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匯管制的是是非非
由於預期人民幣升值，中國國內個人外匯存款餘額從1月份的853億元下跌到2月底的832億美元，這是中國連續第8個月外匯存款累計餘額下降。國家外匯管理局長郭樹清前對此發出警告：押注人民幣升值可能付出巨大代價。
去年美國政府曾就人民幣升值一事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但最後無功而返。而美國經濟學界在此問題上與美國政府的見解很不一致，如重量級的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就曾在去年9月11日的參議院聽證會上說，如果人民幣升值20％左右，中國的對美貿易順差有可能減少約100億美元。他甚至警告說，中國使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的最終結果可能會與參議員們期望的相反，即人民幣很有可能因此而貶值，而不是升值。他認為，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可能會給中國國內經濟造成很多問題，對整個亞洲也會產生重大影響，並導致人民幣匯率朝損害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還有許多經濟學家則懷疑，就算按美國工業團體的要求將人民幣匯率上調15％-40％，美國的貿易赤字是否就能因此而顯著縮小。
但值得注意的是被譽為「歐元之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為這場討論留下了一條窄窄的門縫。蒙代爾在有關人民幣升值的討論中調門最高，他認為要求中國調高人民幣匯率是一個重大錯誤,人民幣穩定對世界有利。人民幣升值將會使目前世界經濟中的亮點變得黯淡。他強調,要求中國調高人民幣匯率的國家，要麼是曲解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要麼就是要為本國經濟的不景氣找一個「替罪羊」（這一說法深為中國政府所喜，曾在中國媒體上甚至外交場合廣為引用）。但他的一個說法卻給中美之間有關人民幣匯率的討論留下了空間，那就是他指出「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相當的水平,可以研究考慮適當放鬆外匯管制。」
放鬆外匯管制的結果可能有兩個，一是人民幣繼續升值，二是人民幣貶值。隨著中國的通脹壓力日益凸顯，人民幣貶值可以減輕中國政府面臨的壓力。因此，中國政府在回絕了美國政府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要求之後，一直暗地裡將放鬆外匯管制當作可能的政策選擇，在制定政策的智囊圈子內加以秘密論證。
美國親中利益團體的態度變化則起了催化劑作用。由於他們對中國經濟事實上的隔膜，他們沒有想到的是：中國放鬆外匯管制的真實意圖可能與他們的期望正好相反。
*美國親中利益團體態度的變化
美國經濟學家的見解並不代表美國工商界的見解。在中美關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是美國的工商界利益團體，代表這些團體的組織一直是幫助中國政府在國會遊說的重要力量。這些團體在對待中國的態度上，從來與美國產業組織勞工聯盟」（AFL－CIO）的要求不一致，除了賺錢之外，它們對中國的所有問題（包括人權問題）從來視而不見。
但最近一些堪稱中國政府「老朋友」的機構態度發生了重要變化。當年力挺中國入世並在政治上支持中國政府的美國商界一直期待中國政府會履行加入WTO時所作的承諾，但現在由於他們在中國投資獲利的機會越來越渺茫，於是歸因於中國政府不肯履行當初入世時所作的承諾以及外匯管制政策，開始指責他們曾經大力支持的中國政府。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主席羅勃特•卡普(Robert Kapp)在準備提交給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 Trade Representative's office)的建議中警告說，中國政府在實施加入WTO時所作承諾方面顯然正在失去動力。卡普本人強烈支持中國加入WTO，他預言，中國未能堅決履行加入WTO時所做承諾一事，其本身就有可能導致中美間激烈的貿易摩擦。如果說來自於美國勞工團體的指責在2004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有可能停止－－因為勞工團體的政治作用主要體現在選票的數量上－－那麼來自於商業利益集團的指責卻不會因大選結束而停止。中國政府考慮到商界、企業界對美國政府的巨大影響及牽製作用，為了安撫這批「利益盟友」，以便讓其繼續在白宮的中國政策上發揮作用，兩個月前的3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與美財長斯諾會晤，商討了放寬中國外匯管制問題，但並未談及人民幣升值的具體時間。
*中國政府為何考慮放鬆外匯管制？
中國政府開始考慮放鬆外匯管制，主要是基於金融專家對中國金融系統危機狀態的估計。
中國的銀行危機有多深重？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在一次內部討論上的說法頗有代表性：「2006年前，中國的金融界不會出大事，但2006年以後，誰也不要拿國家和中華民族的利益打賭。出事很可能在於信息徹底披露以後的信任危機。」金融是現代經濟的心臟，這句話道破的天機是：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源於中國政府對相關資訊的嚴密封鎖，一旦瞭解到真實情況，中國經濟的神話就有可能破滅。
最能說明中國金融危機的是兩個指標，一是銀行的自有資本比率；二是不良資產比率。而中國金融系統這兩個指標都處於危險狀態，銀行的自有資本率一度下降到3％，1998年中國政府用發行30年長期國債的方式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補充了2,700億元資本金。當時設計方案時，是按照1997年底各銀行的風險資產規模，令其資本充足率達到8％的法定標準（《巴塞爾協議》規定，銀行自有資本充足率如低於8％，則銀行等於破產），計算注資需求並確定注資方案。但其效果卻很不理想，據當時該方案的主要操作人、現國家開發銀行分析與金融產品局局長王大用透露：「那次對國有銀行注資的主要意義是在一段時間內改善其清償能力，先安定局面，爭取實施體制改革的時間。可是現在5年過去了，體制仍未實質性改革，資本充足率又變得相當低了。」二是不良資產比率，真實的銀行不良資產比率是中國政府的「國家機密」，對外公布的24％的不良資產比率遠遠低於真實比率。而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力主不要迫使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國銀行的不良資產比率已經高達68％，經濟根基極為不穩。
基於上述種種情況，中國金融界的主要智囊人物認為，中國的金融形勢與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泰國的情形類似，發生危機的概率在升高。面對壓力，中國政府必須選擇加快放鬆外匯管制，減弱人民幣升值壓力，這樣對維持出口增長（註：只有人民幣貶值才可能維持出口增長）和國內經濟繁榮有好處，否則將失去在穩定狀態下解決問題的最後機會。中國今年頭兩個月貿易赤字為79億美元，這是削減出口退稅以及從美國增加進口的結果，由於中國的出口退稅制度已經難以為繼，放鬆外匯管制以維持出口增長成了現實要求。
*來自於民族主義者們的反對聲音
反對放鬆外匯控制的聲浪也不小。比如中國公安部副部長趙永吉就認為外匯管制頗有成效，僅2003年就為中國挽回了100億美元損失。如果說趙的意見並非專家意見，只是行政官僚們從部門利益出發的見解，那麼來自於經濟學界的反對聲浪也不低。中國經濟學界的名嘴們主要研究宏觀經濟形勢，但只有極少數人承認這種泛泛的宏觀分析對付不了金融證券等專門領域的問題，大多數人都在去年順應中國政府需要，一致反對人民幣升值。但近一兩個月來，乖覺一點的經濟學家們在摸清政府意向後，一致自覺地閉住嘴巴，以免拍馬屁反招來馬蹄踢。
一些民族主義情緒極強的分析者反對放鬆外匯管制。一位分析者以「放鬆外匯管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為題，專門陳述了中國加強外匯管制的必要性，在網路上流傳甚廣，被當作愛國主義的憂心之作。該文認為，堅持嚴格的外匯管制政策，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調整優化硬通貨儲備結構， 建立大規模黃金儲備，是中國唯一的理智選擇。這一觀點承認人民幣與美元的比值被大大高估，但認為若現在就取消外匯管制，普通中國家庭都會有儲蓄美元（即儲藏世界貨幣）的傾向，另外再加上貪官污吏和其他不法份子「資本外逃」對美元的巨大需求，將引起不少於 3萬億元人民幣的拋售和 3千億美元的買進，人民幣與美元的比價將呈大幅跌落態勢。按照中國政府長期有意培養而形成的思維定勢，這類分析者又一次指責美國是造成中國經濟災難、意圖拖垮中國的罪魁禍首，「因為美國是製造世界貨幣的國家，它只管印刷美元，而這些美元對應的物質財富則是源源不斷地來自中國的最廉價的優質商品。在美國政府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財政支出和赤字大幅增長的情況下，多虧大量中國的廉價商品才支撐住了美元的價值，而沒有發生通貨膨脹。因此，中國的貿易順差實際上也是在為美國提供『資金』和財政支持。」
這位分析者還指出美國的「陰謀」在中國經濟問題所起的作用，認為如果現在就取消外匯管制政策，將使資本外逃成為無法阻擋的洪流，數年後必將引發類似俄羅斯1998年那樣慘烈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導致銀行和企業的倒閉風潮，惡性通貨膨脹和失業交織在一起。而外幣持有者（主要是外國人）則可以用難以想像的低價輕易買走大批民族企業和國內優質商品。中國的經濟實力將因此受到毀滅性打擊。這顯然是美國樂於看到的。因此，儘管放開外匯管制會使人民幣匯率大幅跌落，不利於美對華出口，美國仍以金融開放和匯率的市場化改革等冠冕堂皇的口號鼓勵中國取消外匯管制，這位分析者自問自答道：「而若要滿足美國長遠的戰略利益，那只有把我們徹底搞垮、搞分裂，才能使其稱心如意。這是我們能接受的嗎？」
上述觀點雖然荒謬不經，但在中國青年當中卻頗有市場。事實上，中國經濟問題並非美國所造成，因為除了中國政府之外，任何外國政府並無「造成中國經濟問題」的能力。而金融系統的問題不過是中國經濟的要穴所在，在嘗試了所有的金融改革方案以後，面臨出口退稅制度可能崩潰、人民幣貶值壓力日大的情況，放鬆外匯管制似乎成了最後一招。筆者在一篇文章中曾談到，國際社會關於中國的預測記錄非常糟糕，而中國經濟學家們的預測記錄，更是被以往20多年的歷史經驗證明尤其糟糕。有人借用一個外國笑話嘲諷他們：經濟學家們可能不知道自己何時失業，但他們永遠能夠準確地知道造成他們失業的原因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