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承德市區北、寬敞的武烈河畔，矗立著一座規模宏大的古建築群，這就是名聞遐邇的避暑山莊。它是清朝皇帝的行宮或離宮，專為消夏避暑之用。武烈河古稱熱河，故又名「熱河行宮」，或稱「承德離宮」。
清朝歷代皇帝每年5月來到山莊，9、10月返回北京，幾乎有半年時間居住在這裡。山莊名為皇帝避暑消夏，實際是清朝的第二個政治中心，說它是清朝的第二個政治都城也不過分。
為聯絡蒙古族而興建
清王朝的建立與鞏固，並且得以長久地統治，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同各民族關係處理得比較得當。清朝皇帝注意爭取和團結少數民族的頭面人物，共商國家大事。
蒙古族是我國古代最強悍善戰的草原遊牧民族之一。她一登上歷史舞臺，就以迅猛的速度衝出中國，衝出亞洲，橫掃東歐，雄飛世界。當她返回中國時，又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先後滅亡西夏、金朝和南宋，一統天下。百餘年後，明朝取而代之。元朝雖然滅亡，但其民族－－－蒙古族部落卻頑強地生存下來，他們撤出中原，重返草原，散居長城外，從東北到西北的廣闊地帶，重新組合成不同的部落，世代繁衍。他們跟明朝形同世仇，戰鬥不已，幾與明朝相始終。
迄至明末，努爾哈赤創建後金政權，一方面，同蒙古族中的敵對勢力展開爭奪；一方面又分化並爭取其部分蒙古族與之合作。後金得蒙古人之助，使得在同明王朝鬥爭中逐漸處於有利地位。皇太極繼承其遺策，大力發展同蒙古的民族關係，擴大已有的雙方王公貴族的聯姻，創建蒙古八旗，正式接納蒙古人加盟其政權，給予特殊禮遇，與蒙古人結為特殊的政治同盟關係。於是，漠南蒙古即今之內蒙古悉數歸後金（清），漠北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國）俯首稱臣，而遠處西北的漠西蒙古或稱厄魯特蒙古也聞風而動，於清崇德七年（1643年）首途瀋陽，向清朝貢。「三北」地區的蒙古諸部幾乎都倒向了清政權一邊，再加上漢軍八旗和大批漢官漢將的支持，清朝的實力大增，在同強大的李自成的大順、張獻忠的大西、次及南明諸政權的鬥爭中，如摧枯拉朽，一掃而光！蒙古族在清朝統一全國的歷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巨大，無可替代。清朝對蒙古族報以特殊優待：繼續執行滿蒙聯姻結盟的傳統政策，無論是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還是諸民族的關係中，清朝都將蒙古族置於獨特的地位，給予有別於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優厚待遇，真正實現了「滿蒙一體」。
在國家統一後，「三北」能否安寧？換言之，蒙古人能否長久地同清朝保持一致？縱觀歷代，其「邊患」幾乎無例外地起自「三北」，歷史證明，「三北」安，國家亦安；「三北」亂，則國無寧日。故歷代修長城不止，以阻止「三北」遊牧民族突入中原。清朝借鑒歷史的教訓，絲毫不敢忽視「三北」，相反，時刻關注，加強防範。自平定以吳三桂為首的大規模武裝叛亂，國家重歸一統，清朝的統治空前鞏固。但康熙帝「即不敢以逸豫為念，巡狩之典，或一歲而二三行」。（《清高宗御製詩》初集）他居安思危，遂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採取一次重大舉措：在內蒙古卓索圖、昭烏達兩盟之牧地，周圍千餘裡，設「木蘭圍場」，今為河北省圍場縣。「木蘭」為滿語哨鹿之意，由皇帝親自統率八旗王公貴族及將士，在圍場內圍獵以鹿為主的各類動物。每年秋季在圍場舉行一次圍獵活動，稱「狩獵大典」。圍場活動，實際是一場大規模的軍事實踐訓練。被圍獵的動物，被視為「敵人」，因而受到八旗將士的致命攻擊。周長千餘裡的牧地，任憑騎兵追逐、馳騁，可以想見，與實戰相差無幾！
康熙帝設木蘭圍場，尤具特殊的政治意義。其意在聯絡蒙古族，鞏固國家統一與安定的局面。清朝遷都北京，從塞外入居中原，蒙古王公貴族也要不斷前去朝貢，但他們因未曾出痘，「以進塞為懼」。當時，天花是最可怕的疾病，生長在塞外，已習慣北方寒冷天氣的蒙古人害怕進入關內，唯恐被傳染，尤其尚未出痘的人更是害怕，他們「延頸」盼望皇帝親來塞外，讓他們一睹「龍顏」的風采。因此，康熙帝為照顧內外蒙古王公貴族的願望，更重要的是，繼續對蒙古實行懷柔與優待之策，遂設圍場與秋狩大典，吸收內外蒙古貴族廣泛參與此類活動。皇帝正好借出塞秋狩之機，接見各部落蒙古王公、臺吉，為他們舉行盛大宴會，賞賜銀兩和其他物品。同時，各部間已發生的矛盾或爭端都在會見的過程中由皇帝做出裁決，完全體現出清朝與皇帝的絕對權威。
顯而易見，康熙帝創設木蘭圍場，每年秋舉行「秋狩大典」，並頻繁出塞，大會內外蒙古諸部王公貴族，其用意深遠。乾隆帝正確地指出：此即「察民瘼，備邊防，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習勞苦之役，懲宴安之懷」。（同上）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決策，不再修長城，廢棄用長城作為防禦蒙古的軍事手段。他說：「蒙古遊行之地，防之不可勝防。」關鍵是「控馭蒙古有道」。治國之道在德不在險。他要實行「中外一視」，即長城內外為一家，對蒙古施以「厚恩」，使之「眾志成城」，築起一道思想長城，遠較土石之功的長城更堅固更有效！
自康熙二十八年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以後，西北遂成為叛亂多發地區。這裡就是厄魯特蒙古遊牧地。此地區不安定，鬧得清朝也不得安寧。這引起康熙帝對蒙古問題加倍關注。他繼續堅持木蘭秋狩，多方籠絡蒙古人。為長久保持聯繫的渠道暢通無阻，會見的地點固定化，遂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親自選定在京師與木蘭圍場之間的熱河興建了避暑山莊。
從康熙二十年設木蘭圍場，直到選址建山莊，其間醞釀了足足20餘年。可以肯定，康熙帝創建山莊並非出於娛樂享受，實為國家久遠計，質言之，是為內外蒙古王公貴族而建造的。當然，經濟持續繁榮，為興建山莊提供了物資條件。這個因素也不容忽視。眾所周知，興建山莊時，國內安定，政局穩定，治黃淮20餘年，大見成效，國庫充實，清朝已穩步進入康熙開創的繁榮的盛世。因此，山莊的創建，恰是盛世的一個豐碩成果。
諸民族代表人物政治集會的場所
避暑山莊並非一朝一夕建成，自康熙四十二年始建，至四十七年（1708年）初具規模。五十二年起建「外八廟」的部分廟宇。乾隆朝時，在原有的基礎上，對山莊進行大規模改造和擴建，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主要工程才最後完成，至此，已歷88年。清朝已達到鼎盛，山莊最後建成，恰是「康干盛世」的一個突出象徵。
山莊美景勝境自不必細說。重要的是，它的政治文化的價值不可估量。自山莊初建，這裡就成了國內各少數民族代表人物－－－王公貴族們舉行政治集會的場所。
康熙時，自山莊初步建成，這裡主要接待內外蒙古諸部落王公貴族。西北地區很不安定，當地回族及青海蒙古諸部與清朝的關係還沒有達到十分密切的程度，前來山莊集會的很少。這種情況，到了乾隆朝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乾隆帝繼承康熙、雍正兩朝的未竟的事業，先後平定了西北準噶爾地區的達瓦齊叛亂、阿睦爾撒納叛亂、喀爾喀王公青滾雜卜叛亂與新疆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亂，國家空前一統，西北諸民族如回族、維吾爾族、青海蒙古族，還有西南的藏族，也有南方的部分少數民族的王公貴族、臺吉、上層僧侶、酋長等，紛紛前來山莊朝貢，覲見皇帝，並扈從木蘭秋狩。乾隆帝分別接見他們，封賜爵號，頒賞銀兩、緞疋等，舉行宴會款待。乾隆十八到十九年，杜爾伯特部落長車凌臺吉、車凌烏巴什、車凌孟克來山莊，要求歸附清朝；輝特部臺吉阿睦爾撒納向清朝投降。其後，又有準噶爾部各厄魯特臺吉、宰桑進山莊朝覲；達什達瓦部眾6000人遷入內地，其中有2136人被安置在熱河，乾隆帝為其建安遠廟，供他們舉行宗教活動；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疆之亂後，當地各城伯克赴山莊入覲。三十一年，為表彰來自天山北路巴爾喀什湖附近的哈薩克族與布魯特族（即柯爾克孜族）向朝廷朝貢，乾隆帝下令修建寺廟，名「普樂寺」。三十五年，乾隆帝60壽辰，蒙、藏王公貴族齊聚山莊朝賀，乾隆帝決定仿西藏拉薩布達拉宮修建「普陀宗乘之廟」，此系藏語「布達拉」的漢譯。次年落成之時，流徙於伏爾加河的原土爾扈特渥巴錫率部回歸祖國，趕到山莊覲見乾隆帝，並參加了落成典禮。
乾隆親撰《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與《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兩文，記其回歸盛事，刊刻兩巨型石碑紀念。四十五年，乾隆帝70壽辰，西藏班禪六世、內外蒙古、厄魯特、青海蒙古各部宗教領袖及各部首領雲集山莊祝壽，盛況空前！乾隆帝特為班禪仿其世居在日喀則的札什倫布寺形制，建造了「須彌福壽之廟」，即藏語「札什倫布」的漢譯。
前已指出，清皇室與蒙古王公貴族有姻親關係，故其廣大僧侶貴族入覲山莊，參加木蘭秋狩，尤其頻繁，每年不絕於途！居處僻遠的喀爾喀蒙古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自乾隆四十六年後，也不懼路途險遠，多次親來山莊，虔誠地覲見乾隆帝。
乾隆之後，清朝已走下坡路，呈衰落之勢，但各民族聚會山莊的傳統仍然在繼續。如道光、咸豐等朝，經歷帝國主義侵華的歷史災難，山莊仍是各民族首領聚會的中心，連外國使臣也來山莊了。直至同治以後，皇帝不再來山莊，這裡日漸荒廢，再也見不到昔日各族首領雲集山莊的盛況了。
清朝第二個政治中心
歷代離宮別苑，專供皇帝后妃逸樂之用。以避暑山莊秀麗的自然風光，尤其消夏避暑之特效，最適宜遊樂。但清朝卻把它變成又一個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進一步說，是京師之外設立的第二個都城。
自山莊建成時起，康熙帝幾乎年年來此，名為「巡幸」，實則住一段時間，既處理政務，又會見蒙古等民族各部首領，率滿蒙王公、朝廷諸臣及八旗將士圍獵，舉行秋狩大典。康熙帝開創了政治中心由京師向山莊轉移的新時期。在他的晚年，他堅持「較射習網，閱馬合圍」，不肯求一日之安逸。
山莊建成後，過了10餘年，康熙帝就去世了。雍正帝即位，本應繼續舉行秋狩活動、巡幸山莊。可惜他既沒有去山莊，也停止了秋狩。他在位只有13年，因忙於內政，又以性情不喜外出，厭惡圍獵「殺生」，以致在位期間，竟足不出紫禁城，整日埋頭於批示臣工奏議，處理軍政庶務。生前，他已認識到自己不去山莊、不舉行木蘭秋狩是一過錯。他曾對弘歷（即乾隆帝）說：「予之不往避暑山莊及木蘭行圍者，蓋因日不暇給，而性好逸，惡殺生，是予之過。後世子孫當遵皇考（康熙帝）所行習武木蘭，勿忘家法。」雍正帝對自己作了自我批評，他雖然沒有遵「家法」，卻是告誡後世子孫效法康熙帝，堅持木蘭習武的活動。
乾隆帝記取其父的告誡，效法其祖康熙帝，全力經營山莊，大規模改造和擴建，已如前述。與此同時，他把山莊當作他的另一個為政與生活的宮廷，說得更貼切些，山莊真的成了他的另一個家。乾隆六年（1741年）前，他大抵忙於即位初處理一些重大軍政要務，尚不及巡幸山莊。史載他巡幸山莊和舉行秋狩大典，始於乾隆六年。此後，至四十二年與四十三年期間，因孝聖憲皇后去世、辦理喪事，未去山莊，也未舉行秋狩。直至去世前，他每年必去山莊住一段時間，一定舉行秋狩活動。據有的學者統計，乾隆帝一生去山莊達52次！每年約於農曆五月間離京，攜后妃、皇子及主要大臣前往山莊，住上兩三個月，有時長達5個多月，每當初秋中秋，晚至深秋才回到北京。如按每次3個月計算，52次，總計有13年的時間是在山莊度過的。如把北京至山莊往返時間計算在內，恐怕就不止13年，約佔他執政時間的1/5多一點。
嘉慶帝即位後，遵循祖制，效法其父乾隆帝，堅持巡幸山莊、木蘭秋狩。很不幸，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他竟病死在山莊。與他同此命運的，還有他的孫子咸豐帝。他生前也堅持定期巡幸山莊，保持了木蘭秋狩之制。他在位時期，外有西方列強大肆侵華，以英法為首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內有太平天國大起義，國是日非。為避英法禍亂北京，他攜后妃及諸臣逃往山莊，卻樂不思歸。在這裡，他被西方列強所逼，批准了與英、法、俄等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他最終沒能回到北京，同其祖父嘉慶帝一樣，病死在這裡。
同治以後，清朝已變得極度衰落，再也無力舉行秋狩大典，更無心思巡幸山莊。從此，這座經營並繁榮了150多年的清朝第二個政治中心，第二個都城便被廢棄，這意味著這個被賦予政治生命力的山莊就此終結。當清朝滅亡，山莊也同它的主人統統化為歷史的陳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