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趙紫陽女兒的說法，這位被幽居近十六年的老人「終於自由了」－－趙紫陽在死亡中獲得永恆的自由，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悲劇。早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天，趙紫陽就作出了他堅定的選擇：站在和平一邊，而不站在暴力一邊；站在民主一邊，而不站在專制一邊；站在公民一邊，而不站在「黨」一邊；站在失敗者一邊，而不站在勝利者一邊。按照中共的權力邏輯，這似乎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以青年時代便入黨、從軍的漫長的「革命經歷」，趙紫陽當然也深知這個選擇將會導致可怕的後果－－即便自己身為黨的總書記，也會被冠以「分裂黨」的罪行，成為被「黨內同志」所不齒的「叛徒」。
「以失敗者的名義獲得光榮」，在近十六年寂寞的晚年裡，趙紫陽失去了身體的自由，卻獲得了精神的自由。他失去了權力，卻贏得了歷史。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在凍結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開始了有限的而迅速的經濟自由化政策。鄧小平曾試圖勸說趙紫陽在承認「六．四」的「錯誤」的前提下復出，發揮其在經濟工作方面的優長。但是，鄧的這一「好意」被趙斷然拒絕。一方面，趙並不認為自己有錯；另一方面，趙也不認同鄧的「跛足改革」。趙紫陽再一次選擇了自我放逐生涯，令他的助手胡啟立屈辱的復出黯然失色。在一黨專制的體制下，趙紫陽的繼任者們盡可動用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的資源為自己塗脂抹粉，製造新時代、新形式的個人崇拜，但這樣的個人崇拜如同建築在沙灘上的宮殿，潮水一來瞬間便崩塌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趙紫陽的政治生命在十六年前便結束了，他的名字從所有國內公開發表的文字中消失了，即便在網際網路上也成為遭受過濾的「關鍵詞」，但他在天安門廣場上流淚的講話依然鮮活地保存在千千萬萬有良心的中國人心中－－那一幕與王維林隻身抵擋坦克同樣光榮。那一幕亦成為我少年時代不能忘懷的畫面，成為比任何理論更為震撼的「精神啟蒙」。從權力舞臺和公眾生活中消失之後，這位老人沒有接受木乃伊的命運、沒有停止對真理的求索。對民主、自由、公民權利這樣一些基本的命題，他逐漸有了比當權時更為深切的理解。他建議中共當局盡早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也贊同「天安門母親」關於公民權利的宣言。可以說，晚年的趙紫陽已經完全掙脫了黨文化的束縛，成為一名民主主義者。
由於若干的「中國特色」，也由於個人在權力與思想上的侷限，趙紫陽沒能像戈爾巴喬夫改變蘇聯一樣改變中國。戈爾巴喬夫上臺的時候，元老一代大都去見馬克思去了，所剩無幾的「歷史化石」也大都喪失了對政局的影響力；而趙紫陽上臺的時候，「八老監國」的態勢使他難以放手一搏。戈氏上臺之初便提出了「公開化」、 「新思維」等一系列成熟的社會政治變革的方案；而趙紫陽及其所依賴的所謂改革派知識份子，直至「六．四」前夕對究竟如何改革都沒有通盤的考慮。在此意義上，趙紫陽的失敗不是一個人的失敗，乃是中共黨內健康力量和精英知識份子共同的失敗。至此，由中共自身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匆匆劃上了一個休止符，改革的動力由黨內轉向民間、由精英轉向草根。
如果把趙紫陽的失敗放置在一個更加廣闊的歷史背景上來看，亦是近代以來中國悲情命運的一段驚心動魄的樂章。二零零五年趙紫陽在失去自由、被隔離、被醜化的處境中告別人世，與一八九八年以譚嗣同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血灑菜市口、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一九四二年陳獨秀在四川江津去世及一九八九年胡耀邦突然去世一樣，均具有豐富的歷史象徵意義。歷史給了中國人以選擇的自由，歷史也給了中國人自己的 「摩西」，但在這幾次「非此即彼」的重大關口上，中國人都選擇了那種「最壞的選擇」，放逐或者殺害了有希望帶領自己「出埃及」的「摩西」。和平改良、民主憲政、議會政治等光明的前景，均與中國的未來擦肩而過，「槍桿子」成為主宰中國歷史進程的惟一的「主角」。
在中共歷史上，趙紫陽的悲情命運超過了胡耀邦、彭德懷等「忠臣」與「好人」，惟有陳獨秀能夠與之相比。從中共的第一任總書記變成希特勒式和斯大林式的極權制度的最尖銳批判者，陳獨秀在貧病交加中驕傲地宣稱：「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晚年陳獨秀並沒有因為中共的勃興而有「回延安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