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稱，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蔣彥永先生一生救死扶傷，專心於人身的病理療治，與社會政治進程少有關聯。但在晚年，他卻破門而出，為這個全面淪陷的民族發出了救贖式的吶喊。他的聲音是一個充滿罪與苦的民族久已期待的聲音，是一個暗啞的被綁票的民族悲憤而高貴的人心證明。他的聲音並非高深雄奇，他的聲音也非真理、大師、學問、思想的化身，他有的只是樸素的真實，他的聲音是他人生自然的展開。在地球人都看著中共政權及其子民上演「非典」的荒唐、官僚、專制、犬儒、自污的天災人禍鬧劇時，他的聲音挽救了民族的名和千千萬萬人的生命。他一個人的「倒薩」戰爭不僅實證了大醫精誠的慈悲之心，而且榮耀了古代漢語稱讚的聖賢君子人格。
蔣彥永先生還是一位智者。他清楚他的對手，他度過了個人面對極權政治、專制生活無力卑微而又屈辱的歲月，他善用了次法西斯時代的縫隙和技術文明帶來的便利，迅速把近乎佚名的自己提升為與罪惡的國家政權對抗的孤獨而有力的精神個體。他開掘了我們民族荒蕪已久的道義資源。在他孤身挑戰帝國的顏面和真相時，他清楚地知道，他背後有著蒙塵廣眾的人心，以及人類主流文明。
蔣彥永先生有著坎陷到谷底的民族社會陌生久違了的健康人格，他身受極權神權降臨中國大陸之前的文明教化，代表了一個古老文明的生命信仰，他證實了大化之道、生命德性、良知正義的存在。他是數代中國人中正在徹底離開的老一代知識人。對這個時代，他們兩手乾淨，兩眼清明，靈魂高潔，他們是這個「大時代」最無辜的苦難承受人，罪惡見證人（王康先生語）。他們以最大的忍耐和最高的善意在與這最荒唐的人生訣別，蔣彥永先生晚年的言行卻道出最大忍耐的至善形式，那就是，不忍。他以中國聖賢的不忍之心教訓了國家，也教化了中國生活。
將托爾斯泰、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教訓帝國的事跡與蔣彥永先生的言行相比並不十分恰當。蔣彥永先生為無數的中國人提供了一種生活示範，即任何中國人只要觸及人生社會的真相，就不可能逃過政治的羅網；在蔣彥永先生自己，他也許只是懷抱求得自己心安這一簡單的信念，這種信念卻是真正政治力量的源泉。任何中國人，只要洞察了這種政治的本源，並有意識地改善他所處的環境，就可能成為一位優秀的政治家（陳初越先生語）。蔣彥永先生為半個世紀以來劣質化到極點的中國政治提供了獲救新生的可能，他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政治家一點兒也不神秘，他們就是真誠地信仰政治的最高道義準則──生命至上原則──並願意為此在他力所能及的領域裡，傾注心力，不懈踐履，為自身和社會全體成員請命的。
蔣彥永先生的寫作使得中國人重溫語言的初始意義，那就是言為心聲的人生見證，說話，而且是說真話，而且是說出真相。在參與拯救淪陷蒙難的當代漢語的寫作隊伍裡，蔣彥永先生的貢獻是極為重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