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祖籍湖南，父親出生在洞庭湖邊。1946年全家來北京，住在北新橋雍和宮附近，六歲時，眼瞅著解放軍進城。她至今在北京已住了快60年了，經歷了中共反右、文革的衝擊，看過六四的天安門屠殺，算是見多識廣的老北京了。
老太太告訴我，她祖父是當年湖南留法勤工儉學第一人。「當年他到北京見李石曾，發起留法勤工儉學倡議，立即返回湖南組織湖南學生去法國勤工儉學。這一幫湖南學生到北京長辛店車輛廠打工，積攢赴法旅費。一天，蔡和森帶了毛澤東去長辛店找他，和我祖父去看了一下學生勞做的情況，這就是後來講的『毛主席視察長辛店車輛廠』的典故。
「據祖父講，當時他們打工非常辛苦，他就去找著名教育家、香山慈幼院創始人熊希齡先生籌款。熊先生當時任財政總長，設法從前清鹽款中調出一萬銀元，讓章士釗轉給學生們。當時在北大任教的章士釗，與楊開慧的父親是同事，又托其請毛澤東轉給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的學子。結果你猜怎麼著，這筆錢被毛澤東卷跑了。」
聽到這，我不由得抓緊了沙發扶手，追問一句，「您是說，毛澤東捲走了您爺爺他們籌集的錢？」老太太堅定的點點頭，「這是我爺爺親口講的，一萬元現大洋在20年代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解放後，毛澤東曾說過要用稿費還章士釗錢，其實是堵他的嘴，當然其『陽謀』又一次成功。」
天哪！這可真是前所未聞的事。我知道文革時，共產黨逼人買毛選，給老毛髮稿費。近來江獨夫又搞出甚麼「三講」的爛貨，不知賺了多少稿費。但要說共黨領袖卷款而逃，這還是第一回。不過再一想，其實也不奇怪，現下中共貪官攜大批美元出逃，也是如出一轍。
就在我不知說甚麼好的時候，老太太又一顆炸彈扔過來了。「你知道嗎？所謂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後帶隊上井岡山, 那是偽劣產品!」
看著我目瞪口呆的樣子，她侃侃而談：「當年何長工所在的國民革命軍警衛團在修水、銅鼓、瀏陽一帶打仗，損失很重。朱德在南昌起義後，去了井岡山。何長工聽說去井岡山看過，發現朱德他們很有氣候，回來就糾集殘部跟毛澤東去了井岡山。」
不對呀，我們小學、中學到大學的課本都講，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帶隊去井岡山與朱德會合。這難道有假？
看著我半信半疑的樣子，老太太開導我說，「你查查歷史書，包括中共黨史，仔細看看，一般起義都是以地名命名，如鄧小平的百色起義，朱德的南昌起義，唯獨這秋收起義，用一個含混不清的時間命名。其實它是將當時湖南的一些打家劫舍、互相殘殺的農民、流寇、地痞，通通冠上『起義』的美譽，還為毛澤東戴上一頂桂冠。」
這個衝擊太大了，我不放心的問，「您怎麼知道這些的？」老太太說，「我父親當年16歲，就參加了何長工所在的警衛團，他在瀏陽被民團抓俘，沒有去井岡山，他很清楚這段歷史。」（我後來查了一下歷史，果然觸目驚心，看這些中共賴以起家的「工農革命軍」，越琢磨越像烏合之眾，其口號與行徑，儼然暴力土匪。）
老太太又說，「我爸爸94歲了，16歲在湖南接觸過中共，十年後在北京參加『一二九』學運，加入中共，還掩護過許多黨員。被國民黨抓過，從沒變節，但從此受懷疑。1957年反右時，他主動『向黨交心』，反成右派，被送北京南苑紅星農場勞改。文革時，老爸被關、被打，每月只有18塊生活費。」
回想當年，老太太已經沒有了悲傷，看淡了塵世炎涼，「中學時，我學習成績好，曾獲北京市教育局頒發的金質獎章，可以任意挑選最好的學校，免試入學。但受父株連，沒能進重點大學。」
話題沈重了些，我輕鬆一下氣氛：「現在您老挺舒心的了吧？女兒一家在美國事業有成，家裡房子、汽車應有盡有。」
老太太嘆了口氣，「那是在美國，中國就不行了，這個黨攪得老百姓不得安生。」「那是怎麼回事？」「是拆遷！」
原來，老太太住在朝陽區，最近，區政府與開發商為了炒作房地產，以東三環國貿大廈為中心，劃了個中央商務區（CBD），涉及東三環、二環及東四環一帶。此商務區中的高檔寫字樓和住宅，已被炒到每平米8000到12,000人民幣。老太太的住房不幸被劃入此區，開發商以「危改」為名想將這附近地皮拿到手，把住戶搬到CBD外二里，重蓋商品房賺錢。
老太太的房子是1982年建的抗震、低密度6層板式樓房，每層兩家，通通朝陽，環境好交通方便。這樣的房現在交易市場，每平米5000－6000元。而開發商只需按北京的「危改」標準，每米付4850元收購。這些錢是萬萬不夠在原位置購房的。為「方便」「回遷」，開發商在遠離東四環二里處蓋了24層的塔樓，一層12家分，老太太的房子將不會朝陽，人口密度、環境、交通都與原住房有天壤之別。此外，這種房是經濟房，結構、質量等都比原來差。
我愕然了，聽說大陸「危改」拆遷搞得人心惶惶，很多人跳樓、跳河、自焚，原來是官商勾結、巧取豪奪造成了民怨沸騰，而人們又投訴無門，只得採取這種淒慘又悲壯的手法。
看到我無奈的眼神，這次是老太太提議換個話題。我問，「聽說大陸搞了很多開發區，廣泛招商引資？」
老太太笑了，「我給你說個事兒，現在幾乎每個市、縣都圈塊地招商引資，哪來那麼多資啊？我去年去山東，有一個縣開招商大會，要開會了還找不來外商和外資。當地政府就把我的一個熟人－剛好在當地辦事的一位澳門居民，硬拉去充當港澳商人。此人說，「不成，我只有T恤衫，不像話。」政府辦事員一聽，馬上請示領導，公款出錢給他買了一套西裝，讓他上了主席臺，省電視臺還錄了相。這一下弄假成真，當地開發辦公室找上門來，無償提供他25畝地建廠。他對我說，『我一分錢沒有，居然能搞到25畝地，真是天方夜譚。』」
我又問，「那銀行的呆壞帳真有那麼多嗎？」老太太說，「我從側面感覺太多了。我因工作關係，與很多企業有關係，也認識很多個體老闆。很多國營企業佔用了銀行大量資金，但由於體制和經營不善，近幾年紛紛倒閉。這些壞賬都還不上了。一些個體戶老闆通過行賄拉關係，搞到貸款，有的將資金轉移，有的欠賬不還。
我知道一個河北老闆，在清河建羊絨廠，欠了銀行幾千萬元貸款，卻在北京買了三棟高級公寓，大、小老婆各一棟，一棟辦公室，子女都送英國留學。他動輒就要宣布破產，銀行和縣政府卻不讓他『破產』。因為一旦宣布破產，銀行貸款就要變成呆賬，政績不好看。所以，只要他有訂單，就繼續給他貸款。真是應了大陸那句話『黃世仁怕楊白勞』了。」
好厲害的北京老太太，高坐紐約第八大道，從古到今，談政治，論經濟，揮灑自如，愣是給我上了一課。驚詫之餘，感慨萬分，特立此文以為記。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