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教授， 最近中國外交部發表一個聲明，要求澳洲視您為非法移民，您怎樣看待？
袁紅冰：中國外交部的這個聲明是完全違背事實真相的，我並不是要移民澳大利亞，我是在按照國際法、按照聯合國憲章、按照澳大利亞所簽署的相關的國際條約，到澳大利亞來尋求政治庇護，因此跟他們所說的非法移民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中國外交部的聲明中還談到您是違反了中國公民到海外旅遊的法律規定，您是怎樣看的？
袁紅冰：首先從現代法的精神的角度上講，中國現在實行的是國家權力官僚集團私有制，他們所制定的法律只代表官僚集團的利益，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從現代法的精神的角度上來看，這樣的法律本身就缺乏合法性。而且，他們的憲法就明確地規定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怎麼可以有一個憲法規定只能有一個黨來掌握國家政權呢？這樣的法律難道具有合法性嗎？所以他們說我違反了他們的什麼法律，這從現代法的精神的角度上講，都是不值一駁的。
中國政府在聲明中還提到，您在當地政府受到高度尊重和信任，不存在政治迫害的事情，是這樣嗎？
袁紅冰：我從八九年的六四以後受到長期的政治迫害，這是整個國際社會都已經清楚的歷史事實。他們說我在貴州沒有受到迫害，首先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在過去的十年中，我不得不留在貴州，而我的妻子和女兒是在北京，我每年只能有一個半月的時間和他們相聚，這樣的一個狀態難道不是很違背基本人性的一個政治迫害嗎？讓我終生留在貴州，實際上就是對我實行流放刑法。在中國古代流放是次於死刑的最嚴厲的刑法。
另外在過去的十年中，他們對我進行了極其嚴密的監控，我對此有親身的感受，最近幾年他們確實給了我一些學術上的頭銜，但這些頭銜和他們對我進行秘密監視，把我終生流放到貴州，目的都是同一個，就是要我背叛自由的理念，做他們恭順的精神的奴隸。而我之所以接受這些頭銜就是要麻痺他們。
您剛才說到您在貴州受到長期的監視，您能舉些例子嗎？
袁紅冰：比如說我的電話是被竊聽的，比如說在我的學生中就安插了一些告密者，比如說在我的住處的樓上樓下，都有人定期地向安全部門匯報我的行為。
你能不能談一下，這四部作品都是在怎樣一種秘密情況下寫出來的？
袁紅冰：我一般是凌晨2點起床，窗簾用的是那種厚厚的那一種，不能有縫隙，以防對面樓上監視我的人發現，開始寫作到早上8點，然後喝一杯濃濃的咖啡，再去上班。有時晚上寫作是在外屋開上電視機，電視的聲音開得很大，讓他們覺得我在看電視，然後我就在裡面很小的一個屋子裡寫作。
是什麼原因使您認為您的小說還會被沒收？
袁紅冰：這是由小說的內容所決定的，第一部小說「自由在落日中」就已經在1994年被他們毀掉了。而且當時他們逮捕我最重要的證據之一就是我撰寫了「自由在落日中」這部「反動」小說。那麼我現在重新把這部小說恢復起來，理所當然地，一旦被他們發現，他們一定會把它毀掉。
另外我寫的第二本小說叫做「金色的聖山」，反映的是從5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後到90年這個整個的漫長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政權對於藏傳佛教以及和藏傳佛教相連的聖潔的精神生活進行摧殘的一個過程，那麼這樣的一部小說，它當然是違背共產黨的根本利益的，是對共產黨的宗教滅絕罪行的一種深刻地揭露。它當然要毀掉這部小說。
第三本小說「文殤」，是我的自傳體小說，描寫了我從少年時期一直到90年代的末期這個漫長的時間裏，我是如何和專制政權作鬥爭的。也描寫了同我一起和專制政治作鬥爭的朋友們的命運，那麼這樣一部小說當然也是他們不能容忍的。
第四部小說寫了在目前的這種精神壓抑之下，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精神的墮落過程。那麼這樣一部小說也是他們的出版檢查制度所絕對不允許的。
而且在整個的這些書中直接地反映了中國現在司法系統的黑暗和腐敗。所以這些東西顯然是他們不能容忍的。
中國外交部在您出逃一週多之後才發表聲明，據您分析，這中間有什麼原因？
袁紅冰：據我分析，就是他們確實沒有想到，在這麼長的時間裏，無論他們對我嚴密監視也好，無論他們用流放的方式迫害我也好，無論他們用許多高官厚祿引誘我也好，我都沒有放棄自由的理念。這一點也讓他們措手不及，驚慌失措。所以經過一個多星期之後，他們才想出一個這樣很可笑的理由來對我進行進一步的政治迫害。
您認為中國會用貿易逼迫澳洲政府將您送回中國？
袁紅冰：中國會這樣做的。他們已經多次有過這樣的做法。但是我相信澳洲政府會堅持自由的理念的，我也相信澳洲政府不會做出讓他們自己蒙受恥辱的事情。
您曾經是中國共產黨員，現在還是嗎？
袁紅冰：我早已不是了，我和共產黨決裂是在六四的槍聲響起之後，我就和共產黨徹底地決裂。在六四之後呢，因為我組織了北大教工後援團，同時因為在六四期間，我召開了一個北京大學共產黨員大會，呼籲共產黨員共同團結起來，對抗北京市委的暴政，由於這樣一些行為呢，在六四之後，我受到了長期的政治審查。當時不允許我上課，那時北大有70多個教師上了政治審查名單，我是第一個。經過這次政治審查之後，給我的處分是留黨察看一年。但是給我了這個處分之後，我仍然堅持自由的理念，又完成《自由在落日中》這本小說，同時又組織了自由工會式的組織「中國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等等，由於這些事情，在九四年把我逮捕和在釋放我之前，就把我開除了黨籍，我就不再是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我認為和這樣一個黨組織進行決裂，是我的光榮。
你能跟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你覺得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袁紅冰：其實，我覺得我是一個崇尚自由精神的人，我覺得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短短的幾十年，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選擇自己精神信仰的自由，當一個社會不能滿足人們這個自由需求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是反人類的社會。這是我從小的一個基本理念。
另外一個，我覺得我是一個很有俠義精神的人，我很小的時候，看司馬遷的《遊俠列傳》和《刺客列傳》，我就想做這樣一種人：一個堂堂的男兒，能夠把天地的正義擔在自己肩上的人。
這些年來，我一直把這二個原則作為我自己生活的準則。我創立了英雄主義人格哲學，這個英雄就是敢於把自己的生命作為祭品獻給自由和民主事業的人。所以這是我們當代中國最需要的英雄。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