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邊溝，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一個昔日的勞改農場，多年來，默默無聞，不為人知。
但是，40年前這裡發生的一場人間慘劇，使它注定不能被歷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遺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這裡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凍的沙漠中，他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並且經歷了罕見的大飢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被活活餓死－－三年時間裏，餓死的右派數以千記。
這是一段聽來讓人驚駭、讓人撕心裂肺的歷史。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屍骨，被丟棄，被掩蓋，一直掩蓋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連續發表20多篇紀實作品，一舉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
他就是天津作家楊顯惠。
一 楊顯惠其人
楊顯惠操著一口甘肅口音的普通話，他顯然還保留著西北人的古道熱腸，雖然已經在天津東部的濱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
6月10日，得知記者要離開塘沽，他從家裡急急忙忙提了兩瓶甘肅產的白酒，硬要記者帶上。
和記者在一起時，楊顯惠很在意每天的中飯和晚飯，首先一定要由他做東，其次一定要喝上兩杯，再聊上大半天，聊的當然是都是夾邊溝。
酒酣耳熱之際，58歲的楊顯惠感慨，「好文章其實是老天爺給你安排好的，它們和你的個人命運息息相關。」
1965年，楊顯惠離開蘭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農建十一師，上山下鄉。這一年，他剛剛高中畢業，只有19歲，年輕的心中揣著的是一個作家夢。
他被分配到十一師第六團四連小宛農場，和來自五湖四海的兵團戰友們全天候地開荒修渠、引水灌溉。河西走廊雄渾蒼涼的戈壁風光、戰天鬥地的時代召喚使得年輕的楊顯惠激情滿懷，但是，一次不經意的閑談讓他發現了生活的嚴酷一面。
小宛農場除了很多和他一樣的青年學生之外，還有一些從別處轉移過來的右派。他們在解除勞動教養之後，不准回家，安置在農場裡繼續勞動。就是和他們的閑談中，楊顯惠聽到了「夾邊溝」這三個字。
在1960年代，這樣的閑談首先是神秘而私下的，只能是三言兩語，楊顯惠知道的只能是梗概：
就在五年前，也是在酒泉境內，有一個勞改農場，名叫夾邊溝，三千名右派，大面積地死亡，死到最後只剩下幾百人，死得很慘……
一下子，楊顯惠牢牢記住了「夾邊溝」。
40多年後，他在《告別夾邊溝》的後記中寫道，「右派們的敘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歷久不息」。
但是，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他不可能也無法求其詳細。
從1965年到1981年，楊顯惠一直呆在農建十一師，期間，他做過售貨員，當過會計，讀了工農兵大學，在農墾中學做了七年數學老師，開始了文學創作。
16年裡，有關夾邊溝的消息，仍然是零零散散又總是很隱秘地傳來。對於楊顯惠，它如同一場夢魘，揮之不去。
1988年，楊顯惠成為天津市作協專職作家，跟隨愛人調到了天津，在塘沽深居簡出，他的創作仍然以西北戈壁灘上16年的農場生活為主。
九十年代中後期，文學日顯邊緣化，中國的作家們整體進入一個調整期，有人沉寂了，有人轉入商業化寫作，還有人沉醉於描摩世俗生活，篤信文以載道的楊顯惠也面臨抉擇。
這個時候，「夾邊溝」從心底深處頑強地冒了出來。
楊顯惠放棄了以建國後西北地區勞改農場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計畫，開始著手調查夾邊溝事件，他要「真正搞清楚那裡到底發生了什幺事情，即使沒有名，沒有利，我也認為值！」
從1997年開始，年過半百的楊顯惠重返河西走廊，尋訪40年前落難於夾邊溝的右派群體。他嘗試過從查閱官方檔案入手，但是沒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貼著地面行走」，在隴東的黃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灘中尋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尋訪到了一百多位當事人。
雖然楊顯惠對夾邊溝的來龍去脈已不陌生，但是當事人的回憶還是讓他震顫不已。在哭泣和淚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們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一次次生生地揭開傷疤，追述一個個受盡折磨死裡逃生的故事。每當此時，楊顯惠也屢屢無法自持，只能請求老人暫時停下來，讓他走到院子裡，擦一擦眼淚。
1999年，楊顯惠開始寫作「告別夾邊溝」系列。2000年，上海文學連續發表12篇，遠在千里之外，夾邊溝右派的後人們傳閱著每一篇，奔走相告：夾邊溝的蓋子揭開了！
他們帶著這些紀實小說，清明節上墳時焚燒，以告慰父親冤屈的亡靈。
一位死難者的兒子，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讀到了它們，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學供在桌上，長跪著，一頁一頁地讀，一次次地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只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道父親是死得這樣慘。
在甘肅臨洮，楊顯惠訪問了夾邊溝倖存者82歲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說，他在甘肅師大當教授的學生寄來了四冊上海文學，他用了半個月時間才讀完那四篇文章。他說，每一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鐘，就淚流滿面……傷心得讀不下去呀！
二 夾邊溝農場
從酒泉出發，乘車駛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個里程碑處，左拐，再向北走數公里，有一片連綿的沙丘，散落其間的，是一些半截的土牆框。這裡就是夾邊溝，那些零散的牆框，就是當年右派們住的地窩子。
夾邊溝農場成立於1954年3月，科級單位，它的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原本就是一個關押犯人的勞改農場。
1957年反右之後，勞改犯被轉移別處，夾邊溝農場變成勞教農場，專事「收容」右派份子。
這些右派來自甘肅省的機關、企業和學校，他們是反右中揪出來的極右份子、出身剝削階級家庭或者曾有過其它錯誤的右派份子、「大鳴大放」期間有右派言論的「歷史反革命」、以及工人當中因右派言論而獲罪的「壞分子」。
1957年，甘肅省共揪出右派一萬兩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開除公職並判以勞教的極右份子約有三千人。陸陸續續地，他們從全省各地（主要是蘭州市）先後來到了這個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荒涼之地。
除了風大沙多，夾邊溝有限的農田多為鹽鹼荒灘，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只能養活這幺多人。
至於為什幺甘肅省要將兩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和鳳鳴的《經歷－－我的1957》是這樣解釋的：
「夾邊溝農場貧瘠而嚴重鹽鹼化的土地的收穫物，根本無法使2000多勞教分子果腹。從省上到張掖地區到農場，堅決貫徹執行的是對勞教分子的改造與懲罰，這2000多人的生存條件如何，以夾邊溝的土地面積、生產條件，能不能讓2000多勞教分子憑靠種田養活自己，從以後的結局看，那時並沒有人想及。」
和鳳鳴和愛人王景超反右前同為甘肅日報編輯，王景超被打成極右份子，和鳳鳴則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婦倆同一輛火車被押送勞教，和鳳鳴去的是十工農場，王景超則到了夾邊溝。三年後，王景超在夾邊溝活活餓死，和鳳鳴則僥倖躲過一劫。
右派們到了夾邊溝後，迎接他們的，是勞累、寒冷和飢餓。
對於打入另冊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夾邊溝一天，勞動，超強度的體力勞動，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們已經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師，不是大學生，不是幹部，不是優秀團員，他們只是要被管教的勞教分子。
管教人員大多出身行伍，他們對西北地區的農業生產所知了了，於是一年四季裡，幾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體能的農活，同時輔以生產競賽，讓那些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右派們每天勞動12小時甚至16小時，拚盡全力，以致於累得在地上爬。
三 夾邊溝的飢餓
直接威脅夾邊溝右派生命的，除了勞累和寒冷，更為致命的是飢餓。
夾邊溝農場從1957年4月開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搶救人命」，三年半時間裏，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後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飢餓史。
據倖存右派的介紹和楊顯惠的調查，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一斤為十六兩），在天寒地凍的河西走廊，充當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 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 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只有七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右派們開始挨餓。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黃泉。
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晒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裡被抬出去。
就在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勸回國內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後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
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裡，儘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一下頓的糊糊湯。
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干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一天的放牧結束後，農場的羊群中偶爾會有一兩隻羊的腸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內臟被飢餓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的《賊骨頭》詳細記述了當時的場景：
「……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幺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蹟：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面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咸味。於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裡嚼，咽進肚子。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灘上蒐集獸骨……」
就是這位俞兆遠，被非人的環境下，也和其它人一樣學會了偷東西。
在夾邊溝農場，對於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舉，其中群體性的偷盜就是播種時偷吃種子。「吃麥種不能在幹活時吃，管教幹部看見了會罵的，還要扣一頓飯。只能是休息時候，幹部們到一邊休息去了，機耕班的人們就圍著麻袋躺著，一人抓一把麥種塞進嘴裡。他們使勁兒攪動舌頭，使得嘴裡生出唾液來，把種子上的六六粉洗下來；再像鯨魚吃魚蝦一樣，把唾液從牙縫裡擠出去；然後嚼碎麥粒嚥下去……他們的嘴都被農藥殺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遠後來「見吃的就偷，不管不顧地偷」，他成了難友中偷術最高的右派，成了一個「賊骨頭」！倉庫裡的糧食、食堂裡的窩頭、豬圈裡的豬食、野地裡的花生秧、管教幹部扔在房頂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標。直到1961年他回到蘭州，回到自己家裡了，他還要偷家裡的玉米麵生吃，氣得老婆要和他離婚。
偷盜和吃生食，這就是夾邊溝農場三年勞教教給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裝完貨的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他們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個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裡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裡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嚥。」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著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還有一名右派，趁麥收時吃了過量的生麥子，又盡飽喝了些開水，到了夜裡，胃腸裡的麥子發酵膨脹，劇烈的疼痛使他在鋪上翻滾不已，喊叫了一夜，終於在痛苦的掙扎中死去。第二天，農場管教幹部在他的屍體邊上召開現場批判大會，罵道：「這種人硬是不服改造，同黨頑固對抗，直到自取滅亡。你們都好好把這人看看，你們自己願意走這條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現場，她不能也不敢放聲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 夾邊溝事件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臺縣的明水農場。
甘肅省勞改局的計畫是從酒泉勞改分局管轄的十幾個勞改農場和勞教農場調人，在高臺縣明水那片荒灘上建成一個河西走廊最大的農場，面積50萬畝。這是當時極左的政治環境下又一個「政治工程」。因為倉促上馬，其它農場沒有按計畫調人，只有一向「表現積極」、「寧左勿右」的夾邊溝農場調過去了1500多人。
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類一樣，穴居在山洪衝出的兩道山水溝裡的地窩子和窯洞裡。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後，右派們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幺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梁步雲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說，這樣死下去了得嗎，請地委給調點糧吧。地委書記是一位堅定的老革命，他訓斥梁步云：死幾個犯人怕什幺？干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鬆了嗎？
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裡，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
據和鳳鳴回憶，因為夾邊溝的死難者掩埋得過於草率，屍骨暴露於荒野，纍纍白骨綿延兩里多路，後來當地的農民多有怨聲，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勞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來到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真正進入了生命的絕境，也就是在這時候，夾邊溝事件中最為驚世駭俗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
「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
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鍈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將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並迅速採取措施「搶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夾邊溝農場被撤銷。
就在右派被遣返後，農場的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他留在夾邊溝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1500名死者「編寫」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編寫」完成。1500多名右派幾乎全是飢餓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見「飢餓」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