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領導人的評價並不在於他想了什麼說了什麼，而在於他做了什麼。我們要的不是一種理論上無可挑剔，言詞上完美無缺的主義，而是其缺陷在人類的認識範圍內能夠接受的主義。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不可避免的無知上的，那些所謂的「最偉大」、「最正確」、「最客觀」的詞語恰恰否定了這一前提，並以此為藉口強要求多數人去走一條少數人所發現的「唯一而正確的道路」，追求一個高不可攀的終極理想，邱吉爾講過：「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我們目前還找不到一種比民主更好的制度，所以我們只得採用民主制度。」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本身沒有一個所謂的終極理想，社會把對理想追求的神聖權利平分每一個人，倒是那些專制社會卻異常熱心於構建一個人間天國，一個國家越專制，其理想越偉大，而官方的調子唱的越高，弄到最後連自己也感到高處不勝寒，而如我等草民也只得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了。
忘我是一切烏托邦的道德律令，在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裏，個人可以有自己獨立的人生追求，專制社會則不然，個人的精神追求不是出於自發而是往往帶有強制性的被導往社會追求，更隱蔽的專制政府則通過一個正義的目標將人誘入烏有之鄉，用目標的善來證明手段的善，用目標的善來為行為的惡開脫。還是那句話，我們在評價一個領導人時，並不在於他想了什麼，確立了什麼樣的善良意圖，而在於他他到底做了什麼。一個一天到晚高論馬克思主義的人未必就懂得馬克思主義。就算是馬克思本人，他說到底也只是一個學者，他從來沒有領導過某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未在革命成功後去領導過其經濟建設，他只是給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理論上證明。用黑格爾的話來講：「一種哲學它誕生於一定的時代，那就必然打上那個時代的烙印，是一定時代的產物」，人很難超越時代，更不可能有一種終極的理論。
古往今來，有多少事物沒有逃脫過毀滅的命運，星星會消失，連宇宙這個東西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有終結的一天，沒有理由只有政治理想存在終極的概念，這個世界世界只有終極的毀滅，沒有終極的永恆！
讓一個虛無的假象被大眾所接受，除了各種各樣的強制性措施外，洗腦是最重要的，洗腦之可怕在於洗腦人不知道被洗腦，將謊言深深刻入骨髓之中。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道出了其中的奧秘：「謊話說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裏，我們要小心不要被一些不完整甚至虛假的資訊所矇騙。我們的政協領導人是黨發工資的，我們的廣播、電視、報紙它們的最高負責人也是黨發工資的，我們的婦聯，學生會，工會，這些「群眾組織」，它的最高負責人還是黨發工資的，中央一有什麼指示，下面馬上就會有一批「文化工作者」來「研究」、「討論」，一層一級的黨校來組織人員進行學習，我們這些老百姓看到的則是會議上眾口一詞的鸚鵡學舌，千篇一律的陳詞濫調，同樣的生活觀點反映在同樣的生活態度上，在對思想加以排斥的喧鬧聲中，真實越來越難以被聽到，而古老的賽凡提斯智慧，他曾告訴我們認識真理是如此之困難則顯得笨拙而多餘。
共產黨所要的並不是一群具有獨立思想的人，而是一幫隨風而倒的應聲蟲，所謂黨指向那裡你就跟向那裡，始終與黨保持一致，不符合黨的見解的都被批判為異端，都要組織人員進行批判。可悲的是，有那麼多的中國民眾卻被矇蔽，在多年的政治洗腦中將黨和國家等同為一回事，認為愛黨就是愛國，愛國就必須愛黨，愛國心是最便宜可利用的道具，是惡黨們最後的靠山，打著愛國，為人民服務的名義的人往往是最狡猾的獨裁者，他們一方面以人民的姿態來發言並掌握權利，另一方面又用政治高壓來迫使人民緘默不語。所以有人說，中國的特色便是一小撮騙子，指揮著一大群啞巴。
在國家真正危難的時候，那群騙子是逃的最快的賣國賊，蘇聯共產黨90多年的歷史，一但解體只用了3天就轟然倒塌，而最後的結果則由處在最底層的民眾來承擔，他們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在利益分配中屬於弱勢，但偏偏是由他們來為獨裁者的倒行逆施買單，在民主社會社會問題該由選擇不合格當政者的民眾本身來承擔，而在專制社會，民眾在連基本的人生自由權都沒法保證的前提下只得屈從於「偉大的領袖」，久之就漸漸變的麻木，一個沒體驗過自由民主的民族在五千年的文化積澱下亦不會知道個人權利的可貴，專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民眾對於專制政體的認同，正是「三流的民眾絕對產生不了一流的政府，摧毀舊的制度不能靠大革命，就算把中南海處處拆成瓦片也不能保證有一個更好的政府取而代之。」
共產黨的所做所為比任何政黨都符合馬克思對統治階級所下的定義，所謂的共產國家不過是將鎮壓變成制度，並在一定的陣發階段將其上升為一種統治方式而已。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屬於一種宗教，也只有宗教思想拍芏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