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過共產黨歷史的回顧，來說明它不是個執政能力強弱的問題，而是沒有合法性的問題，它不是在執政上犯錯誤，而是因「共產黨」三個字就是一個錯誤概念，惡概念。在它還只是一個幫會沒有政權時，在它處置自身內部矛盾上，也是殘酷如野狼。從它的開始到今天從來沒有善良過，今後也絕不會善良，直到滅亡。
共產黨是由蘇聯人按照布爾什維克的鬥爭原則建立起來的，它關心的不是民族強盛與社會進步，而是垂涎政權。因此中國共產黨壓根就沒有與國民黨合作的願望，是斯大林用「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應像榨檸檬一樣，把它榨干，然後丟掉！」命令中共才與國民黨合作的。這樣一個「為榨干國民黨」而取的合作，其前途如何，不需預卜就肯定可以先知。陳獨秀自己並不願合作，但既被迫合了作，他則力主誠心誠意共同推動民主革命，他反對在合作中搗亂，可這卻成了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共產黨把國民黨分成「左、中、右」，拉左派汪精衛，孤立打擊右派蔣介石，阻撓破壞國民革命的北伐。當北伐於26年勝利到達南京時，共產黨在兩湖展開的農民運動也達到了如火如荼的程度。共產黨竟然提出：「一切權力歸農會」和「紅色恐怖」的口號。
簡直喪心病狂----對於人，怎麼可以實施恐怖呢？無論這恐怖是白色還是紅色，只要是恐怖就不是生命所能接受的，只要恐怖就是罪行。可見恐怖主義的祖爺就是斯大林和毛澤東。毛澤東的農會私設公堂，酷刑逼供，燒屋分地，勒索錢財，成批殺人，強姦人家的小姐、兒媳婦；牆壁上到處刷寫著「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實施紅色清鄉」、「實施赤色恐怖」----革命就是為了恐怖嗎？當年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後那燒殺搶掠比共產黨是太小萊一碟了。
此時，國民革命軍的將士正在前方欲血作戰，農會卻在後方抄他們的家，燒他們的房，搶他們的土地，沒收他們的財產，吃他們的大戶，連前線士兵們捎回家的極少量的津貼也被強行搶去。農會鬥爭、折磨北伐軍官們的親屬，任意逮捕、遊街、污辱、處決……國民革命三十五軍軍長何健，正在河南作戰，長沙的總工會就抄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親，將其折磨致死。衛戌長沙的國民黨人熊震，本是親共的左派，其言總站在共黨一邊，他一經移師辰州，農會立刻抓他的岳父戴上高帽子游鄉，搶其財產，致使熊震勃然大怒，轉向仇視共產黨，反對工農運動。
就連共產黨自己的領袖李立三的父親，也被他領導下的黨所活活打死。
共產黨竟能提出「赤色清鄉」、「赤色恐怖」、「捕殺豪紳」來做農民運動的綱領，究竟這樣的「革命」能給人帶來什麼幸福？
請看毛澤東的中央紅軍紅一軍團紅四軍政治部印發的《籌款須知》：
「第一步，精密調查，要找到貧苦勇敢的工農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財物或鴉片煙、酒肉等，秘密給那些貧苦農工，小孩或流氓份子，甚至許嘗他們金錢，以引誘他們說出實話。
第二步，抓人，要以當家人的父母獨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兒女』最為重要，同時未嫁的女，還有一個或兒媳婦懷孕，娘家又歷害的也重要，收押的人必須常用宣傳與恐嚇的手段分別輕重對待。
第四步，軟硬兼施加以催款，必要時沒收一家財物，燒一家房屋或殺一個土豪。
第五步，做好做歹，雷厲風行，到籌款的時侯，必須動員群眾，調查的調查，貼佈告的貼佈告，以及向群眾宣傳的，向代表（被抓來勒索的對象）交涉和催款的，散佈凶吉消息的（殺人燒屋），做轉彎的，提洋油的，磨馬刀的，打土豪的，沒收財物的，散發東西的，督促的，各種工作人員都要雷厲風行……才能使財寶滾滾而來。」
解放軍將士們：
原來這共產主義革命就是為「財寶滾滾而來」？……殺人、放火……這也能與「革命」掛上邊？這樣的「革命」還是不發生的為好！這是但凡正常的人所能夠忍受，所可以想像的嗎？這是地地道道的綁票，土匪。
共產黨竟野蠻到逮捕批評他們的湖南名士葉德輝，遊街後殘酷的槍殺。這是任何正常人心所不能不髮指的野獸行徑。農運所到之處，村莊燒成廢墟，百裡無雞嗚，到處是焦土，啼號不絕於耳，蒼生痛苦，骨肉離散……發臭的屍體橫在野地任狗扒狼叨，無人過問。
共產黨的教課書竟教導我們說《馬日時變》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事變，試問像共產黨這樣的農運又「革命」在哪裡？有哪個國家，哪個政權可以容忍？什麼人能夠接受？
共產黨就這樣激怒了在前方作戰的國民革命軍將士，他們憤怒地喊出：「不分共不能衷征，不為CCP東征！」
在忍無可忍之下，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剿共的《馬日事變》。這樣的「革命」理應受到懲罰，理當被掃盡。
當國民軍進入上海，周恩來三次發動工人暴動，組織《上海市民議會》，組織工人糾察隊破壞革命秩序，這才迫使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決心清黨分共。才有了「四、一二」大屠殺，國共分道揚鑣。
對於這段歷史，共產黨領袖陳獨秀有《湖南農民運動與討論》他說：「長沙五月二十一日事變，自然和湖南農民運動的幼稚病不無關係。」。陳獨秀將之斥為「流氓地痞之先鋒主義。」。他撤去毛澤東的農民部長，改派瞿秋白接任。他在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裡說：「這些過火的行動，迫使出身小地主階級與豪紳土匪的軍人們，結成反共反農的聯合陣線。尤其是家人遭受壓害的軍人更感痛苦。」
共產黨的另一位領袖瞿秋白則批評說：「農民運動居然侵犯到了革命軍官的田產。」
毛澤東的好友柳直荀則說：「湖南農民運動使國民革命軍人從支持共產黨轉而反共。……葉德輝被掄殺，使形勢急轉直下。」
到30年肅反時，鄧子恢、鄧發把持下閔西蘇區，曾留日的中共另一領袖付柏翠被審查，他無比委屈地給鄧子恢寫信說：「我過去是一個做公開鬥爭工作的，殺人燒屋的事不知幹了多少……」，以表示他革命的堅決，以期洗刷被審查之冤枉。
而共產國際的羅明拉滋寫給國際的報告也承認中共農運濫殺無辜，犯有極左幼稚病，導致國民黨的分共清黨。
解放軍將士們：
毛澤東初進社會的第一次傑作----兩湖農民運動就有十萬多冤魂，它為中共八十年的血腥統治揭開序幕。對這樣一場燒殺搶掠的土匪運動，毛澤東竟能用「好得很」來評價，可見他就不是常人心理。他說「我這次考察湖南各地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後的結果，即是流氓地痞之向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一語道破他心靈的天機----原來他的革命觀就是不要人類公理和公德，不要秩序，只以「革命者」自己的滿足為滿足。他說的勇敢、徹底、堅決，其指只是人的行為。可「革命」卻是個含著倫理的評價概念，得有確實的客觀性標準，不是任著兩片薄唇去信口雌黃。因為人是客觀世界裡摸得著看得見的實在事實，革命的涵義就必須建立在與人性相一致的前進性上，前進性落實到客觀實在的人身上，要求一個普遍不移的底限----事關人人都能談得著的這個底線----就是因人人生而自由所表達的天然平等，只有進程或事件所反映出的性質對這個普遍底限具有發展性、滿足性，才可算得上是前進，是革命。流氓地痞的行為不是勇敢而是野蠻慘忍，不是徹底而是沒有倫理，不講公理，不是堅決而是肆無忌憚。毛澤東能把革命加到流氓身上，也就證出他就是一個斷文識字的流氓，一個真正地痞。
對於流氓分子們的強姦施暴，他竟能說成「到小姐，少奶奶們的牙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何等的輕巧，何等的無賴嘴臉。
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實是為流氓暴政者辯，它是向人類公德公理的挑戰，它深刻地衝擊動搖了人類的文化、倫理，流毒甚廣。
他竟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寫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稚，那樣匆容不迫，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真不愧為胡攪蠻纏的大師，革命怎麼會成了暴動呢？革命是個倫理概念，必須以前進、正義為其根據，並不問是溫和還是暴烈，更不能說成暴動，暴動不等於暴烈，暴烈僅是個程度詞，是中性，但暴動卻已倫了理，是貶意。
印度的甘地堅持非暴力運動，難道不具有革命性意義？哥白呢只是出於數學摸型的簡單性而建立日心說，不是具有最空前的革命性嗎？
毛澤東的農民運動開了共產暴政的先河，為中國共產專制獨裁立了榜樣；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暴政，流氓政治的法理奠定，為共產黨篡權後一再地屠殺人民立了倫理標準。他們篡政後的鎮反、土改、文革、六四屠城、鎮壓法輪功……都是湖南農民運動的重演。本節說的是共產黨是如何革命，接下來就看看----共產黨的自相殘殺。
共產黨的在野史2、蘇區的肅反，打「AB團」
朱德的彬州屠殺：南昌起義失敗，朱德、陳毅率部逃到湘南，武力打垮當地政府，建立蘇維埃，在當地大開殺戒，雞犬不寧，民國政府決意派兵剿滅。面對大兵壓境，共產黨的湘南特委竟想出堅壁清野，用燒光政策來對付敵人圍剿----就是將彬州--宜章大道兩廂五華里內的房屋全部燒光，當縣委書記夏明震召開燒屋動員大會時，遭到本地幹部和民眾的反對，房屋燒光人怎麼活呀？他們據理力爭，特委卻仍堅持焚燒，結果遭到了反抗。夏明震的老婆曾志逃到永興報告朱德，朱德就派陳毅率兵一營前往鎮壓，血戰數日，結果是朱德的部隊死亡千人，彬州地方黨的人員全部被殺。我要誠懇地說：朱德、陳毅還都不是慘忍之人。
在張國燾、陳昌浩、瀋澤民控制的紅四方面軍鄂豫皖、川陝根據地的肅反，無辜殺死一萬多自己的同志，北京大學出身的張國燾竟能親自坐堂刑訊，指揮著行刑人員對自己的同志、朋友，灌辣椒水，手指釘竹籤，站火磚，捆綁吊打，軍隊白天要對白軍作戰，晚上再被自己人鬥爭，人人自衛，總指揮徐向前竟保護不了自己的老婆，被活活打死。張國燾們動輒把一支部隊連、排以上幹部殺光；有的地方蘇維埃政權殺一茬換一茬，一年換到四、五次，到了沒人敢入黨，沒人敢當幹部的地步。
而湘鄂西地區的黨領袖夏曦也是用盡酷刑，把另一領袖柳直荀（還是他的同窗好友）給活活打死，亂殺一萬多人。夏曦在洪湖領導肅反，二軍團原有兵員三萬餘人，至肅反結束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賀龍、關向應、盧冬生四個黨員。一大批黨的領袖，有的是根據地的開闢者，有的是軍隊創建人，如段德昌、許繼慎、劉鐵超、曾炳春、肖大鵬、周維炯、鄺繼勛、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錫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許繼填是被戰馬拖死的，當時子彈不夠，為省下子彈打白軍，有的死刑就用人摁著頭墊塵石上用石塊砸死。且不要說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幾個人能看下去？！
鄧子恢、鄧發控制的閩西根據地的肅反叫挖社會民主黨人，當時閩西共轄三十個區委，挖到最後只剩下一個區委還勉強地維持著，殺死七千多同志，整個黨組織全摧垮。
笑裡藏姦的周恩來一九三三年領導赤區，地主被殺光，財政還是不足，就殺富農，富農沒了，就不講成份，看誰家過的好一點就鬥，摧款，拿不出連家人也抓，當時的參謀長龔楚看不下去，提議他能掌握控制一下濫殺，結果周恩來就把人家開除黨籍。
蘇區的肅反，殺死「AB團」分子七萬多人，改組派分子二萬多，社會民主黨分子六千二百多。1930年9月紅軍攻下吉安，四十五天內又殺人一萬餘人。到紅軍長征時有員三十萬之眾，他們自己的肅反就殺死十萬多，這是何等驚人！其實，共產黨所謂的敵人（蔣介石國民黨）對共產黨所實施的傷害遠比共產黨自己的殘殺弱的多，共產黨的領袖骨幹主要是死於自己的肅反。難道革命就是為殺人嗎？那可千萬別再革命了。
至於偉大領袖毛澤東在殺人更上了多少層樓，那只有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他發動秋收起義，殺多少人咱且不論，只看所為暴動準備的《兩湖暴動決議案》就能窺其大概，上面公然印著「殺盡一切土豪地主反革命」、「殺戮反革命軍官」、「屠殺反動官吏」、「不要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
將士們，朋友們：
這些文獻上記載的是「殺盡」、「殺戮」、「屠殺」！毛澤東用的這些詞在倫理上都是非法的，因它不講前因，它不等於「懲罰」，懲罰以有罪為前件，具有合法性。
毛澤東的所謂肅反，僅僅是因主張和看法的不同，有的激進，有的溫和；或者出於鄉土派系觀念，江西本土人不買外來人的賬，難以彼此接受。最初是起於朱毛間的爭論，朱德為人寬厚有人望，毛澤東為人刁拶，讓人生畏，朱德等就合力迫使毛澤東下野。這朱德偏偏不爭氣，打了敗仗，失了面子，這是最初的疙瘩。毛澤東其人思路活躍激烈，在路線政策上總是左而又左，在有關土改上就主張沒收一切土地而後平分，對富農以上取掃地出門，不留出路的政策；而當時的贛西南黨負責人李文林則主張按勞力分配土地，只沒收土豪地主的土地，留有出路。在政權建設上則主張緩建蘇維埃，認為時機不成熟容易挫傷群眾情緒，但毛澤東認為設立蘇維埃政權是鬥爭所需要，粗率些也沒有關係。這原本是策略上的分歧。可這是毛澤東剛剛重新出山，正需要權威之時，受到江西地方黨的挑戰，他就忌恨在心，他競自相殘殺十萬餘眾來樹立個人權威，悲哉！李文林不買毛澤東的賬，毛就想把李文林領導下的紅二、四團合併到彭德懷手下組建紅六軍，來削弱李文林的力量。贛西南黨卻用必須經中央和江西省委確認來抵制。進一步激怒了毛澤東，他就指派劉士奇、曾山組建贛西特委，使贛西南黨屬其轄下來解決這個矛盾，結果還是遭江西省委的抵制。毛耿耿不釋，就於30年2月6--9日在吉安陂頭村召開紅四軍前委、江西省委、贛西特委的聯席會議，在會上毛澤東指責江西省委江漢波、李文林等是富農路線，說他們煽動同志反對黨的正確領袖，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開除了江漢波的黨籍，免掉李文林軍職，改調地方。這次聯席會議為「富田事變」和肅反（打「AB團」）暗伏下導火索。
毛澤東寫給中共中央的信說：「近來贛西南黨內呈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政府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分子所充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的改造。……改造全部黨組織，重新建立，不使一個富農分子（AB團）留在黨內團內，嚴勵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的一切話動分子。」
看一看毛澤東召開的聯席會議決議所形成的《緊急通告》就可以洞察毛澤東心胸是多麼「寬廣」多麼「慈祥」。他說：「AB團非常陰險狡滑，奸詐強硬，非用最殘苦的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用軟硬兼施的方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刑審問，付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蹤追問，主要的是要供出AB團的組織以期根本消滅。」《緊急通告》還詳佃規定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基本原則：「一經發現，下一步就是槍斃……對於首領，當然要取非常手段處置，但注意，在群眾大會上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的和流氓地痞的『AB團』分子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躍的殺無赦。」
我們不僅要問：這是殺人比賽呢還是肅反？這樣的革命是人類所需要的嗎？
在富田肅反前毛澤東先在紅一方面軍做了肅反試點，他於30年10月攻下吉安，但馬上退出，又命攻下長沙的彭德懷部也退出，毛澤東用戰略的眼光，下邊的幹部哪會明白個中道理，當然引起不滿，議論紛紛，其實也就是如今天的「穩定壓倒一切」，毛澤東從11月下旬到12中旬在師、團、營、連成立肅反組織，發動了「快速整軍」，命令捕殺出身富農的黨員和說牢騷怪話的人，光「AB團」總團長就抓了幾十個，清查出四千四百多人，絕大多數都被槍決，而當時紅一方面軍總共才有四萬人，就為有人發句牢騷這麼點事竟捕殺了十分之一還多。他在紅一方面軍的肅反就為各根據地的亂殺濫殺樹了榜樣，開了綠燈。
「富田事變」是毛澤東一手所造成：毛派親信李韶九做肅反委員會主任，李瘋狂殺人，當殺到他同學劉敵頭上，終於招致了紅二十軍的反抗。劉敵、謝漢昌領導紅二十軍的反抗也只是解救了還押著的一百多幹部，活抓李韶九，喊出打倒毛澤東，並沒有任何不端行為，怎麼會是反革命叛亂呢？毛澤東的極左路線曾為項英一度糾正，但好景不長，中央的王明表示支持毛澤東，結果他大開殺戒，製造了富田十萬冤魂。當時的文獻----
毛澤東為行動準備的文件記著：「一經發現，下一步就是槍斃，殺無赦，嚴勵鎮壓，主要的是供出組織以期根本消滅……」就清清楚楚地勾勒出蘇區肅反是一種陰謀勾陷。我們還應知道，中共富田肅反時斯大林的大審判還沒發生，也先於王明路線，證明毛澤東濫殺無辜是他的心癮。
將士們，朋友們：
我們誠懇地請求你們能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難道人的生命就是為了被殺才出生的嗎？難道被屠殺是人類的嚮往嗎？難道被殺就是幸福嗎？革命一詞的成立就建立在對幸福的向望上，把命都剝了，還幸的哪門子福？難道革命就是拿殺人來證明來滿足的嗎？如果不是，人們要這樣的「革命」幹什麼？
或許有人會反駁說「階級鬥爭嘛」，可我問你：階級又是什麼？階級不是自然事實！階級是用了心靈才能看到的：人與人的際間聯繫的一種狀態，它並不是自然界的實際存在！既然人用心靈能看到階級，就證明它是心靈的一定理則，是理則就是意識能力覺解的結果，人有嘴可以說話，有心靈可照說的話來發生理解，為什麼不用嘴去說，通過心靈的證明求得理解呢？硬要把消滅他人的生命當成革命，這連土匪都不如！
不錯，世上有壞人，有壓迫，但對壞人應取的是懲罰，共產黨講的卻不是懲罰，是屠殺、戮殺。壓迫既是通過一定的關係體現出來的，那麼，壓迫就是理性的應用所形成，就是可以通過理性對這關係作出理解，完成揭示，可以用理性來調整的，這殺人所消滅的卻是自然事實！
就算毛澤東共產黨所發動的革命是階級的，可共產黨自已殺自己又是什麼的？
這需要一個解釋實，這個解釋就是共產黨是建立在仇恨和鬥爭上的，並不是階級間的，階級只是他們使用鬥爭的藉口，鬥爭才是本質，共產黨在鬥爭時並不問什麼階級不階級，只問需要不需要，只要自己需要，就決不手軟，階級只是讓自己的需要變成殘苦仇斗的合法性口實。共產黨就是用仇恨和鬥爭為理念來達到自我滿足的一幫惡棍混蛋。
共產黨不可能通過理性的反省而脫胎換骨，它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能放下屠刀，它不能自新，我們的天良只應對國家，對人民，對自然資源，對幾千年的文化負起責任。共產黨不是客觀世界中的，沒有對其負責的根據。所以天理說：堅決的消滅共產黨！
中國的異議陣營是些赤手空拳的書生，他們只能把社會觀念推到普遍的成熟，卻不一是能完成攻堅。
所以我們向解放軍將土發出如此莊嚴的呼籲----
請將士們發動起義。
為了中華民族！為十三億生靈！為了我們能永遠地埋葬仇恨！
讓我們一道來承擔起這個偉大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