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俄國人權組織公布了一個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七百九十六人的名單。這些人全部死於斯大林統治時期的大清洗中.《華盛頓郵報》的「快訊」 (「Express」) 3月24日以「重臨斯大林，名字接著名字」(Revisiting Stalin, Name by Name) 為標題，引述「美聯社」有關消息說，這個人權組織公布這個名單是為了吸引俄國公眾對這個蘇聯獨裁者罪行的關注。
自從斯大林1924年主政，蘇聯在他治下三十多年時間裏，總共約兩千萬人被處死或遭監禁和流放。而這次公布的有名有姓的死難者數目是一百多萬，不過是其中的小部分。然而即便是死於斯大林獨裁統治的全部人數大約兩千多萬，跟蘇聯的鄰國中國死於專制統治的人數相比，仍然是個小數目。中國死於各種政治運動、監禁、勞改、人為大飢荒的數目，最低估計是六千萬，最高估計是八千萬。所以，這則消息吸引我的並不是死亡數字，而是將已變成數字的名字發掘出來、將名字後面變成灰燼的人生簡歷整理出來、將這些名字和簡歷刻上光碟，並讓這些刻在光碟上的「生命」重新降臨人世。
把屍骨的記憶刻上光碟公諸於世太有必要：俄國最近的一項獨立統計調查發現，高達45%的被調查者居然認為，斯大林在俄國歷史上扮演了積極重要的角色！俄國「鎮壓犧牲者康復中心委員會」(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for rehabilitation of victims of repression)的長官 ，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表示：「不幸的是，我們社會的一部分人希望忘掉這種恐怖歷程，另一部分人則不知道、或者不相信這種恐怖曾經存在」！
用他們喉舌發出的千篇一律的噪音把你的聲帶閹割成不是長瘜肉、就是長小節，用他們繪製的中國圖紙的萬丈光芒刺的你眼睛不是色盲、就是青光眼，用他們大腦的指令讓你從來就傻得自以為不是天下第二、就是天下第一，你怎麼避免從那里長出來的我們不是快樂的傻瓜蛋、就是憂鬱的強迫健忘症？蘇聯死亡人數比中國少，專制治國時間比中國短，不知道的，加上故意把記憶忘在保險櫃裡的，再加上根本不相信的，前蘇聯那空白的腦漿尚且幾乎浩浩蕩蕩，何況中國！而他們至少在沙俄時期，監禁、流放的待遇比中國的好得太多，可謂雲泥之別，他們尚且如此努力，哪怕只有全部的二十分之一，也要一個個挖出來，刻上去。何況中國！
談及二戰時期猶太種族的屍骨的記憶，目前世界舉凡有直接關係的國家，都建有二戰時期納粹大屠殺紀念館，規模不同而已。從一位日本學人前些日子的電話裡無意中得知，這種紀念館連日本都有（或者都正建設中）。可是如果瞭解下面這個真實故事，人還敢斬釘截鐵地說「苦難是不該遺忘的」、從而「歷史是無法篡改的」嗎？
納粹屠殺了600萬猶太人，250萬身心殘障人，近200萬波蘭人，300多萬蘇聯戰俘、政治異己、宗教異己和同性戀。但是在二戰勝利之後十三年的時間裏，那個已然解放的悲慘世界鴉雀無聲。沒有墳墓。當然也沒有荒草。甚至沒有光亮。甚至沒有哭聲。當年集中營裡無數生還者拒絕回首往事。往事不堪回首。後來有一天，一個名叫弗朗索瓦 莫裡亞克(Francois Mauriac)法國作家偶然認識了一個27歲的普通記者。這個記者是個猶太人，他的家人從1941年到1945年間是納粹集中營度過的。他的母親、父親和一個妹妹先後在集中營喪生，他自己和兩個姐姐是那裡的倖存者。這個倖存者跟所有納粹集中營倖存者一樣，不願回首往事，執意避免自己駭人的經歷。不過，瞭解了這個猶太人在集中營的悲慘過去，莫裡亞克力勸猶太人寫下自己的經歷，見證集中營的黑暗。那是1955年，幾經猶豫，這個猶太人終於拿起筆來，用一種古老的日爾曼語（中、東歐猶太人使用的一種國際語，意地緒語），把自己在集中營的經歷一氣呵成900頁的一本書稿，並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了它。
這是歷經10年沉默之後，唯一的一個猶太人對公眾社會開口說話。但這書幾乎無人問津。雖然這個猶太人終於拿起鐵锨，埋葬被迫害致死的親人，給那些沒有屍骨的亡靈堆起他們在人間的墳塚，但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仍然由於對納粹殘暴的無知而保持沉默。
為了世界瞭解納粹暴行，祭奠無辜死者，也為了慘絕人寰的暴虐不再重演，這位猶太人把自己900頁書稿一氣刪節到了127頁，法國作家莫裡亞克把它翻譯成了法文。然而，法國的反應如香格里拉大道上的接吻一樣旁若無人，對之視若無睹。為了找到一家出版商出版這代表600萬人或者1300萬人悲慘遭遇的 127頁書稿，這個猶太人花了整整三年時間。然而，此書出版之後銷量極差，幾乎無人問津。
這本書就是後來在世界各地被譯成三十多種語言、持續暢銷不衰的名著《夜》（Night）。書的作者，那位從幾乎殘障的心魂中挺身而立打破十年沉默，繼而在南美洲和歐洲兩度敲起世界警鐘的猶太人，就是後來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埃利 維索(Elie Wiesel)。現今的維索身上丁零礑啷掛滿各種國際獎章、獎盃和各類學術、研究會頭銜，光是高等學府的榮譽學位，他就有一百多個。所有這些光環作為對他披露納粹暴行的遲到的鑑賞，誠然值得慶幸，但是對於在廣袤的沉默中孤身奮戰的埃利，還不如那時起就每天支付他一點車馬費，油印錢。
當年對納粹殺虐猶太人的方式目瞪口呆的，大部分是美國、英國、蘇聯那些無意中走進集中營、死亡營，發現毒氣室、人體試驗室的軍人。為了人類正視納粹的罪惡，反省自己的弱點，維索在還有很孤獨的長途要跋涉。他並不瞭解道路的盡頭是什麼。
幾無反響的法語版《夜》出版的次年，1956年，維索作為一名法國記者赴美國聯合國採訪，在紐約被出租汽車撞傷。他在輪椅上整整熬了一年，由於無法更新他作為一個「無國籍」公民的法國旅行證件，他哪也去不了，最後申請加入美國籍獲得准許。美國無意中對的這個集中營倖存者的接納，後來被證實是整個世界開始正視希特勒種族清洗暴行的開端。
仍然默默無聞、人微言輕的維索在美國就職於一份猶太語種的報紙「猶太先鋒日報」(The Jewish Daily Forward)。他是專欄作家。他似乎確立了自己終生的目標：為揭露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暴行而持續不斷地寫作。法語版的半自轉體《黎明》、《意外事故》，小說《牆那邊的城鎮》就是那時候的作品。
公眾社會多數時候是短見而平庸的，美國的大眾社會也不例外。只是憑藉後來這些著作贏得的信譽和聲譽，他得以走訪前蘇聯、耶路撒冷等地並持續地揭露前蘇聯、南非、越南、比亞法拉(Biafra奈及利亞東部)和孟加拉的受壓迫的人民的苦難，呼籲世界對他們的關注；也是憑藉了他後來的這些著作和名聲，他揭露的納粹暴行才開始正式進入世界的眼睛。但自法文版的《夜》出版，已經過去了23年。
屍骨的記憶(下)
當二戰勝利的歡呼成為遙遠戰場的回聲，世界冷戰也進入末期的時候，納粹的罪惡終於緩緩透入人類視野，開始敲打人類靈魂，拷問人類智慧，成為世界走向未來的警示。1978年，美國總統吉米 卡特指定人選設立了一個臨時委員會，專門負責研究有關建立美國二戰大屠殺中死難者紀念館的可行方案。維索被指定為委員會主席。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成立「二戰納粹種族大屠殺紀念理事會」，責令維索任理事會主席，管理這68人的聯邦政府機構，全面負責全美有關二戰種族清洗的紀念活動，包括博物館的建立，教育項目的設立和私人資金的徵集等。
由於他以匹夫之勇不斷敲打人類健忘的神經、堅持不懈地要人類檢討納粹的罪惡、以見證人的身份捅開自己的傷口，隨著人類對納粹罪行的確認，維索開始贏得巨大的社會聲譽。他獲得獎章中包括那些最具聲譽的獎章：「美國總統自由獎章」；「美國國會金質獎章」；法國「大十字勛章獎」等。至於「諾貝爾和平獎」，則是晚至1985年美國國會授予他「國會金質獎章」的次年，才降榮臨到他。
納粹種族滅絕暴行被揭露的歷史顯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實和發人深思的問題：
一，600萬猶太人的後裔、親屬或朋友，或者說1300萬納粹種族清洗暴行受難者的後裔、親屬或朋友，在言論自由的環境裡全體沉默不語，長達十多年。
二，按照比例，這1300萬人當中可以寫作的不少，為什麼經過十年喘息，只有一個埃利 維索張開嘴拿起筆，要控訴要作證？
三，即便有其他人開始寫作、出版這類見證，如果作者缺乏維索般堅韌不拔的意志和持續不斷的行動，人類世界是否還有機會注意到這一類殘酷事實的存在？
四，經過了30多年的努力，維索終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隨後他的名字才傳遍世界。而美國「二戰大屠殺紀念博物館」（The United State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作為納粹罪行永久的記錄和揭示，在華盛頓市區正式開館的時候是1993年，距納粹倒臺、二戰勝利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是經過了半個世紀的認知，他那兩度出版卻泥牛入海的《夜》才在持續暢銷之後，終於成為人類拒絕遺忘納粹暴行的一道防線：它走入美國及西方世界各地中學，成了有關人類近代歷史和二戰歷史的教科書。
五，人類總結的20世紀三大罪惡之一就是二戰納粹種族屠殺。人類立誓為受難者討還公道。上個世紀對藏匿於世界各地的納粹戰俘的追捕和審判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甚至延續到了本世紀(今年一月份，一個86歲的納粹份子拉迪斯拉夫 尼澤安斯基(Ladislav Niznansky)被逮捕。他被控於1945年早些時候，在斯洛伐克的三個村子殺害了164位村民。參見2004年3月18日《華盛頓郵報》「快訊」）。雖然如此，對於中國非常重要的是：納粹的暴行似乎並沒有成為東方民族反省「國家民族主義」的資源，卻成為懷疑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依據。中國一些左派知識人居然把納粹的國家種族主義在德國的得勢，當成民主自由價值的必然惡果，質疑西方近代政治文明。這背後的原因是將「國家民族主義」和「民主自由價值」混為一談。
六，一種輝煌燦爛的文明可以在現實當中徹底凋零，直至淹滅為現代歷史教科書中的一闕文字，一段當事人都刻意忘卻的塵前影事為什麼就沒有可能在人類記憶中煙消雲散化為烏有？
努力忘卻痛苦現實誠然出於無奈，也是中國特有的古典智慧，但官方推波助瀾的民間「毛澤東熱」證明，對殘暴歷史的美好懷念正是以忘卻痛苦為前提的。更加可怖的是，遙遠的真實一但從哪個地縫裡冒出來，立即被斥為「謊言」而遭到攻擊，好像神州大地半個世紀以來的人造風景從來都比大自然更真實可信。
華盛頓市區中心博物館、展覽館、紀念碑、紀念堂林立，但是沒有多少中國同胞知道那裡還有一個「二戰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據說，中國當局在供到訪華人遊覽的參考項目中，把這個館刪除了。曾經等候多時，在展館外遇到的一對中國青年男女，此外，幾次陪同各方友人出入其間，我看到聽到過那裡面猶太人的哽咽、美國中學生的唏噓、加拿大教授的憤怒、瑞典漢學家握緊不放的拳頭、日本人的嘆息、來自世界各地參觀者沈重的呼吸聲以及祭奠大廳裡那些被到訪者無數次點亮的燭光，卻從來也沒有在展區內遇見過哪怕一個中國同胞。回首苦難、記錄殘忍，無異於一種精神折磨。而這苦難對於維索而言，不僅是對心靈的折磨，也動搖了他的宗教信仰。他在回憶中忍不住對自己、世人和全社會發問：如果上帝存在，為什麼允許這血腥殘忍的事情發生？然而，承受著記憶與信仰的雙重折磨，維索在幾十年裡沒齒不忘反覆強調的是：「為了死去的和活著的人，我們必須作證。」
為了死去的和活著的，猶太人讓人類死死記住了希特勒種族屠殺的罪行。俄國人已經開始將死難的政治異己名單簡歷刻上光碟。中國，卻仍在謊言的陰霾和虛假的荒原上製造未來的康莊大道，並在溫馨的懷念中企圖擁抱充滿罪惡的歷史。
1993年美國二戰大屠殺紀念博物館開館之年，克林頓政府曾經簽署了一個公共法案，決定為歿於史無前例的共產主義屠殺的一億受難者，建造一個類似的博物館。
這個世界雖然有40多個國家民族遭受過共產主義的磨難，但是很多人並不真正瞭解它的罪惡。美國雖然在冷戰時期是與共產主義陣營抗衡的主要力量，但是美國「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的主席李 艾德華茲（Lee Edwards）承認，很多美國年輕學生甚至不知道自1917年起，共產主義世界就在列寧和毛澤東手下成為現實。因此這個館的目的在於「紀念受難者」，「教育後代」。正是為了避免遺忘這一人類創造的罪惡制度及其巨大災難，美國立法建立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博物館。但是這項事業沒有當年建立二戰納粹種族大屠殺紀念館順利。同樣計畫的資金額，15年過去，後者已經矗立起來，但是10多年過去，同樣規模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博物館」的計畫資金遠遠不足。因此，資金從一億美元縮減為45萬，所建變成了華盛頓市區一座未來的「自由女神像」。（參見Arlo Wagner 「Communism Victims May Get A Memorial」，December 12, 2003 「華盛頓時報」）
有很多理由可以檢討。有些是歷史性的：共產主義的毒害卻比種族屠殺時間長久得多。而且這個制度現在也沒有退出人類歷史舞臺，還牢牢掌握著控制自己國民的現代化能力。再有，共產主義最大的受難群體不如猶太人有錢，遊說能力也不如猶太人。猶太人最終團結一心，為將苦難公之於眾而共同努力，甚至至今仍在以民間團體組織的力量尋找散落各處的集中營的生還者，而美國來自共產主義國家的大量移民卻生怕「家醜外楊」弄得自己臉上無光，等等。
統計調查表明，猶太人和中國人是美國和世界族群中智商最高的兩個民族；歷史表明，這兩個民族也是世界上苦難最深重的民族。猶太人對待已經結束的苦難尚且沉寂十年之久，中國卻正在苦難中紙醉金迷，倡導忘卻，決意帶著心中的「太平盛世」一路瀟灑到墳前。十數個頭腦清醒者、三、五家自由媒體和雜誌、一兩個不成氣候的對抗組織在太平洋另一邊唱衰中國專制，有什麼理由保證那些過去了的罪惡將不被遺忘，那些過去了的苦難不會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