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內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識份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個知識份子不說真話，逼他說假話，這是知識份子最痛苦的事情。為什麼文革當中會有那麼多知識份子自殺，除了被打、被關、身體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還是他精神的痛苦，靈魂的痛苦。他覺得他喪失了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他在撒謊。這是不可饒恕的罪過，有很多知識份子就是這麼自殺的。
到了90年代，意識形態的色彩開始淡漠了。中國轉入消費時代，慾望時代，所以知識分了又面臨著另外一種選擇，說俗了，就是一個「權」，一個「錢」的選擇。於是就像魯迅講的，有人退隱，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當官，有人發財，但也有人堅守。
可悲的是堅守的人越來越少。90年代是知識份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識份子應該具有的責任、良心、道義、勇氣、執著、誠實、規範、準則都被恥笑，說什麼年代了，你還堅守這樣一些破爛，所以很多像我這樣的人又不適應了。我也有過彷徨、有過困惑，也有過笑話。我舉個例子，也許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也許可以從中透露出一些什麼。
1999年吧、也許是2000年，我對數字總是記憶不清。法國有個有名的酒，叫銘銳吧？這個酒拿破崙喝過，說拿破崙打仗，必須到這個酒廠去喝他一瓶。一喝每戰必勝。這個廠有幾百年的歷史了，發展到現在成了法國一個專門製造高檔奢侈品的一家大的公司，比如毛皮衣啊，鑽石啊，高檔的酒啊……
1999年吧，這家法國大公司把1900年到1999年不同年份的酒混合到一起，釀造了300瓶「雞尾酒」，其中100瓶不出售，只送給世界各國在某個領域的著名人物。香港送給了蕭芳芳，還送給了一些什麼國家的政要，反正都是名人。中國就送給了張藝謀。當時張藝謀在德國領獎，是《我的父親母親》獲獎吧。他特地到上海來，到法國駐上海的領事館來接受這瓶酒。這要舉行一個儀式，在那個公司的總裁把這瓶酒送給張藝謀之前，要找個當地文化界的名人來介紹張藝謀出場。於是就找到我，我說好呀，這是一次文化活動嘛，是中國的光榮嘛！他們問：「沙先生，你有什麼要求嗎？」我說：「沒有什麼要求。」然後又問：「真的沒什麼要求嗎？」（笑聲）我心想能什麼要求呢？總不能讓張藝謀拍部電影讓我演男主角吧。我實在是沒想到其他地方去，就說：「一點要求也沒有。」對方說： 「那好，那好。」
這一次，我確實是把它當作一次純粹的文化活動。我平時發言、演講，都不寫講稿，信口開河，那次我特地寫了講稿，做了準備。張藝謀嘛，要鄭重對待。我想這是發獎大會，發言不要搞得太一本正經。發獎本來就是開心的事，你看奧斯卡頒獎多開心。所以我想盡量講的輕鬆一點，風趣一點。我的發言頭說：「張藝謀是不用介紹的，天下誰人不識君。張藝謀也不希望別人去誇獎他，一誇獎張藝謀就成了『誇張』了（笑聲）。」
這個開頭就贏得大家掌聲，我也很得意（笑聲）。我說：「張藝謀是中國電影界的『大紅燈籠』，是得獎專業戶。他以前得獎是『一個和八個』，現在他是『一個都不能少』。」（笑聲）。中間說的也不錯吧？是不是？你想呀，他得過表演獎，得過導演獎，還得過攝影獎。不是「一個也不能少」嗎？那次我講了10分鐘，很受歡迎，我也認為我是參加了一次有意義的文化活動。第二天早上，我請張藝謀喝早茶，還請了黃蜀芹、奚美娟等上海電影界人士。
其實人家法國公司是有利可圖的，他們是用文化來包裝商業目的。所以他才問你：「你有什麼要求？」說白了，你要多少錢嘛。可我就是聽不懂嘛（笑聲）。這是兩種符號，兩種語言。他送給名人的100瓶酒不賣，但其他200瓶酒是要賣的，也可能賣的很貴嘛。他這100瓶送的酒是廣告嘛，是為了推銷那200瓶酒的廣告嘛。我也在無形中做了一次廣告，一分錢沒拿（笑聲）。
我講這件事情是說到了90年代，商業大潮洶湧澎湃，把一部分想堅守的知識份子席捲而去，就像錢塘大潮一樣，你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會把你席捲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識份子。90年代知識份子是分化了，被官場、商場沖走了。但還有一小部分人在堅守。他們面對不公，面對邪惡，沒有閉上眼睛，沒有掉頭而去；他們仍有良知，還在堅持真理，敢說真話，堅持伸張正義，揭露黑暗。這樣的知識份子不少，老人有，新人也有。老的當中，我所欽佩的李慎之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我很少很少給名人寫信，不是驕傲，是怕打擾他們。當我看到李慎之先生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之後，我激動不已，我抑制不住地給他寫了一封信。
說了半天，有人會問我：「閣下如何啊？」
我境界不高，但我有一個底線，我是作家，不能撒謊。何以證之？有個例子可以一說。這兒沒有打小報告的吧？打小報告，我也說。我說出來是為了說明問題，是希望知識份子絕對不要撒謊（鼓掌）。
去年年底，開全國文代會、作代會。我當時很高興。為什麼呢？因為我從來沒想到我在上海的選票是如此之高，我真的真的感謝上海作家們對我信任，對我的支持。我真的真的心存感激。雖然我知道我不夠資格當選代表，因為我幾乎從來不參加任何協會的會議。我連官都不想當，還開什麼會？85年我當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院長，當了4年不想當了，要辭職。我說我一個人改變不了終身制，但我一定要從我做起，一定要任期制，只能當4年。可是就是不讓我辭，還叫我繼續當。沒辦法，我就寫了一張名片。我的名片可能有些人知道，上面印的是：「我，沙葉新──上海人民藝術院院長──暫時的（笑聲）。劇作家──長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員，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掛名的（笑聲）。」
所以呢，我就這麼多年一直堅守這樣的立場，不願當官，不願開會，我行我素，獨往獨來，只要對得起良心，問心無愧就可以了。不以被接見感到榮幸，不以被賞識感到驕傲。有副對聯，好像原本是流沙河先生的，我可能記不準確了，但我一定按照自己的意思竄改了，叫做：「偶有慧心寫小品，絕無俗趣見大官。」埋頭寫作，一心只讀「剩」「閑」書。所以作協選我，我真的感到我太辜負上海作家們對我的信任了。我這個人是很容易感動的。
這樣，我去年就到了北京參加全國作家協會代表大會去了。你不是不喜歡開會嗎？怎麼又去北京開會了？我可以藉此機會看朋友呀，可以到我喜歡的幾家靠近北大的書店去買書呀。至於會，我真的沒參加，連開幕式，中央首長都出席的隆重的開幕式你居然都沒出席？是的。是不是太過份了，太狂妄了？什麼原因，我下面說。
我認為，這樣的所謂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沒意思。一是最近幾屆大會從來不安排代表們的大會發言，只安排代表們聽中央首長的大會報告，因此各個代表團之間無從交流，你無法瞭解其他地區代表團的意見。各個代表團是雖然有小組發言，但沒有會議簡報，因此各代表團之間也無從瞭解其他代表團的發言情況。沒大會發言，沒會議簡報，這叫什麼全國代表大會？北京的不知道上海的會議情況，山東的不知道山西的會議情況，議不起來嘛（笑聲、鼓掌）。那各個代表團何必要相聚北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區開會不是一樣嗎？幹嗎還要浪費那麼多經費跑到北京來呢？所以我每次上北京開會，我都說我一定要認認真真地把這會開得像沒開一樣（笑聲、鼓掌）。
但不開也不行，作協章程上規定了的呀，幾年……大概四年就要開一次吧？開了又要高度警惕，嚴加防範。我看每次開會，最緊張的是領導，就怕出事。防範大家交流思想，交流意見，串通一氣，形成輿論，或是決定，給上面造成壓力，打亂上面的戰略部署，無法和上面保持一致，無法維持那「壓倒一切」的穩定局面。所以這樣的所謂大會，總是在開幕之前先要召開黨員預備會議，統一思想，保持一致。很少聽說另外一種局面，就是要黨員帶頭各抒己見、言無不盡，或者要黨員鼓動大家打消顧慮、暢所欲言。如果有過這樣的局面，那是在1957年，那是為了「陽謀」，為了「釣魚」，為了打你個「右派」。
你說這樣的會又有什麼意思？會議、會議，就是要「議」嘛；不「議」，光讓大家到北京來「會」一下，有什麼意思？當然也不能說沒「議」；也「議」了，問題是「議」了什麼。按我的理解，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應該議一議在上一屆會議之後的幾年裡全國的創作情況，有什麼經驗和問題等等，總之主要應該議的是創作和與之相關的問題。可是我們的代表大會呢？主要的議題是學習中央領導的講話或學習文件，談體會，談心得，領會精神，提高認識，然後表示決心，堅決貫徹。你這樣 「議」也行，反正也聽慣了，可是你不要議得肉麻呀。怎麼個肉麻？聽我慢慢說。
先說開幕式我為啥不去呢？說實話，我怕拍照片。這雖然是「無尚的榮光」，可我怕等，怕排隊。文聯的代表，作協的代表，數千人，排隊要一個小時。排好之後又要等一個小時（笑聲）。在這個一個小時之內，你最好別動。像我這樣多動症的人肯定受不了（笑聲）。我怕受這個罪。那不是聽不到領導的報告了嗎？聽開幕式的報告好幾次了，不聽也罷，我估計不會有什麼新意。所以我就沒參加開幕式。報告沒聽，怎麼討論呀？報紙上有呀，絕對是頭版頭條，不可能登在中縫，連找都不用找，翻也不用翻，拿到手上一眼就能看到。況且我還不一定參加小組討論。但也不能做得太絕，第三天吧，我就到了小組會上去了。
說來真巧，那天下午全國作協的一位領導親臨會場，來聽我們上海代表團的討論，聽聽大家學習領導在開幕式上的講話。這位領導原來在上海工作，是部長。我覺得他這個人不錯，沒聽說他整過人，只聽說他在當大學黨委書記的時候還保護過學生。我對他毫無惡感。大家都叫他某部長。他剛坐下，就有一位作家發言。這個作家曾在這位部長手下工作過。我對他也有好感，我喜歡他的性格，雖接觸不多，但印象不錯，我們甚至還相約以後一起運動。這個人的小說和文章寫得也挺好，很風趣。真的是如此。這位老兄第一個發言，說：「哎呀，部長你來了，看到你，我感到非常親小Ｖ兩裎一辜塹迷諛閽誒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