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在劉伯溫的家鄉浙江省文成縣的中樟人民公社中心小學教書。那年，我18歲，血氣方剛，工作積極。我教的是六年級畢業班，為學生多考上中學，我暑期不回家，獨自一人留在學校為學生複習、補課。
一天，我從郵遞員手裡接到一封寄給學校的印刷品信，就拆開看了。原來這是一封縣委宣傳部發出的要求全縣各學校在暑假期間做好訂閱黨報《浙江日報》工作的通知。通知的文句有點不大通順，還記得有「請對《浙江日報》抓一把」云云。18歲的我就提筆寫了封語帶諷刺的信給發通知的縣委宣傳部提意見。因為此後發生的事影響了我的一生，所以這封提意見信的關鍵字句一字不落地刻在了我的腦海裡：「堂堂縣委宣傳部秘書起草、部長過目之通知竟不通至此，難免貽笑大方，特地說上幾句，恐怕不是無的放矢吧。」我在信尾署名「余直言」，這是仿照當時《青年報》上一位專欄作家「余心言」的筆名。發出了信，我就把這事忘了，專心教學生複習功課考中學。
下學期9月1日開學前，按慣例，全縣教師集中縣城學習，大會小會、大報告小報告、分組討論，好幾天開下來，頭都脹了。我是也按慣例拿了一本不相關的書看。會議快結束的一天，大會宣讀了我暑假時寫給宣傳部提意見的信，接著又宣讀了一封類似短篇小說的信，內容是一個青年教師眼中山區的日常生活。做報告的領導聲色俱厲地說：寫信的人思想反動、低級趣味，抹黑社會主義新山區，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傾向。大家要認真深入地批判，揭穿這個可能隱藏的很深的階級敵人。
分組討論，每個學校領導分到了一張油印的信件。我們的校長叫林玉琳。他再次讀完信件，就讓老師們談看法、作批判。那封類小說的信說到一件事：冬天某晚上，公社幹部來學校玩，大家坐在床上打撲克。因為冷，蓋了被子，大家嘻嘻哈哈。在幹部來說，當時這叫與群
眾打成一片。坐在幹部對面的是一年輕的女民辦教師，她的大腿邊時不時會多出一隻腳來，有時她會騷動不安，滿臉通紅，相應的，她蓋著被子的小腹部位置這時會鼓出來動起來。很顯然，這是坐在她的對面的公社的幹部的腳的風流的屬於生活小小節的不安份的結果。類小說的信說到這事時語調是不解、諷刺、憤怒、斥罵。全公社的教師總共有20多人，除中心學校的6、7位老師是公辦教師外，其餘的都是民辦老師。幾位年輕的同我關係不錯的男性民辦教師沒作批判，先破口國罵，說寫信的這小子塌民辦教師的臺。我趕緊站起來說：「別罵了，這信是我寫的。那封署名余直言，給宣傳部的信也是我寫的。」令我至今還感到自豪、安慰、感謝的是那幾位民辦老師馬上為對我的國罵向我道歉。我然後轉向校長林玉琳，大惑不解地問道：「我這信是寫給樂清縣的同學的，怎麼會到了你們手裡？」林玉琳一臉言正辭嚴相，答曰：「公安局轉來的。」我呆然、愕然、惶惶然，嚇得冷汗都出來了。當時的我，不僅是我而是所有的人，相信黨、相信組織比相信父母、自己要強1萬倍。既然公安局光顧我了，那還得了！那時的我又純潔、純真、純粹到比處子還純，要不也不會對公社幹部只略微不安份的腳如此大驚小怪。我以為我只要離開了文成縣，就會沒事的。批判我的第2天夜裡，我偷偷地約了一起分配到中樟小學的同學王建勛，一起回到離縣城10里山路的學校，幫我拿了行李，肩挑手提，跋山涉水，漏夜趕回縣城裡，乘最早的班車逃之夭夭了。同學王建勛有一位伯父是當地打游擊出身的老革命，在我所在的區當中共區委第一書記。王建勛貧農成分，是個老實仗義的人，建議我找他伯父匯報解釋。他說他伯父是好人，說：「我知道你是好人，一個正直的人。我們黨是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我當時沒聽他的。事後，我得知，這位王伯父書記發過話：「黃河清，還是小孩子嗎，什麼公安局，別嚇唬他。他最多是不安心山區工作。」可能幸虧有他這句話，他們才沒有動用公安警察把跑掉的我重新揪回去。
1965年，我跑到了新疆。1966年，開始文化革命。1967年，我在新疆收到了浙江省文成縣造反派的信，說我是文成縣第一個造反的人，迫害我的人都揪出來了，要我回去控訴他們、平反。那時造反有理的口號聲喊得震天響，舉國上下，人人以造反派為榮、以保守派保皇派為恥。
1969年，我回到了文成縣。我沒有想平反、要平反，而只想弄清楚我那封從郵局寄給同學的信是怎麼到他們手裡的。文成縣文教界的造反派幫我把當時的校長林玉琳、宣傳部長施松濤找了來。宣傳部長施松濤已當了縣長、縣委副書記，自在縣城牛棚。校長林玉琳已被貶到很偏僻的山坳角落，跋涉了幾十里山路趕來。我單獨與施、林談。施松濤努力地不卑不亢，名義上是檢討，事實上是說明當時並沒有把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倒是老實地交代了要下面查「余直言」是誰，查實了是我後，佈置監視。施松濤寫了一紙寥寥幾行的檢討。我欣賞他的不卑不亢，不為已甚，一笑收下。校長林玉琳則有點低頭哈腰相，不住地道歉請罪，寫了幾大張檢討交代。原來他接到查實監視我的任務後，就設法打開我房門的鎖，進來搜查了一遍，搜到了那封寄給同學類小說的信稿，「如獲至寶」（這四字是他的原話，當時流行時髦。）呈遞上去，鑄成了我的罪證。林玉琳還交代了區中心學校領導如何佈置整我的情況，因為那時，區領導是兩派都打的落水狗。但我已無心無興趣去追究他了。
過後我想，幸虧我那歷史反革命的父親對共產黨比我還忠心耿耿，絲毫沒有灌輸給我對黨半丁點不滿的念頭。要不，我在日記或其它文字裡有星點的流露，被查抄去，我就死定了。也幸虧儒家思想對我影響較深，我努力做所謂正派人。雖然我那時已有夢遺，對異性時會想入非非，喜歡看《紅樓夢》中「賈寶玉初試雲雨情」之類的回目，把越劇電影《紅樓夢》裡的林黛玉、薛寶釵兩位演員當成夢中情人，進行幻想，但閃念一起，立即抑制，認為這是黃色、下流、骯髒的思想，萬萬要不得，萬萬不能繼續。要不，只要在日記或其它文字裡有星點流露，被查抄去，我不死也得身敗名裂。
現在我悟到了，宣傳部長施松濤和校長林玉琳是互相依附、相輔相成的：有施松濤，必有林玉琳；有林玉琳，施松濤才能暢其行。施、林在最基層，往上一級一級相類相似相同，構成了一種制度，又演化成了文化。專制的統治就依賴這樣的制度與文化延續、鞏固。
文化革命初始的造反派曾對這種制度與文化有過一段自覺或不自覺的衝擊。劉國凱在悼念楊小凱的文章裡說造反派的公案還沒了，我深有同感。不過，這是另話了。
劉飛躍先生，你我在不同的年代對黨報說不的經歷證明了時代在進步、歷史在變化，終究還會變得更好一些。從這一意義上來看，你應該相信我在本文開頭所說的「你真生在了好時代」的話。
（2004.7.21於地中海畔）
原載《民主論壇》http://asiademo.org/gb/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