後兩岸應和平自願地走向統一為前提，民主政府將承認兩岸政權統一前的互不隸屬。並由此自然導致不反對中華民國與它國建立外交關係，並以兩德、兩韓模式加入聯合國。據此，應向其指出：大陸民運的成功，既然可使你曾以十億美元「買門票」而不得入的進聯合國一事迎刃而解，既然可使你那收效甚微且年復一年不得不耗費的如天文數字般的國際公關費及軍費驟然下降，那麼現在你花點代價援助大陸民運實在是再合算不過的了。
中期則指：與之結盟的大陸民運的壯大，將會大大增強臺灣在與中共作談判時的政治實力地位，民運承諾在一定的階段允許國府打「民運牌」，即用是否支持大陸民運作為臺灣在與中共作政治談判時討價還價的籌碼。民運作此承諾，當然算是一種預設的妥協。但臺灣既要用此籌碼，就意味著它應扶持大陸民運壯大到足以使中共感到很大壓力的相當規模。而屆時，即使臺灣因尋求同中共的妥協而中斷某些援助，民運（主要指大陸本土部分）也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弱小，起碼已應大體具備了自我滾動的再生能力。
除了上述兩條外，民運還必須曉以利害，提出警告：有無外力援助只會制約大陸民運成功的早遲，而不可能決定它的成功與否。但是如果臺灣眼下在大陸民運最艱難的時刻袖手旁觀，那不僅國民黨也許將很難再有在大陸獲得認同的可能，而且，基於完全可以預料的大陸民運內部以及大陸民眾中因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普遍失望而積蓄已久的怨氣，故即使民運成功，相當一段時期內，兩岸關係的進展包括臺灣孜孜以求的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生存空間的突破，恐難獲得大陸民主政府的奧援。
既然，與臺灣談判結盟，從中國民運的進程、尤其是從國內民運的困難狀況來看，此事應盡早提上日程，故倘若大陸民運各組織一時無法就此談判及派出代表團一事取得共識，那麼，作為替代措施，先考慮委託一、兩位代表去作先期的「務虛」遊說亦可。中國民運眼下似乎正需要這麼一、兩位「說客」，他既超脫於海外各山頭的利益糾葛從而有可能為各組織所默認，又能被國內民運界認同，同時，本人還具備相當的宏觀視野和談判能力。三國時諸葛亮幾下江東，憑三寸不爛之舌，舌戰群儒，說動東吳結盟抗魏；戰國時也有合縱連橫的故事。中國民運眼下正需要自己的諸葛、蘇秦和張儀。
這項以「結盟」為目的的談判之意義，不應是如以前某些民運人士去臺灣僅就某一具體項目如辦一雜誌、開一個會議等等之類而尋求資助，大致也不會是去談一、兩次就能見到效果。它大體得經歷這麼一些階段：1）開闢一條可直達其決策層的談判渠道；2）提出問題，讓對方（包括在野黨）權衡、思考；3）達成意向性的承諾；4）設立一個大型的常設的民運基金，並為此建立一套科學、嚴格、高效、可行的管理制度；5）設立民運地下運動的訓練基地；6）雙方建立常設的溝通渠道。整個過程，前3項為前期，因只是務虛，一、兩個說客即可承擔，此後，就得整個民運界獲得共識了。倘若能藉此推動整個民運界的大聯合，就更是再好不過。
考慮到對方也許會以只談具體項目的意願來刻意迴避結盟事，故我方事前也可準備若干項目。例如：要求將其以前向大陸廣播的高功率電臺撥一個供民運使用；為民運開闢一個向大陸發送信息的衛星頻道；製作用於運去大陸散發的民運文選一類磁碟或光碟，在Internet上建一、兩個高效率、高質量的民運信息網站……等等。對方即使承諾了具體項目，我方仍還要抓住結盟一事不放。
在與臺灣的結盟談判中，應在達成實質性的合作前，先從總體上探討、確立各自在今後合作中的定位和相互關係。其原則可大致有三：
a) 為在大陸中國建立民主政體而發生的海峽兩岸民主力量的合作，雙方各自均是從自身的切身利益出發而為之。質言之，從原則上講，支持、援助均是相互的、而非單向的，儘管雙方在獲取對方援助的具體內容、形式、結果、時效等等方面會有所差異。譬如，一方可能主要是從過程中獲取幫助；而另一方則可能主要是從結果中得到收益。
b) 雙方組織結構彼此獨立。儘管雙方都認同一個中國，儘管雙方都追求中國的統一，但畢竟雙方所追求的現實目標──中國大陸的民主政府，乃是一個與現時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互不隸屬的獨立的政權。故中國大陸民主運動與中華民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應類似於一種各自獨立而又相互支援、協調作戰的盟軍關係。
c) 充分尊重各自的特殊利益。大陸民運方面絕不能因為大陸民主政權的建立將大有利於中華民國，就不顧國府方面有其國家利益的綜合考慮而要求其無條件地提供援助；而國府方面也不能因其提供了對方眼下急需的物質援助，就視或企圖視大陸民運組織為其在大陸或海外的分支機構，插手其內部運作。
總而言之，面對強大的共同的對手中共專制政權，臺灣海峽兩岸的民主勢力中有遠見的政治家們，均應從戰略上認真地思考並著手於將雙方的政治結盟提上議事日程。
初稿於1996.11.
二稿於1997.11.
布達佩斯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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