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次住院搶救的日子裡，常香玉結識了後來終生廝守、相濡以沫的丈夫陳憲章，一位河南籍的知識份子。在他們喜結連理之後，陳憲章乾脆辭去工作，專為常香玉量體裁衣，寫作劇本。
在1947年的一次演出中，常香玉因發高燒而忘了一句唱詞，成熟的藝人都有這樣的本事，詞忘了，就即興編一句頂上去。常香玉這次也這樣做了。那晚散場以後，常香玉對著寥廓的夜空放聲大哭。陳憲章追上去，常香玉抱著他說：「真羞死人了，那一會兒我真想找個地縫鑽進去。我對不起觀眾，他們花錢買票，那票都是他們的血汗錢哪。我是個唱戲的，什麼最大？戲比天大！我這一輩子，要是再有一次糊弄觀眾，我就去死！」陳憲章說：「我幫你，以後你每一場演出，我都坐到觀眾席上，挑你的毛病，回來教你改正。」
那實際上是一次對天發誓。後來實踐證明，他們兩個誰也沒有食言。常香玉在舞台上再也沒有忘過詞，失過手；陳憲章也沒有一場不坐在台下看常香玉的演出，他為常香玉提出的唱腔和表演方面的意見，都成了塑造一個偉大藝術家的重要「材料」。在常香玉和陳憲章幾十年「婦唱夫隨」的藝術生涯中，他們合作創作演出了上百個豫劇劇目。特別是被世人公認為常香玉代表作的「紅、白、花」(《拷紅》、《白蛇傳》、《花木蘭》)，有人統計過，全國有至少有三十個劇種進行過移植，真堪稱舞臺經典，傳世佳作。
(王懷讓)
戲比天大
我是個孤兒，7歲那年，是恩師常香玉滿懷愛心，收下了我這個苦命的孩子，從1948年加入香玉劇社至今，我跟隨了老師56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裡，我親眼目睹了常老師用汗，用心，用血，為豫劇事業奮鬥的一生。
常老師去世前曾有一段自白：「對於一個農民，什麼最大？種好地最大，地比天大；對於一個演員，什麼最大，唱好戲最大，戲比天大！」
常老師9歲學藝，10歲登臺，13歲主演，從藝七十多年，創作演出的劇目多達上百個，在老百姓中，流傳著這樣的話：「看了常香玉的戲，叫你一輩子不生氣。」有時候，為了看常老師的戲，觀眾冒著鵝毛大雪，披著被子，深更半夜排著長隊等候買票，就這樣每個人還只能買兩張。有時在廣場演出，散戲後，光觀眾擠掉的鞋都能裝上兩三筐……
常派藝術為什麼有這麼巨大的魅力？十個字：「戲跟時代走，藝隨精神長。」
即使是「文革」期間挨批鬥，被禁止演出，常老師對藝術的追求也沒有停止過。夏天高溫，她把門窗關得嚴嚴實實，糊上報紙，用被子蒙著頭，練起了唱腔。常老師因「文革」被禁演了八年；可「四人幫」剛一倒臺，她的一曲「大快人心事」，就唱得全國人民熱血沸騰。
在排練《李雙雙》的時候，為了找準劇中人物的感覺，她梳著李雙雙的髮型，穿著大襟衣服，腰裡圍個水裙，手裡拿個鍋拍，走著想著，想著扭著，扭著唱著，太入戲了，「噔」，一頭碰到牆上，頭上碰了個疙瘩，她還全然不知。有一次，我在旁邊給常老師提了個建議：「演古裝戲束裙子穿帔有遮頭，現代戲的穿戴不遮醜，你這個進門的動作，要是側著身，轉個倒8字，就更好看了！」常老師一聽，大叫一聲「哎呀，我的小知音」，跑過來抱著我，「嘣」地親了我一口，「晚上我請你的客！」
常老師經常教導我們：「戲是苦蟲」，不吃苦不流汗成不了氣候；台上要做到「三緊」(頭緊、腰緊、腳緊)、「三白」(水領白、水袖白、靴底白)、「三好」(扮相好看、唱出來好聽、表演讓觀眾好受)。她教導我們：「平常要把自己當成一團面去揉，揉到勁兒，該用的時候，把你炸成麻花是麻花，蒸成饅頭是饅頭；就是演配角，也要演到家，叫它出彩；就是當戲補丁，也要當成金絲絨的，叫它發光。」
常老師把她的一生都獻給了豫劇事業。在她去世的前幾天，她的兒子陳嘉康打電話給我：「姐，老師想見你們。」我放下電話，直奔醫院，看到老師正在囑咐我的師妹王希玲：「培養學生全靠你們了。你辦的戲校，要好好培養豫劇的接班人啊！」轉而她又對我說：「秋，你聽，我的嗓子啞了，這是我的本錢，我的槍啊！我得趕快把它治好！得唱……」
我的老師她還沒有唱夠，還沒有唱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