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九年前後是「國民黨殘渣餘孽」，然後是「反革命」，「三反五反」是「資本家老虎」，五七年是「右派」，五九年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然後是「四不清幹部」，文革中是「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文革後是「三種人」，八九年的「六四」……到現在的「法輪功」，但不管怎樣花樣翻新，罪名繁多，不管「對立面」是哪種人、哪類人，都是中共政權設置一個可以傾注集體仇恨的「敵人」，用以激發人們的仇恨和魔性。當對新的「敵人」在馬克思主義教義中也找不到根據時，於是各代共產教皇便動手修改不合心意的教義，以維持暴力恐怖。這便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共產主義教會的教士們更是片刻不能失去其「敵對勢力」。一旦失去，這個暴力的共產邪教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據。因此，各代共產教皇總在挖空心思地不斷延長「敵對勢力」的壽命，志在無中生有地四處尋找「新敵人」，並為「新敵對勢力」的不斷出世而欣喜若狂，大喊大叫。
讓我們來讀讀文革期間共產邪教是怎樣來設置維持和不斷更新發展其「敵對勢力」的。
在鄭義所著的《紅色紀念碑》中，有關廣西欽州地區文革抽樣調查報告中寫道：
文革期間，中國知識份子的社會地位已降至人類文明以來的最低點，除了「階級敵人」的「黑八類」，緊接其後的便是知識份子「臭老九」了。除了被誣以各種政治罪名進行殘酷迫害以外，就是按常時標準沒有任何問題的也難逃劫運。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山東嘉祥縣教師王慶余、侯振民提出將小學教師下放回原籍的獻策信，各地紛紛照此辦堙。欽州地區陸續把中、小學下放給農村大隊主辦，教師下放回原籍，如廣西欽州地區靈山縣就下放了四千三百五十九名教師。下放後，繼續任教者每月僅發生活費十五元，有的不准任教，每月僅發生活費八元。三隆公社下放公辦教師八十二人，返原籍後，全公社只剩下八名教師，使十七間小學無教師授課，只好從各大隊招收二百名民辦教師來組織學生讀《毛主席語錄》和勞動。
欽州地區在廣西也只能算一個小地區，但文革之初，據不完全統計，便有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九名中小學教師被迫進行「集訓」。其中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被戴上階級敵人帽子進行批鬥，二百六十六人被打死、逼死，一百零八人被打傷致殘，二百三十一人受到黨、政紀處份，五千六百六十八人遣返農村勞動改造。
一九六六年七月間，廣西區黨委領導韋國清、伍晉南指示在全區「清理」教師隊伍，隨即全欽州地區七個縣市都掀起了一個迫害教師的恐怖浪潮。如靈山縣，僅七、八月間便「集訓」教師二千五百二十六人，其中五百一十八人被定為「敵我矛盾」；致死十人，傷殘八十六人，其餘的全部集中到各公社監督勞動。文革之中，全縣被無辜殺死、逼死的教師一百零六人。檀墟公社二十四間中小學就有十四間學校的三十六名教師被殺。三海公社譚禮小學僅有十名教師，被殺七名。譚禮大隊「貧革」政委王培立親自到譚禮小學，要校長開列出地富出身的教師名單，然後在晚上率民兵衝進學校，將七名教師及七名家屬、孩子捆綁押解到山上，活活打死、勒死。陸屋公社廣江小學女教師黃少萍，年僅二十三歲，因出身地主，被殺死後，凶手將她剝得一絲不掛，並用大木棍捅入陰道，陳屍路邊。
在全地區，這樣殘酷迫害教師的例子十分普遍，僅迫害致死一項，便有北海市十人，合浦縣六十二人，上思縣三十六人，欽州縣二十七人，防城縣十一人，浦北縣至少十三人。
而對地富、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大屠殺在人類歷史上達到極點，《紅色紀念碑》中寫道:
文革中，欽州地區被無辜殺害的已脫帽或未脫帽的四類分子及其親屬共計六千三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地富），佔整個地區全部被害人數的百分之六十多。也就是說，地富及其子女親屬是欽州文革中被害者的最多數。殺人還普通伴隨著抄家、拆房、沒收所有財物，在經濟上同時實行「專政」，使倖存者也無以為生。
靈山縣的屠殺組織者要建立一個「沒有地富階級（分子）的社會」，提出「天下一片紅」的口號，對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格殺勿論」、「鏟草鋤根」。該縣文革期間共打死逼死三千二百多人，其中「四類分子」就有二千一百三十人，佔總數的三分之二。該縣三海公社無辜殺死、逼死五百一十九人，其中譚禮一個大隊就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基本是「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檀墟公社殺死、逼死五百六十人，是靈山縣死人最多的一個公社。靈山縣全家被殺絕的，粗略統計有五百二十多戶。
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欽州縣「聯指」的楊立佑、黃雄等到邕寧縣明陽農場去接收該場清查戶口時拘押的普通農民群眾黃天群等八人。返欽州途中，在邕寧縣那齊又胡亂抓了一個正在田間割草的趕馬車的農民。回到欽州小董後，除黃天群一人外，其餘八人被莫名其妙地槍殺於附近的大媼搿Ｃ揮凶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