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還制定了一個政策，不准吸毒的學生接受獎學金，結果那一年就有十四萬大學生失去了這筆資助。最近，《紐約時報》〉發出一篇社論，對這兩項政策提出異議。
對於中國人來說，這裡提出了兩個我們感興趣的問題，一個是，為什麼因犯罪受到懲罰而服刑的人，會有那麼大比例的人會重新犯罪？另一個是：為什麼受到高等教育之後，這種情況就會減少呢？
三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河南農村看到因犯罪而被拘捕的青少年，裝滿一卡車一卡車的，拉到縣城裡去遊街示眾。心裏就想，在今天中國的監獄裡蹲上幾年、十幾年，他們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壞呢？六十年代我有過一個機會瞭解蘇聯社會情況，得知他們的監獄就沒有解決改造犯人的問題。把年輕人關進監獄，等於給老犯人提供接班人，出獄的時候都變成更老練的罪犯了。看來中國、俄國和美國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大概也是一個全人類的難題。那麼為什麼接受更多的教育就會好一些呢？有了更高的學歷，出獄後可以得到一個更好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似乎是一個可以防止他們重新犯罪的原因。但是在更深的層次裡，教育可以開闊人的眼界，找到人生的真正的意義，從而和自己的過去一刀兩斷，大概更為重要。這就使我們想到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下的一次又一次嚴重的罪過。沒有一個大國的政府，也沒有一個執政的共產黨，像中共這樣輕視教育和破壞教育。遠的不說，就說近十幾年來毫無理由地取消公費教育，一變而為由學生自己負擔學費、又進而不斷提高學費，迫使數以千萬計的貧苦人家的孩子失學，就是一個後患無窮的大倒退。尤其令人難以接受的是這些年正是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政府財政收入不斷增加的時期，完全沒有理由剝奪下一代人受教育的機會。把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古巴拿來做一比較，是非就更加一清二楚了。古巴革命成功後，受到美國四十多年的嚴密經濟封鎖，在失去蘇聯的經濟援助以後，就更加艱難了。很長時期，人民的生活比中國1960前後的所謂困難時期還要艱難。但是，古巴共產黨卻既沒有取消公費教育，也沒有停止公費醫療，而且教育質量之高，就連美國輿論界也不能不承認超過了美國。那麼古巴能夠做到的事，怎麼中國就做不到呢？這是根本沒有道理可言的。
把廣大的有為青年推出校門以外，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製造怨恨，加劇社會的分裂。不斷傳來的學生由於交不起學費而失學和自殺的事件，是看得見的後果，至於一時看不見的危害，恐怕還要嚴重得多。我們這一代人在青少年時走上革命道路，很多人就是由於失學失業。所以，共產黨在教育問題上的倒退，是在為自己培養掘墓人。我們遠在海外的人不能理解的是，當年鑄成這個大錯時，國內的知識份子為什麼就沒有人出來說話？對一般人可以不必苛求，但是知識份子應該懂得這一倒退將要造成的危害，也只有他們才有發言的機會，為什麼就不說話呢？這個責任是難以推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