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使近年來涉及經濟利益糾葛的民事、商事訴訟逐年遞增。民事糾紛沒有合法的法律途徑來保障。大量的糾紛求助於黑道。
市場競爭中，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對一部分人依靠技術、知識、管理和經營等合法手段所得到的高收入持認同態度。對於靠腐敗和非法致富的，民眾強烈不滿。一些富豪之財富得不到社會道德認同。這樣的財富也難以得到保障，進行有效的社會積累。
富豪頻頻死於非命
2004年7月21日，四川峨邊縣億萬富豪、縣政協副主席、明達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葛君明在其辦公室被炸死，爆炸者峨邊老農張明春隨後自殺身亡。血案的原因是張、葛之間僅6000元的經濟糾紛。
2003年1月22日，山西富豪、海鑫鋼鐵（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海倉在其辦公室裡被槍殺。凶犯馮引亮作案後在現場自殺身亡。馮的作案動機是企圖強賣土地、敲詐勒索不成而行凶殺人。李海倉個人資產達1．95億美元，列2002年《福布斯》排行榜第27位。
2003 年2月12日，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其老家樂清市蒲歧鎮北門村家門口被刺14刀身亡。雇凶殺人的王偉堅、屠金安二人在生意場上與周發生矛盾，要求退還籌備資金190萬元，遭周拒絕，多次摩擦後產生殺害周祖豹的念頭。被王、屠僱用的凶手、樂清人楊金富，小學文化，無正當職業。他在北京闖蕩多年，以殘暴和講「義氣」聞名於黑道。 周祖豹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靠販運水產發家，家產過億。
2003 年8月17日，甘肅地產大王、蘭州市億萬富豪劉恩謙被找上門的凶手槍殺，死於寓所。與今年初山西富豪李海倉被人殺死在辦公室如出一轍，凶手執行「任務」之後飲彈自盡，使得案件的偵破工作變得撲朔迷離。該案一度在民間傳出三種不同的死因版本。一說是利益集團雇凶殺人，一說是上門劫財未遂，也有認為是私人恩怨仇殺。
據三湘都市報7月17日報導，湖南億萬富豪望城縣格塘建築公司董事長彭玉龍，7月13日失蹤後，16日被人發現浮屍蔡家洲尾的湘江中。案情疑點重重，目前正在偵查中。
富豪「非正常死亡」原因
國內媒體一段時間來對此類專題的熱點跟蹤報導頗多。一些文章也探討富豪「非正常死亡」現象背後的原因。
一些典型的看法包括：是仇富心理所致；解決糾紛的機制不健全；還有看法指責有錢人為富不仁。
也有呼籲關注富人生命安全的呼聲。對立的看法則認為：事件引發的原因是幾家富戶的經濟糾紛，而因經濟糾紛鬧出人命的事在非富階層也不少，為何盯準富人中僅有的例子就認為是社會性問題呢？
這種看法認為，當前中國富人階層，是強勢群體，生活質量、生活工作圈和社交範圍都在社會的最安全地帶。這種觀點批評說，強勢群體剛出點事，就想讓它「引起社會巨大的震動」，似有傍富者的自作多情。安全真正成問題的，是工人、農民等弱勢群體。每年在煤礦、道路交通特大事故中死去上萬人。
解決經濟糾紛 求助黑道
經濟發展，使近年來涉及經濟利益糾葛的民事、商事訴訟逐年遞增。應該說，司法是解決矛盾糾紛的最後手段，但缺點是成本高、效率低、風險大。
中國的非訴訟調解制度流行。1989年6月，中國國務院發布《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遺憾的是，此後十幾年，調解制度面臨從組織到機制、效果的嚴重危機。
一方面，鄉鎮和地方財政補貼有限，即使調解員熱心也「得不償失」；經濟活動與人員跨地區的大範圍流動，糾紛中的經濟數額也成倍增加。另一方面，調解人必須的條件，如法律專業知識、調解技巧、爭議雙方公認的道德水準等，也要求越來越高，89年的舊法規顯得陳舊，勉為其難。
近期經濟糾紛中的富豪頻死現象，是這種危機的冰山一角，大量的民事經濟糾紛轉而求助於黑道解決。
有分析人士把富豪頻死現象，看作是經濟糾紛矛盾的極端激化。認為市場經濟正以一些「極端事件」，呼喚有效、健全的糾紛調解機制。
佔中國十分之一的人 擁有全國一半的財富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發展策略，在大陸創造了不少富豪。但還有數千萬人生活面臨困境。
據中新社提出的數字，大陸目前有億萬富翁1000人，百萬富翁300萬人；與此同時，還有近五千萬人連維持溫飽都有問題。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大陸有百分之十八的人口每天生活支出不足一美元，窮人在都市的每個角落中都可以發現。
貧富差距拉大－－中國人民銀行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居民儲蓄繼續快速增長，前9個月居民儲蓄存款累計增加了10461億元，同比增長18.1％。然而，儲蓄存款劇增主要來自於經濟發達地區和自富人，其中，上海、浙江、廣東和江蘇4個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省市存款佔全國儲蓄存款約4成。即使在發達地區，最高地區與最低的地區的差距竟達20倍。日前，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中國已達到0.458,超過了0.4這條國際警戒線。
調查顯示，佔中國大陸十分之一的人，擁有全國幾乎一半的私人財富。1995年4 月5 號的《中國市場報》刊載的一份調查指：佔大陸人口10% 的貧困人口，只佔有存款總額的3%，且呈下降趨勢，而佔總人口10% 的最高收入者卻佔有存款總額的40%，且呈上升趨勢。
財富的道德認同
市場競爭中，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對一部分人依靠技術、知識、智慧、管理、經營等合法手段所得到的高收入持認同態度。對於那些靠腐敗和非法致富的，民眾則表示強烈不滿。一些富豪之財富得不到社會道德認同。這樣的財富也就難以得到保障，進行有效的社會積累。
北京社科院的多位學者研究發現：九十年代初興起了幾大純粹的金融投機行業，金融拆借、股票市場，房地產業，期貨市場，債券市場等等，在不完備的法制和貪污受賄暗盤交易中，僅僅依靠絕對權力和假借國家的資金投入，短時間內完成了一次次巨額的私人財富再分配。他們用手中的特權有償調撥國家資金；勾結特權在股份制改造、股票上市中上下串通撈「原始股」；批條子、批地、內外串通炒作房地產；受賄批准期貨市場的准入證；上下聯手、官商勾結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這使得只要擁有權力、或原在八十年代已積累部分資金的人，也有少部分的確有聰明才幹的人，在幾次不公平的投機中迅速爆發。
據悉，中國有一百多位財富超過一百億的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大多都是通過這種「非市場手段」在九十年代湧現出來的。他們擁有大陸老百姓不敢想像的財產、豪宅、進口汽車。
除了一些高級幹部貪污腐敗、權錢交易，侵吞、轉移和揮霍國家資產以外，一些基層權力部門向農民亂攤派、亂罰款、亂收費，造成農民負擔過重和干群關係極度緊張；一些不法商人放肆的偷稅、漏稅、逃稅、騙稅，在短時間內非法暴富，引起群眾強烈不滿；一些地方執法人員甚至與「黑社會」勢力聯手，敲詐斂財、欺壓百姓。凡此種種，在人們心理上將現實中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放大。
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貧富生活方式的巨大反差，造成貧富間羨慕與不安全的複雜心理。富豪被殺案頻發，與此也不無關係。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