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我爲丈夫伸冤有30多年，我的目的和願望就是希望政府能給我丈夫在天之靈一個安慰，糾正他們所犯的錯誤，把當年致我丈夫於死地的凶手法辦，給他平凡昭雪，希望政府能夠對我們所受30多年來的苦難給予合理合法的補償，也讓我有好的晚年生活，孩子有個好的未來。我已經奔波30年了，這期間我所經歷的苦難天地可知，我所受到的屈辱老天都會落淚的。
在她的上訴材料中，記者看到有如下的記述：
我丈夫是1969年2月2日在一次批鬥會後突然死亡的。在這之前他是被隔離審查的。當時他的罪名是反革命分子。他死後我要求活不見人，死要見屍。他們不讓見，說他是畏罪自殺的。當時大字報鋪天蓋地。我也被罵成是「王光美」式的人物，對我全家專政、抄家。我也因是反革命家屬失去工作。
我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要政府給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間我走過很多地方，但都是地方推中央，中央推地方的。77年9月國務院信訪辦接待了我，並給當時的黑龍江省九三農墾局躍進農場打過三次電話，讓我回去解決問題。我滿心歡喜的回到那裡一看，心就涼了。九三農墾局負責解決問題的人竟然就是迫害我丈夫致死的人的親家，我意識到我的冤案難以昭雪了。79年，83年我又遇到同樣的事情，還是沒有最後解決，他們還說：你自己看著辦把，我們也沒有辦法。因爲文革時期打砸搶的人都陞官發財了，都把持著現如今的領導崗位。我決定繼續上訪北京。
在慢長的上訪途中北京所有的信訪口我已經走遍，可是法在哪裡？公民的權利在哪裡？我們是上告無門！官官相護推委搪塞，哪有我們說理的地方？這些年我得到的是什麼？非法關押和拘留，在看守所、拘留所、收容站、派出所、精神病院裡，他們對我刑訊逼供、軟硬兼施的，最後發展到用繩捆索勒，拳大腳踢、帶手銬腳鐐、電棍擊打、澆冷水。萬般酷刑加以摧殘，無所不用其極。
1998年，我連續三次被北京大興縣公安局非法拘留，誑詞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