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馬家爵被抓表示身後事不多想，由司法機關處理後，一種不祥的預感就揮之不去－－馬家爵年輕體健，他的身體器官，肯定會成為公檢法的囊中物。但一想，馬案如此轟動，跟蹤的記者如此之多，公檢法不敢太過離譜吧？現在馬案塵埃落定，當初的預感，不幸「預」中了。果然，這麼轟動的大案，犯人被處決的消息，連家屬都不知道。其家人還是因新聞記者跟蹤訪問，才從記者的口中得知馬家爵已被處死的消息。
媒體報導通篇是馬家爵被執刑前最後的反應，而馬家爵被執刑後的情況，就被「忽略」了。沒有報導問過：「馬家爵的屍體是如何處理的？」「家人沒被通知執刑時間，只是中國法院的疏忽或一貫做法嗎？是不是另有圖謀？」
如果說判處馬家爵死刑「是一個大快人心的宣判，是一個正義對邪惡的宣判，是法律對社會公正的強有力維護」(4月24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在一審判處馬家爵死刑後語)，那麼，二審維持死刑判決，立即執行，並且不通知死囚家屬收屍，甚至很可能盜賣了死囚的器官的做法，就是個邪惡踐踏人權的行為，是司法部門對法律及社會公正的公然蔑視。
死者生前的行為再惡，他及他家屬有權在刑前話別，有權對身後事做決定。「人性化」的執刑方式與馬家爵無緣，大家很有理由懷疑－－馬家爵的屍體被公檢法及醫院肢解了，他的兩個腎和肝、心及眼角膜、皮膚，已經被移植到一些患者身上了。如果這些器官捐贈是出於自願的，那造福別人，是好事一樁。如果是公檢法醫不問自取，這種不人道的做法，則比馬家爵殺人的罪孽更深，影響面更廣。
2001年6月27 日，天津武警總隊醫院燒傷科的醫師王國齊，在美國國會的國際運作及人權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出庭作證。他表示，從1988年到2000年之間，他曾被醫院指派，上百次在刑場和火葬場摘取死囚的皮膚和眼角膜。同時作證的還有吳弘達及美國腎臟科醫師Thomas Diflo。
以上的證詞，現在不斷地被旁證了。這就是不少人死囚，或因為酷刑和意外事故死亡的人，在沒有家屬授權之下，其屍體已被動過手腳，身體器官不翼而飛。以下的案子可見中國盜賣器官的行為之猖獗：
2000 年，山西太原人於勇剛被山西省太原市中級法院判處死刑。行刑前，死者母親張金仙每天打電話到法院查詢得知其兒子9月28日會被處決。她預感法院和醫院會像以往那樣，將死囚的器官摘取賣給醫院的病人。她9月27日再次給太原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長陳端正打電話，懇求他不要動她兒子的器官。陳端正對她說「這次一個也沒有」。但執刑當天，死囚家人不准見死囚最後一面，也無法收屍。刑場設在焚化場內，停在焚化場帶「刑」字的麵包車，隨後就出現在醫院裡了。當天處死的三人，其器官據信被立即移植到患者身上。(《觀察》3/16/2004)
2002年8月4日，遼寧省葫蘆島市南票礦務局下屬的邱皮溝煤礦發生一起井下事故，職工方艷軍意外死亡。第二天，未經家屬同意，家屬也沒在場的情況下，礦方委託南票區公安分局法醫室派人對方艷軍進行瞭解剖。當家屬趕到現場的時候發現死者已經被解剖，部分內臟器官丟失，下落不詳。為了追討「丟失」的器官，死者家屬向葫蘆島市公安局提起行政訴訟，要求葫蘆島市公安局賠償 30萬元。2004年2月17日，葫蘆島中級法院一審此案，駁回起訴。(《觀察》網5/27/2004)
2003年9月23日，甘肅省《蘭州時報》罕見地刊登題為《死刑犯器官被捐獻，家屬有無知情權》的文章，披露3名死囚被看守所擅自「捐」掉屍體的黑幕。
另外，明慧網昨天（6月17日）也發表緊急呼籲，要求國際社會關注中國法輪功學員器官被盜疑案。該文列舉了眾多死於酷刑的法輪功學員，其身體器官被盜的例子：
哈爾濱法輪功學員任鵬武，男，33歲，2001年2月16日在散發關於天安門自焚的真相材料時被警察綁架，關押在呼蘭縣第二看守所，僅五天時間就被迫害致死。 任鵬武被迫害致死後，遺體在未經家屬的同意下，從咽喉處至小便處的所有身體器官全部被摘除。警察不允許家屬對遺體拍照，強行火化。
文中列舉的例子，還有十個八個之多。
盜賣屍體器官的行為越演越烈，已經成為公檢法常規的辦案手法。這種為牟取暴利（換腎要十幾萬人民幣），打著神聖的救死扶傷、打擊犯罪幌子而進行的犯罪行為，比殺人犯的行為更為不恥。殺人犯有法律的制裁，而中國的司法犯罪，可以由司法部門來自裁嗎？只要允許摘除死囚器官的政策在，盜賣器官的活動就不會停止。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