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六四」鎮壓和美國醫學界的反應
蔣醫生告訴我，他們現任的朱士俊院長在八九年六四時，剛剛擔任三O一醫院的醫務部下面的醫務處主任。六月三日晚，蔣醫生在處理送到三O一醫院來的傷員時，朱是一直在場的，所以朱應該很清楚，那天晚上有大量的手無寸鐵的普通百姓被無辜地打傷、打死。一九九六年蔣醫生要到美國去開會，同時要去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聯繫開展遠端醫療之事。去前朱院長和蔣談了他一年前也曾去了那個醫院，並同那裡的院長（也是將軍級的）達成一個兩院合作開展遠端醫療的草簽協定，但後來就沒下文了，是對方撕毀了協定，希望蔣去問清此事。蔣醫生到了那裡。由他的表弟聯繫找到了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的Deputy Director．Telemedicine Directorate，LTC Jorge L. Ribas，並和他談到關於建立遠端醫療問題。Ribas請蔣醫生在電腦上看了他們部分有關遠端醫療的資料，最後他問蔣是否還想看點別的甚麼，蔣表示願意。他就接著從電腦上調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醫療大樓的相片，江澤民的題詞，三O一醫院的三位院士姜泗長、盧世璧、王士雯以及各科的主任。他說這些都是從宣傳刊物上得到的，他們願意進一步合作。蔣醫生告訴他，去年三O一醫院院長朱士俊訪問 Walter Reed時已經和你們的院長草簽了協定，不知為甚麼沒有了下文。Ribas說：這個協定屬高科技專案，要經過國務院及議會討論通過才算數。正在那時，你們的國防部長遲浩田來美訪問。當記者問到他天安門事件時，遲說天安門沒死人，只是周圍出了點問題。記者就請他到議會去聽證，他沒去。所以在議會討論這個問題時，認為國防部長可以隨便說假話，他們就不能和軍隊醫院簽這份協定。蔣回國後專到朱士俊的辦公室和朱談了這個情況，並當面問朱你在六月三日晚上看到那麼多人被打死，難道遲浩田他不知道嗎？朱無言以答。
向楊振寧當面解釋六四見聞
一九九七年燕京大學香港校友江可伯（是他在張家界投資修建了一條最好的纜車線，）為慶祝纜車建成兩週年，他請了香港和北京的部分校友約三十餘人，去張家界遊覽，其中包括了雷潔瓊老師，蔣也被請。一天晚飯後，蔣醫生向校友會負責人提出，他可以給大家講一點他六四所見，大家是否願意聽。後來得知大家都表示願意聽，蔣就把他在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所見的情況如實地告訴了在座的校友。蔣剛講完，香港校友會主席就問蔣，你是不是共產黨員？蔣答是，而且是入黨已近五十年的黨員。那位校友會主席說，真想不到還有像你這樣的敢說真話的共產黨員，現在的黨員很少肯說真話。其他人也提出了一些問題，蔣醫生均做了答覆。
二OOO年蔣醫生應楊振寧先生之邀，去美訪問。當他得知楊先生和他的妹妹楊振玉（蔣的表嫂）對六四問題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時。在一次楊先生請吃飯時，蔣就把他在六月三日晚上所見的情況告訴了楊先生。楊聽了之後就改變了他的一些看法。
為老同學鮑彤出獄後檢查身體
蔣醫生在上海南洋中學的同學鮑彤，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被非法逮捕，到一九九一年才收到逮捕證。後又被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被判了七年刑。他出獄後又被非法關押了一年。到一九九八年他基本恢復自由後，蔣醫生就請他到三O一醫院來檢查身體（鮑在被逮捕前在三O一醫院抽血查癌胚抗元 CEA明顯升高，當年他的父親就死於腸癌，屬於高危人群。他在秦城監獄裡曾作過十多次腸鏡，每次都摘除一到幾個腺瘤或息肉。）。蔣醫生從高幹門診病案室找到鮑彤的病歷，上面原部級待遇被劃掉了，費用由公費改為自費。蔣醫生先領他到心電圖室做心電圖，那裡技師一看病歷上的名字是鮑彤，就問蔣，是你的甚麼人？蔣告之，是我中學的同學。做完心電圖後，蔣醫生請他們劃價，以便交費。那位技師說，交甚麼費，說不定哪天就平反了。此後去抽血，做胃鏡，拍胸片，所有的醫生，護士，技師都是同樣的說法，都沒收他的費。
蔣深深地體會到，這就是民心。後來五、六年，鮑彤每年都來三O一醫院抽血或做腸鏡檢查，都由他自己去交費，他到醫院來看病，到蔣醫生家來聊天，或與中學的同學聚會，身邊都跟著六到八人，醫院裡的醫生護士都覺得奇怪。有時中學同學在蔣醫生家共進午餐，蔣醫生還到門外去問那幾位跟來的人，要不要喝點水，要不要拿把椅子。他們都很客氣地說不要了。蔣醫生也很客觀地和他們說，你們的工作我能理解。但到有些時候，特別是六四前夕，鮑彤家的電話常被卡斷，有時因要通知他來醫院檢查都沒法通知到。蔣醫生認為這些都是違反憲法的。
平反六四是一張爭取民心的王牌
當我問到蔣醫生，他在一九九八年以一群老共產黨員的名義給兩會領導寫信中，重要的觀點有那些？蔣告訴我，他在一九九七年聽了吳祖光先生給他講，吳在政協會上提出給六四平反後，得不到一票附議是最傷吳的心的。因為在座的各位都有和吳同樣的看法，但是在高壓下他們沒有勇氣表明態度，這種局面是令吳無法容忍的。蔣在這一點上和吳的看法完全一致。蔣說，另一重要之點是，趙紫陽同志的信中提出：「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這幾點確是十分中肯的建議，對今天的領導也是那樣。再是，蔣醫生把平反六四比作是一張最強有力的「王牌」，誰拿起這張「王牌」，誰就可以得到最大多數的支持，就可以順利地解決問題。而江澤民已經失去了這個機會，他把自己放到人民的對立面上去了，等著他的只能是失敗。最後是，今天的領導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到底有無勇氣，有無智慧，去拿起這張「王牌」。如能拿起這張「王牌」，就一定能得到絕大多數的擁護，就可以順利地解決各種問題。否則也有可能橡江那樣，失去無法挽回的機會，將來悔之晚矣。
我還問蔣，將來六四正名後，應該如何對待那些犯錯誤的人。蔣醫生說：我相信新的領導絕不會像過去那樣，上了臺就去壓下臺的人。要學會容忍，要按憲法辦事。過去我們受毛澤東的鬥爭哲學的影響太深，毛喜歡「與人鬥其樂無窮」，一直鬥到文化大革命，把他身邊的親密戰友全斗倒了，只剩下他孤家寡人，自己也走到反面去了。
(轉自《開放》6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