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恐怖的夜晚再也無法從我腦海中抹去，那一棒打在我伯父的身上，但卻重重打在我幼小的心靈。我時常夢見伯父教我讀書、下像棋、講歷史故事。那一棒打出我立志終身反抗中共暴政的信念！
伯父被打死後，那黨支部書記又將迫害的矛頭對準村上一名富農。這名富農終於忍受不住長期批鬥、捆綁吊打，假裝瘋癲，但仍然逃不出共產黨的魔掌。他們在村外挖了一個四米多深，直徑一米多的圓洞。將那富農關在洞裡，並唆使無知的孩子用石頭砸他。三個多月後，人們發現那富農沒有動靜，終於死了。
我們家鄉雖然在江漢平原的「魚米之鄉」，但許多農民卻過著飢寒交迫、缺衣少食的生活。每年鬧春荒，斷糧數月。我永遠不能忘記十一歲那年的春天，家中斷糧數日，每天只有一點蠶豆充飢。我餓得躺在屋外晒太陽。母親不得不提著籃子和村上幾個婦女外出要飯。一天傍晚母親討飯回來，由於又餓又累，一頭倒在家旁一條溝中，要來的飯灑了一地，我和姐姐、妹妹將米飯一點點拾起，洗淨，慢慢和著野菜充飢。
農民不僅過著窮困的生活，經受中共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而且被劃定為下等公民，終身禁錮在土地上不能動彈。「成分不好」者及其子女更是下等公民中的賤民，多少人間悲劇在我眼前發生，多少辛酸的故事讓人氣斷腸回！而我的家鄉不是偏遠的山區，小河的對面是縣城，鐵路到武漢只需一個多小時！想想那些自然條件差的山區，會是多麼貧困，多麼黑暗！
十六歲那年，我考上大學，天真以為可以為伯父被打死平反，結果自己反而被那支部書記的兒子們打得半死，在醫院裡住了二十多天，而中共的司法系統不僅不聞不問，反而和那支部書記串通一氣，寫信到大學，言我「不可重用」。
從那時起，我發誓推翻中共暴政，開始著手研究中國問題。首先我著手研究共產主義理論，仔細閱讀馬克思主義《資本論》和其他政治學說，越讀越覺得共產主義荒謬不堪。然後我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到西方歷史、宗教、哲學，發覺共產主義根本不能代表西方文明，研究用什麼作為推翻中共的思想理論，於是又回到中國歷史、哲學和文化，發覺我們文化中有許多燦爛的東西，而共產黨幾十年的歷史只不過是中國歷史上短暫的瞬間，他們既不能代表西方文明主流，更不是中華文明的產物，而儒家文明不僅不像中共批判的那樣腐朽衰敗，而且能充分吸收西方現代文明，併發揚光大！我從康得、黑格兒哲學中看到馬克思的渺小、無知和浮躁，從基督教的博愛、仁慈看到共產黨的殘暴、邪惡；從中國歷史上暴政的垮臺找到推翻中共獨裁的信心。
完成理論的探索後，我必須找出推翻中共的方法。像許多革命者一樣，我曾試圖以和平改良方式完成中國民主變革，甚至像許多今天已經鑽倒共黨高層的人一樣，希望入黨、陞官後從中共內部改變中共，而且我被分配到北京，是中共開放後第三屆大學畢業生。但我很快發現這條道路走不通。推翻中共必須用從下至上的革命方式，這是中國歷史和中共本質所決定的。我從中國歷史上發覺許多寶貴經驗仍然適用令天的革命。我在公安大學的位置給我許多有利條件研究中國當代社會真實狀況，也走遍了全國許多地方，得知一些被中共刻意掩蓋的真實國情，獲曉國內外許多人在從事反抗中共暴政的運動。
廣泛的探索使我發覺自己脫胎換骨，真正「因信而得救」。我於一九八六年開始秘密物色地下反共成員，並成立「中國民主黨」。一九八九年六四運動爆發，我極力堅持不暴露組織、秘密支援學運的原則，因為中共一定會血腥鎮壓學運的。我秘密發動警察上街遊行，致使北京的軍警袖手旁觀。中共六四大屠殺後，我繼續發展地下組織，並在公安大學數次張貼傳單「萬歲，勇敢的羅馬尼亞人民；起來，消滅中國的齊奧塞斯庫！」喬石下令：「一定要偵破公安部後院這個定時炸彈！」托我所學偵察專業之福，中共沒有查出我們，倒是冤枉了許多無辜的人。
一九九一年夏天，我去南方發展底下組織，並去雲南瞭解購買地下武器狀況。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凌晨，我在北京被逮。幸運的是我在被連續審問十一個小時後成功逃脫。中共九次向全國通緝，但他們並未能抓住我，我成功逃到歐洲，最後到美國。
親身體驗西方民主制度，特別是進美國法學院系統學習後，我更堅定了追求中國民主的信念，更加堅信武裝革命能夠推翻中共暴政，中共越是拒絕政治改革，人民武裝起義爆發的時機越快。
共產主義既不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也不是西方文明的精華。我深信中華民族一定會拋棄這個真正外來的荒謬東西，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像臺灣、新加坡、日本、韓國那樣將儒家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相結合，創造出一個嶄新的文明。屆時，有著數千年璀璨文明、勤勞聰明的十幾億中國人和海外數千萬華僑的經濟成就，中國將再次領導世界文明，高舉人類文明的旗幟。我深信我們中國能夠比美國更好地擔任這一角色，如同我們在人類歷史數次領導世界文明一樣。
(二OO三年於美國紐約)
(載自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