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諾大的世界，並沒有人也沒有什麼力量「來害」或「能害」社會主義。這社會主義的必垮卻已是不爭事實，這個問題就需要由理論來做出證明，理論的證明爭取的是普遍可靠性，在無從辯駁的邏輯面前人人無法拒絕。所以理論的澄清不是樸素情感，不許似是而非，它只接受嚴格的公理。
本文的任務是要闡明不是「誰」，也不是任何力量能「害」社會主義，存心想把它趕出歷史舞臺。而是它做為對社會發生指導的力量在自身構成上缺乏合法性，沒有合法性就不具有有效性----即它具有的就不是積極功能，而是消極功能，消極功能只能發生破壞性作用，製造的是危機、災難。
合法性這個概念只是對原理有效性的指陳，社會主義所描述的是制度的性質，是名詞，做為思維的概念它包含的要素合理嗎？合理就是互不矛盾，互不矛盾就是真理，真理的原理是為合法，是必然的又普遍的有效。只把社會主義做為思維的概念來考察它反映的是些什麼對象？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們，可曾將之做為一個問題提出過，思考過嗎？若沒有，那他們意識裡的社會主義就是空的、盲的。
請記住：我們在這裡說的是「社會主義」做為知識的存在形式在共產黨領袖們腦裡是盲的----即不知它反映的是嘛意思。
對空的、盲的目標的追隨，實踐出的能不是危機嗎？
瞎撞在自己根本未辨的道路上，又怎麼能不陷進矛盾和災難呢？
其實，「社會主義」只是人的主觀創立----一切主觀創立的東西都只是，也只能是一個自身進程----它根本不是世界性事實，沒取得空間獨立性，外力又怎麼能相對它，又怎麼能加害它呢？我在這裡要堅持的是：
社會主義的失敗只是它自身進程的歸宿，完全由它做為概念所含原則的合理性程度來決定，不是外力加害的結果。
一切主觀創立的心靈原則都不是空間事實，不具有獨立性，只有一個合理不合理有效沒有效的關係，並不存在外力加害問題。
共產黨堅持的「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敵對勢力」、「國內外反共勢力」……等等，這些荒謬立場的危險性不僅僅是它做為立場之被採納----即共產黨主觀要求的，更危險更可怕的方面是：共產黨對做為概念的共產主義，做為概念的「共產黨」在理解上的空洞和盲目。
這一點，就不只是共產黨，也包括做為反對派的我們都沒有對之努力，我們現階段的民族理性由於長時間地把批判拒斥在生活之外，至今還不能自覺區分面對的對象是具有獨立性的空間事實呢還是僅僅的心靈的主觀承認？對明明只是主觀的心理事件，也往往採用對待客觀存在的態度來，比如：這「社會主義」的成敗是完全的自在性關係，是自身進程，我們卻從相對立場上去做考察，將之看成「誰或什麼力量可以加害的」，就是理性混淆的一個例子。「誰害了」這是在空間聯繫中的一種互間指陳，事實上社會主義就不是空間世界中的，它只依附在人的心靈裡，你怎麼去加害它？
社會主義的必然失敗僅僅是它做為原理不具有合法性所致。
本文就不僅僅是要指出胡錦濤，共產黨的「保先救黨」是瞎子點燈，而且也要鞭撻我們民運陣營對共產主義的批判有許多無的放矢，甚至此地無銀。
我們的朋友只主重於是不是反共，並不主重自身理性運用是否正當，只知共產政權頭頂生瘡腳底流膿這個事實。只堅決反對這個現狀是反不了了腐敗的----現在共產黨每年拘捕的貪官就八十多萬，相當於江澤民上臺時刑事拘捕人數的總和，這不能說他們不反腐敗吧？可結果卻是越反越敗。也就是說我們的活動僅是對著具體事件，沒去深究這類事實在怎樣的理性運用中才能必然地被造成？我們的主流僅是陷在與共黨的鬥爭中，而未曾關心共產黨的行徑也是理性的使用，這是種什麼樣的使用呢？像共產黨之對國際譴責，指責美國人權上也有不良記錄，這不是說別人有錯誤自己的錯誤就合了法嗎？其實也是一種不打自招，把把柄送給人家。在我們民運也常常發生這種事，在批評面前不去反省事件的真假，反口就是：你們也如何如何嘛……比如「誰不漏稅，在這個問題上大家都一樣」這是一個反駁，但它同時包含承認，又頑固堅持就是雖此地有銀，卻要死皮賴臉，這與共產黨說美國也有惡人，他們做惡就當然地天理應該一樣。
是不是大家都有錯你的錯就不是錯了？就不應譴責的了？這種話在反駁上從直接上看好像有效，但間接的發展的看呢，卻是對自身的妨礙----它告訴人們：「我沒有誠信，別相信我啦」！如果主重自身的理性建設，就會去追求至誠開金石的路線。
每個人都應估計到：個人的活動各有動機，可動機背後呢？動機是服從於什麼？在我們要推翻共產黨這個直接的動機背後所服的卻是一個----
人們不是為推翻共產黨而推翻共產黨，是為能擁有一個適合人的存在的環境才這樣做的，因而建立憲政實現民主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推翻共黨只是實現這一目標所繞不過的一個任務。如果只是總結推翻共產黨這個歷史任務，我們能看到並尊重所有有貢獻的人----但在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社會上，我們就拒絕投說這類話的人的票。因為他們的反駁已把「他不是一位可加信賴的人」這個直接證據交給了我們。我們不一定需要所有真相的被揭露，在合法的制度程序之下不給他以信任也就夠了。
我想，許多人未必能像我的分析這樣把諸關係縷說清楚，但我們都不會懷疑在對信任對象的選擇上，大家的理性都能健全使用：知道他那一票該怎麼投。
「大家都漏稅」堵了批評者的嘴----揀了一粒很大很大的芝麻，丟了的卻是活動家不可缺少的誠信。所以我說這種有效性是具體的，直觀的，扔掉了的有效性卻是間接的，無所不在的----是活動家須臾不可缺少卻又不曾理會的，只活動在「治國平天下」的大志下，卻沒有「誠意、正心、修身」的自覺。一個優秀分子必是把意之誠，心之正當成根本，「意的誠、心的正」才是公眾為之相托的條件。
我們的任務是埋葬共產主義，而目標卻是在中國實現民主，因而只有鬥爭精神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把共產黨的種種罪孽當成認識對象，納入共同理性加以分析和認識，找出機理。因而，反對派肩上擔負的就不只是破，更重要的還是立----是建設。我們對共產黨罪行的清算也必須同時應用到我們共同的理性裡，來做我們正確地運用智慧的借鑒。
在我看來：袁紅兵先生把他那些語無倫次的胡話吵作成上世紀百年才出的「共雄人格巨著」其實也是一種腐敗----如果你對腐敗也有越過現象直抵本質的把握----意識到它是人類理性因喪失自由而發生的分裂或異化，那你就不會只在貪婪上理解腐敗，會理諭到像咱們袁紅兵那種行文是以心理上的嬌柔造作、附庸風雅為支持的。在文字上就是虛浮誇張，語無倫次。漢語不是無規則的，任何人都得在《現代漢語》、《古代漢語》、《邏輯學》、《語法學》規範之下使用漢語，特別是期望影響並正在影響公眾的人物。本文開頭所借題的劉濱雁老是在日常議論的意義上回憶五七年反右，他提到「誰害社會主義」有他的語境：只陳述心情；不像郭羅基老那樣是在做道理的真偽求證，所以我們並不覺得不當。問題是在於袁先生的文字是在專門的領域----文學，他就必須塑造形象，他不能不問是邏輯思維，還是形象思維或是詩人的激情，硬往一塊碓。在下是村夫俗人，既不知袁紅兵，更談不上過節，批評不是出自成見，我要公平的說袁先生的「上世紀百年唯一的巨著」達不到出版水平，他在用詞上根本沒有解詞義，亂用濫用，他的用詞對於他不是盲的就是空的，那四部東西都算不上作品，他的吵作委實是過份了。袁先生的作品也不能與高行健的作品相提並倫，高文獲諾獎是瑞典的事，我們無法去說三道四，至於高的作品在中國，也不是可與那些宗師們相比的，但高的作品是作品，而且也應說很優秀，在共產政權後的作家裡他也是算得上高手的，而袁先生的就不是作品，是在那裡瞎擺。你不能只反共，也得自省，你連話都說不恰當，競選什麼總統呢？誰也不用來摧，我會就袁先生的作品發表點評的。
我們也是從共產主義大染缸裡浸泡出來的，我們隊伍的一些毛病也是共產主義文化之果。正因為人類裡一部分成員誤用理性才製造出個共產主義臭學說，因此對共產主義作鬥爭其目的是為擺脫災難，我們這是不要做李自成張獻忠吧，一切獻身於民主事業的志士既要作與共產黨鬥爭的勇土，也必須做嚴格自律的標率，你有批判共匪的權利，你同時也有三省己身的義務，你對共產黨的批判也應成為對自己的防範。對生活在日常理性裡的人，他的話再不當再不倫不類我們也無權批評，但一個自覺邁步進入公眾圈子的人，他批判共產黨這個行為就同時把自己的受批判性交給了公眾。
讓我們回到主題：
做為國家制度的「社會主義」也首先是人類語言的一個單位，一個名稱，一個概念，是概念是名稱就是反映對象的，試問它反映的對象是什麼，是世界性的事實還是僅僅是心靈的主觀承認？世界性事實能獨立，有其自在的存在，可以被相對，即在聯繫上有個可以加害性；如果只是心靈的主觀承認呢，那它就只是個自身進程，其成敗只是構成它的要素合不合法有不有效的問題，它根本不在空間世界中，沒有獨立性，外力又怎麼能「加害」呢？
一、並不是任何事物都能被「害」的
不是什麼東西都能被「害」的，這種關係很難進入我們的思考，我們很少去想：「害」做為人的行為得相對著才能夠發動，人的行為只能對著相對的、空間的、自身獨立的事實才能實施：可以揠一株苗兒，射殺一隻鳥兒，炸一座建築，毒害或構陷一個人……但誰都不能去殺害一條龍，屠宰一隻鳳，誰都不能砸門撬窗入戶強姦月宮裡那嫦娥。咱應清醒卻未清醒的是：「社會主義」並不是空間事實，它無形無狀，看不見摸不著，社會主義只是一些人用心靈提出（呼），另一些人用心靈來承認（應），它不能獨立到心外的空間裡去，永遠依附在人心內，不是能躦鐵煽公主心裏去的孫悟空誰也沒有加害非客體的本事。
經了這個提示，讀者立馬就恍然大悟。這種恍然大悟就是理性的澄清，我們做這樣的提醒就是理性的批判。
沒有空間性的事物是不存在被害關係的，這是常識，但一戳就破一點就明的常識也得通過批判才能澄明，可見不在貫常裡培養起我們遇事必須通過求證的精神，社會的全面公正就是妄談。公正不會是說要就能匆容要來的，公正是一種關係，你得縷清它，才能把握到它。只鬥爭共產黨（堅定的反共鬥士）並不能保證還清平於社會。如我們在此的提醒：人們都忽略社會主義是語言裡的一個概念，而只肯對其做制度的承認。它首先是個知識形式，是知識形式就應有被反映對象，有誰能自覺求證它反映的對象是什麼？做為概念它就有個是不是「空」的問題，做為知識它就有個所反映的道理真與不真的問題，這些都被我們忽略了，我們誰肯去想想：社會制度的優劣、正負、善惡其實正是表達它的那個知識，那個概念，那個名稱做為道理的真偽所致。社會主義原本就不是空間存在，因而在實踐上是否有效就只是它自身可靠性、真理性問題，但我們卻可能真誠地將此當做外力加害來處理。
至此，就可以確立本文的原命題是：社會主義不是真理，因而它不具有實踐上的可行性！實踐社會主義所以陷於危機不是因為有人加害，有人反對，而是它做為理論本身不成立的必然之果。
二、錯誤理論與真理在實踐上有同等的被創立機會
任何一種主義的出現都是人的創造力所使然，但任何主義的成與敗卻僅僅是它自身可靠性的表現。我們得知道：創立和加害一樣，都是外力實施，就是像毛澤東所親近的流氓無產者，像古華的《芙蓉鎮》裡那「土改根子」，他們完全沒有去理諭社會主義的思想要求，也可以把自己的所行所為真誠的理解成社會主義，這一能力是人類能力裡專門用來連結的能力，往往不問是否有真判斷，不自覺地就完成了連結。這就是社會主義之所以風糜橫行百年的原因，馬克思建立它是出於理論狂熱，他的研究不像牛頓、伽裡略的科學有實際的對象，其任務是說清那些對象為什麼會是那樣；那些對象並不聽命於牛頓、伽裡略的思路，相反牛頓、伽裡略卻必須去證明對象為什麼如對象。馬克思的材料卻僅是一堆概念，他從事的只是概念關係的考證，其推論可靠與否沒有無情事實的直接來拒絕。他的推斷是對是錯只有實踐來鑑定，實踐上完成這種鑒別卻得以週期為條件；在列寧呢，是將社會主義用為師出之「名」，他的「革命」意囑的不是主義，不是理念，是功利，要的是政權，並不問什麼色彩的政權，是在他的主觀動機早已確立並付諸很久之後，他才借了這個名的。所以社會主義對列寧只是藉口，這也是一種聯結。列寧的活動主要是推翻，推翻完全是對象性行為，是空間中所可能的；他只是將社會主義這個無空間性、無獨立性的名稱連接到能相對、有空間的行為上。
因此說，就是一個知識絕無真理性，也可以被付諸實踐，因為實踐並不直接操作主義（名稱），而是操作空間中的事物，任何實際的空間對象都可以被套到主義、名稱裡，且它們也不會發出抗議。但是一旦賦予實踐於名義，那原是非空間的、沒有獨立性的「名」便逐漸地具有力量：因為人得在它的名義下賦予行為合法性，它做為道理的真偽便要決定實踐的成敗。只是一次一次失敗的是直接事件，要許多許多次直接失敗的教導，人們才能把探索的目光投到制度上來，才開始考察做為道理它貫不貫通，成不成立。
所以我們說一定性質的制度能否被創立在於人，但它是否具有生命力卻在它自身----在於它是不是真理，是否具有合法性。
三、人類的所有活動都得依理才能發生
人類成員的所有活動都只有依理才能發生，這是人人都能輕而易舉地承認的----「承認」也得依著理----可見在承認之前人已經「能理」了。「能理」就是已處在「理」的支配下，卻不一定是對支配自己的理有所識別，做為我們能力的理是怎麼構成的，有哪些要素，各要素彼此是如何聯繫的？……等等。
社會要想擺脫深陷的危機，從災難裡走進正常，步入健康，就必須弄清理性與人的聯繫----人類得在理性下才能實踐。所以：卓有成效的社會實踐總是理性的正確使用；相反，社會災難總是由誤用、濫用理性所致：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金正日的罪惡都不是理性外的自生自發。搶人財物，施暴也是意志的貫徹，當然也就是理性的運用，不過是理性的惡的運用。對於社會的邪惡力量（如納粹、共產黨、恐怖組織等等）當然地應予摧毀鏟除。可事實提醒我們：埋葬了納粹的西德從此就邁步入健康，而同是鏟除了納粹的東德卻又陷於社會主義深淵，罪惡依然，人民還是浸泡在災難中。所以：打倒共產黨並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建立憲政實現社會的持久公平才是我們終極的追求。
健康的富有生氣的社會只能建立在最坦白的理性中，而最坦白的理性卻要以最廣泛最徹底的批判精神為支持。所謂批判，就是去偽存真，去糟留精----也就是事事都要通過求證，對一切沒經過邏輯證明的原則堅決不予信任，不在實踐上採納。儘可能地讓一切社會原則被思維證明過，具有真理性，以保證實踐路線的合法、有效性，因此應堅持的是理性的不間斷的洗滌。
所以我友（牟傳珩）說「只有批判救國」！
並不存在個「科學救國」----連科學的可能所依賴的也是理性批判性。
人類之成為世界事實，與理無關。但人類要將自己做為世界事實推進下去，就沒有一事一行能在理外。
人類的一個普遍忽略是：每個人都是希里糊塗地有了理性能力，而後去談理性，因而就不知道理性（意識機能）的構成及其要件。一任意志驅使，卻不知去梳理自己的意志是否可靠。
比如當毛澤東的意志向外輻射遇到障礙時，他並不對自己的意志和那阻礙力做反觀，做誰真淮偽的求證；他要求的只是暢通，很自然地派生出的只能是對妨礙的排除，但排除是師出，它要求「有名」，在這裡「反黨」、「反社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等等，就只是充當了意志要求暢通的藉口，它們之間是完全不相干。無論是「大嗚大放」演變成反右派的「陽謀」，還是想象徵性地拿雞毛彈子掃掃自己的極左面貌到發展成「反右傾」，都是不相幹事件的邏輯偷換：其一是做為本質事件的「人的主觀意志的暢通要求」；其二是個排除事件：意志在阻力條件下由貫徹要求演變為排除要求，「右派、右傾、反黨、反社會主義」只是借來充當排除藉口的。
當你在感嘆我的分析的透徹時，可曾問自己：「我也有理性，為什麼不能透視到這些呢」----這就是我們的理性雖是個複雜構成，但一經形成它就是綜合的，不能指望感覺將它的各成份及職能一一區別，可我們主要是依靠感覺，依靠直觀來生活，不經持別的訓練就難以達到批判，這就是人類所以犯錯誤的原因之一。
共產黨能坦然說斯大林、毛澤東犯有個人崇拜的錯誤，卻不能把個人崇拜還原成意志的本性就是輻射。不完成對我們理性的澄清，就不能上升到自我意識內的反觀。在這裡，我不只是向共產黨，也向我們的不妥脅的堅持在民主陣地上的好友們發問：如果沒有做為物質外殼的語言，你是能有意志呢還是能行動？我們除了能像動物那樣與外物並在，受外物剌激，印下外物的痕跡，是根本不能識別世界也不能識別自己，我們每個人都很輕易自如地就說出一個「我」字，可是知道「我」就是認識主體的自我識別者，卻是少而又少。共產主義做為加諸我國各民族的一個原則，它體現為力量，誰都不能逃避其外；共產黨做為中國社會的實際力量，它在那裡發令施威，它的活動所帶來的就是人民的痛苦，這是人人不能不感受到的，人們也就只在它做為實際力量的意義和水平上承認共產主義、共產黨。可是----
共產主義、共產黨都是我們的理性的內容，如果我們不對自己所以能夠展開活動的諸條件做出認識，我們就永遠不能走出理性誤用的沼澤，清算了希特勒，迎來斯大林，清算了鄧小平，又有江澤民，胡錦濤。這胡錦濤一言一行都是用於國家，影響全民族，他連他說的話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又怎麼保證我們走上生存的正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