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華南理工大學食品與生物工程學院院長，現居美國加州的高大維博士說，許多人當初抱著一個美好的願望加入共產黨，然而中共的本質、歷史和現實，讓人們認識到這種稱號已經成了恥辱和墮落的標誌，成了中華民族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多災多難的源頭。特別是《大紀元》發表《九評共產黨》之後，令許多中國人對中共本質有了深刻的認識。因此他們51個海外華人在新年之際，用集體退黨的方式告別中共，並且呼籲包括胡錦濤在內的所有的中共黨員退黨。他也希望通過這個方式，把自己退黨的聲音傳遞給自己在國內的親朋好友、同事、學生，讓他們都能清醒過來。
高大維博士說：「我在廣東的華南理工大學學習工作二十多年了，那裡面有很多我認識的朋友。他們有的還在受這個毒害；有的是在共產黨那個圈子裡面不停的在幹壞事，但是他們不知道是在幹壞事；有的知道共產黨不好，但是非常痛苦，擺脫不了，也沒有這個勇氣。所以我想，我能夠在自由的環境裡接觸到《九評》，能夠從根本上看清這個邪惡東西的本質，我覺得我應該把它講出來；並用這種方式把這個信息傳達到海內外我所有認識我的親朋好友、同事、學生，讓他們知道，我已經退出了這個邪惡的團體。他們就會去想一想，為什麼？也會去找《九評》來看，然後能早一日脫離這個邪靈，能夠使自己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做回一個人。」
畢業於重慶大學，現居美國新澤西的李大勇博士說，退黨是為國家，為民族負責的態度。他呼籲中國人開展一個精神解放運動，從內心告別中共，清理共產黨的毒素，開始沒有共產黨的新生活。
李大勇博士說：「告別中共實際上是一個廣泛的涵義，它包括比如說退黨、從文化上，從精神上，從生活方式上告別中共給大家固定了的一種生活模式。共產黨管制人們的生活、活動空間、方方面面，包括語言，都沾了中共的痕跡。而這些痕跡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大家的思維和判斷是非的能力。比如『愛黨就是愛國家』把黨和國家捆在一起了；『反黨就是反華』；這一系列的東西都是在共產黨的那種環境下用謊言用宣傳造就出來的，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些東西我們都要一一給它清理，而且清理的過程本身也是這個民族的精神解放運動。很多人會重新的開展一種全新的、沒有共產黨的生活。最終使得中華民族能過一種沒有共產黨的現代生活。」
原任教於鄭州工業大學的竹學葉博士說：此時退出共產黨是每一個正直清醒的人都應該做的事情。他說：「我看了《大紀元》發的《九評》社論，結合著我過去這些年來對共產黨的認識，我覺得在這個時候退出共產黨，是一個正直的、清醒的人應該做的事情。」竹學葉博士是在鄭州工業大學工作時加入的共產黨。談到當年為什麼入黨，他說：「簡短的說，是覺得我這樣一個比較正的人加進去，會讓它的正的成分增加一些，這是我當時的一個想法；像一滴清水滴到一灘渾水裡邊，總是清水的比例增加了吧！當時是有這麼一個很糊塗的想法吧。」
原北京鐵路第二中學教師，現居加拿大多倫多的王工石先生說他幾十年來真誠的被騙著。他說：「在還不是很明白事理的時候，抱著一腔熱血，希望自己的祖國繁榮昌盛，希望自己的民族興旺，也當然希望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抱著這樣一種善良純真的願望…唉！我想當時許許多多的年輕人，把這樣的願望，和共產黨曾經宣稱的『要為共產主義奮鬥，造就一種理想的社會』，人為的把它交織在一起了。可是這種純真、善良、謙卑的一種政治的市儈其實完全充滿了欺騙，一但當你明白了，我不知道你會怎麼想？
我在最近拜讀了《大紀元》發的《九評》，一評一評的讀下來，一評一評的越來越感到震撼，人們講『五十知天命』，我現在基本就達到這個時候，所以在這樣一個時候，能讓我看到《九評》，我感到很慶幸，我真覺得像知道了天命一樣。我知道在以往的罪業中，在我生活的這幾十年當中，有許許多多的時候，我是真誠的被騙了。所以我在想，我當時入黨，我抱著一顆真誠的心，那麼我覺得我現在退黨，不單單是真誠，還有成熟。」
高大維由於學術上作出了突出貢獻，1994年被職工推選為華南理工大學食品和生物工程學院院長，結果被黨支部書記半逼半勸的拉進共產黨的隊伍。高大維博士說：「1994年我們有三個單位，包括我所在的研究所和兩個系合併成為一個學院，那時叫做食品學院。那時三個單位的教職工推薦院長人選時，我就被推薦上了，我記得當時的單位書記直接就講：『你要做院長，你就要入黨；你要想當官，你就必須要入黨。』剛開始我沒有在意，後來是所在單位研究所的那些老師、那些個支部的就勸哪，說你在學校裡，還是屬於共產黨掌權的，當場講了一個民謠說『共產黨在機關學校是執政黨，農村鄉鎮是在野黨，鄉鎮合作企業是地下黨，公檢法是黑手黨』就是連勸帶唬吧！我的入黨聲明是我的學生，就是我的介紹人給我寫的，後來我說入就入吧，就在這種情況下入了黨。」
高大維入黨之後，親身經歷了種種黨內生活，更加認識了共產黨的醜陋面目。他說：「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有一批黨的幹部啊、黨務工作者啊、有一批研究生、學生被捲進去出賣靈魂、出賣人性。舉個例子，六四事件出來，當時在學生中就是要叫互相解放六四言論。參與的時候大家都很激動，但是後來秋後算帳的時候，大家都往歧路上去擰嘛！大家都互相揭發，都把人性最醜的那一面激發出來。
到共產黨『三講』的時候，那就是在黨員中鼓動互相揭發，互相指責。所謂的『背靠背三講』：書記講系主任的時候互相不讓知道，在上面來的工作組面前講；然後教師互相之間揭發，在書記面前揭發，在系主任面前揭發，又不讓互相知道。江澤民用這種方式操縱黨員斗黨員，操縱幹部斗幹部，挑起混亂，然後最終『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全部由他來控制，達到這樣一種目的。
到他開始鎮壓法輪功的時候，又在學校裡面層層層層的佈置，對煉法輪功的師生，教師、教授、學生進行監控；讓同學去監視同學，系裡面書記去監視系主任，學生監視老師，教授監視教授。他就是用黨系裡這套邪惡的東西，把做人基本的善惡、好壞的觀念，甚至基本的人性都扭曲了，都歪曲了，都沒有了。」
高大維說，2004年歲末的九評敲響了中共的喪鐘，新的一年來臨，他想把王安石的一首詩「元日」送給大家，希望中華大家庭用新桃取代舊符。他說：「『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我想《九評》出來，是敲響了中共的喪鐘。我們每一個人都來退黨，都來擺脫共產黨這個邪惡的幽靈，都來告別中共，在中華民族的這個大家庭裡面，用一片新桃換掉一片舊符，這樣我們的民族就有希望了，我們的國家也就有希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