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被同時限制了行動自由的還有趙紫陽身邊的其他幾位秘書,包括前面介紹的李富春的外孫李勇。
接下來,李勇等人很快被結束審查,但在政治上很長時間得不到重用。李勇至今沒有回到北京任職，已經擔任了數年時間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保稅區工委書記、開發區管委會主任。
直到溫家寶出任國務院總理之後的二零零三年年中，張岳琦則在被結束軟禁生活之後,被迫繼續交待趙紫陽的「問題」,直到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前,隨著對趙紫陽的「問題」審查結束,專案組才給張岳琦定了一個與趙紫陽之間只是「工作關係」的「審查結論」。
中共十四大結束之後,中共高層趕在吉林省第八屆人大召開之前將張岳琦派往吉林,令他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召開的省八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副省長。一九九三年十月,時年五十五歲的張岳琦被增補為吉林省委常委、副書記。一九九四年二月,張岳琦辭去副省長職務,專司吉林省委的黨務工作。一九九八年一月,張岳琦以省委副書記身份出任吉林省政協主席。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後,張岳琦先是不再擔任吉林省省委副書記,繼而在省政協換屆時交出政協主席職務。二零零三年三月,與溫家寶出任國務院總理職務的同時,年近六十五歲的張岳琦被安排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從張岳琦的這段經歷來看,「六四」鎮壓之後的整個中共中央辦公廳系統裡,只有張岳琦受到趙紫陽的直接政治牽連,但最終也還是證明他與趙紫陽之間只不過是工作上的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而不是政治上的「朋黨」關係。
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六四」事件導致趙紫陽下臺到溫家寶出任國務院總理,中間已經經過了近十四年的時間。但截止本書面世之前,外界已經不止有多少篇奇怪溫家寶為何沒有隨趙紫陽倒臺的文章,卻仍然沒有一篇文章披露出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系統內因趙紫陽被隔離審查的是中辦副主任兼總書記辦公室主任張岳琦。
而當時外界之所以奇怪溫家寶為何沒有隨趙紫陽倒臺,無非是以下兩個原因,一是因為學潮和「動亂」過程中,天安門廣場上出現的傳單出將溫家寶與鮑彤等人共同列入了將隨趙紫陽被整肅的所謂「黑名單」裡。而名單的製造者(毫無疑問是中共黨內人士)顯然也是依照當年鄧小平倒華必須清除時任中共主任汪東興的舊例,認為中辦主任自然應該是總書記的人。
二是五月十九日□晨溫家寶曾陪同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留下了趙紫陽手持一支廣場大學生提供的半導體揚聲器,聲情並茂地勸導學生,溫家寶默默無言地緊隨趙紫身後的歷史性照片。於是,不但是廣場大學生和新聞界,許多中共黨內人士也都認為溫家寶「這回可完了」。殊不知溫家寶這次陪同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給他佈置的任務。當時,政治局常委會剛剛結束,因為趙紫陽堅持要到廣場看望學生,政治局常委會才臨時決定李鵬也去。於是,當晚列席常委會的中辦主任溫家寶負責陪同趙紫陽,國務院辦公廳秘書長羅干負責陪同李鵬。
當然,趙紫陽和李鵬在廣場上向大學生們講話的口氣的內容截然不同,但就像李鵬的強硬口氣並不一定就代表羅干一樣,鄧小平等人日後也不會因為趙紫陽當時在廣場的「縱容動亂」的態度而遷怒於溫家寶。
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需要強調,那就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學潮和「動亂」過程中,當中共中央出現了所謂「兩個聲音」的時候,溫家寶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身份,兩次主持擬定反對動亂的緊急通知,要求中央直屬機關的各黨委認為組織學習李鵬和楊尚昆的重要講話,,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迅速結束動亂的指示」,並將不准參與示威,不准搞聲援活動,甚至不准上街圍觀的通知精神迅速通知到每一個共產黨員,並認真檢查貫徹執行情況。
如此及時表態,使得「六四」之後的李鵬等人即使真如外界所傳----對溫家寶極不感冒,也沒有將政治清查物件波及的溫家寶身上的過硬把柄。（高新《溫家寶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