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4-07-29 00:11:00作者：
瀏陽出過許多人物，其中有兩位堪稱偉人，一個是譚嗣同，一個是胡耀邦。用李銳同志的話說：「瀏陽有這兩個人就夠了！」
1988年冬季至1989年1月上旬，耀邦在長沙住了一段時間。這也是耀邦一生的最後時日。許多人去看望過他，其中包括當時的瀏陽縣縣長、現任長沙市市長的譚仲池。譚對耀邦當時談話的回憶，值得記述一下－－
一是恰好在耀邦逗留長沙期間，寧鄉花明樓劉少奇舊居紀念館舉行開館慶典。楊尚昆等當時的中央、湖南省和長沙市（寧鄉是長沙的下轄縣）袞袞諸公親蒞現場。從1977年12月至1980年2月，胡耀邦在中央的關鍵領導崗位上為平反「共和國第一大冤案」整整奮鬥了兩年多，以後在籌建劉少奇舊居紀念館問題上又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是，儘管如此，儘管他就在長沙，儘管他正式請求參加開館慶典，卻被明確答覆不得露面！
譚仲池說，耀邦談起此事時，潸然淚下……
第二件事：耀邦說回憶起當年的劉少奇冤案，「連續幾天睡不著覺」。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胡耀邦是八屆中央委員，且不屬於「打倒」對象，算是有資格出席全會。耀邦悔痛地說：「明知道都是假的，可我當時竟舉了手！這件事，我愧對黨性和良心，愧對少奇同志！當時，只有一位女黨員沒舉手，我不如她……」
說到這裡，耀邦心情沈重，久久默然無語。
這篇短文，只是記述耀邦生命最後時日裡的一點小事，或可供別人或後人去研究、訂正。如果要我講幾句自己的話，那麼我要說，第一，耀邦談到的那位「女黨員」，指陳少敏，八屆中央委員，曾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十二中全會上，確實只有她一個人「不畏高壓，對這個決議，拒不表示同意」－－上述字句，引自《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157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可惜它沒有說明，這位優秀的「女黨員」不久便因此被迫害致死。第二，耀邦為自己當時的「舉手」而深感痛悔。其實，當時除陳少敏外，所有與會者都舉了手；但是，對此表示痛悔者至今只有耀邦一人！這一點應該引人深思。第三，可以斷言，當時絕大多數與會者都是違心舉手的，都在表達著跟自己真實觀點完全相反的意思。而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如果是依靠其多數或絕對多數成員的口是心非和虛偽（不論這種虛偽是自發的還是「迫不得已」的，是永久的還是「暫時」的，虛偽就是虛偽！）支撐著，意味著什麼呢？從長遠的、根本的觀點看，會有什麼後果呢？第四，我們假設一下，倘若耀邦當時不舉手，像陳少敏一樣「拒不表示同意」，後果會怎樣？無疑，會像陳少敏一樣「不久便因此被迫害致死」。第五，再假設一下，倘若胡耀邦像陳少敏一樣死於1968年10月或以後「不久」，又會怎樣？從平反冤假錯案到真理標準的討論，從鄧小平的復出到劉少奇的昭雪，根據胡耀邦從粉碎「四人幫」至1987年間的偉大貢獻可以斷言，如果沒有他，黨和國家的歷史將會是另一種寫法，很可能不會有今天這種改革開放、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
這麼說來，人們似乎應該為胡耀邦當年的「舉手」感到慶幸了－－正是那種違心之舉「保全」了他本人，從而保證了黨和國家後來的撥亂反正－－這是多麼可怕的「辯證法」！
我們曾大力提倡「光明正大」，但是忘記了，任何人和任何民族是否光明正大，不僅僅是「稟性」問題，更是制度問題。只有先進的、民主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形成光明正大的人性和民族性。只有這樣的人性和民族性，才是一個政權真正堅如磐石的基礎，才是一個國家無盡的前途和希望。
[選自《同舟共進》2004年第3期]
1988年冬季至1989年1月上旬，耀邦在長沙住了一段時間。這也是耀邦一生的最後時日。許多人去看望過他，其中包括當時的瀏陽縣縣長、現任長沙市市長的譚仲池。譚對耀邦當時談話的回憶，值得記述一下－－
一是恰好在耀邦逗留長沙期間，寧鄉花明樓劉少奇舊居紀念館舉行開館慶典。楊尚昆等當時的中央、湖南省和長沙市（寧鄉是長沙的下轄縣）袞袞諸公親蒞現場。從1977年12月至1980年2月，胡耀邦在中央的關鍵領導崗位上為平反「共和國第一大冤案」整整奮鬥了兩年多，以後在籌建劉少奇舊居紀念館問題上又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是，儘管如此，儘管他就在長沙，儘管他正式請求參加開館慶典，卻被明確答覆不得露面！
譚仲池說，耀邦談起此事時，潸然淚下……
第二件事：耀邦說回憶起當年的劉少奇冤案，「連續幾天睡不著覺」。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胡耀邦是八屆中央委員，且不屬於「打倒」對象，算是有資格出席全會。耀邦悔痛地說：「明知道都是假的，可我當時竟舉了手！這件事，我愧對黨性和良心，愧對少奇同志！當時，只有一位女黨員沒舉手，我不如她……」
說到這裡，耀邦心情沈重，久久默然無語。
這篇短文，只是記述耀邦生命最後時日裡的一點小事，或可供別人或後人去研究、訂正。如果要我講幾句自己的話，那麼我要說，第一，耀邦談到的那位「女黨員」，指陳少敏，八屆中央委員，曾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十二中全會上，確實只有她一個人「不畏高壓，對這個決議，拒不表示同意」－－上述字句，引自《中共黨史大事年表》第157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可惜它沒有說明，這位優秀的「女黨員」不久便因此被迫害致死。第二，耀邦為自己當時的「舉手」而深感痛悔。其實，當時除陳少敏外，所有與會者都舉了手；但是，對此表示痛悔者至今只有耀邦一人！這一點應該引人深思。第三，可以斷言，當時絕大多數與會者都是違心舉手的，都在表達著跟自己真實觀點完全相反的意思。而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如果是依靠其多數或絕對多數成員的口是心非和虛偽（不論這種虛偽是自發的還是「迫不得已」的，是永久的還是「暫時」的，虛偽就是虛偽！）支撐著，意味著什麼呢？從長遠的、根本的觀點看，會有什麼後果呢？第四，我們假設一下，倘若耀邦當時不舉手，像陳少敏一樣「拒不表示同意」，後果會怎樣？無疑，會像陳少敏一樣「不久便因此被迫害致死」。第五，再假設一下，倘若胡耀邦像陳少敏一樣死於1968年10月或以後「不久」，又會怎樣？從平反冤假錯案到真理標準的討論，從鄧小平的復出到劉少奇的昭雪，根據胡耀邦從粉碎「四人幫」至1987年間的偉大貢獻可以斷言，如果沒有他，黨和國家的歷史將會是另一種寫法，很可能不會有今天這種改革開放、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
這麼說來，人們似乎應該為胡耀邦當年的「舉手」感到慶幸了－－正是那種違心之舉「保全」了他本人，從而保證了黨和國家後來的撥亂反正－－這是多麼可怕的「辯證法」！
我們曾大力提倡「光明正大」，但是忘記了，任何人和任何民族是否光明正大，不僅僅是「稟性」問題，更是制度問題。只有先進的、民主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形成光明正大的人性和民族性。只有這樣的人性和民族性，才是一個政權真正堅如磐石的基礎，才是一個國家無盡的前途和希望。
[選自《同舟共進》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