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安達是非洲中部的一個大約有7百萬人口的小國。其中85％的人口是Hutu 族, 但是長久以來盧安達的政治經濟要職卻是掌握在佔人口少數的Tutsis族手中。多數的Hutu 族和掌權的少數Tutsis族之間的種族摩擦是長期困擾盧安達的問題。在1959年的盧安達內戰中，2萬Tutsis族被殺， 20萬 Tutsis族人逃到了Burundi，Tanzania 和 Uganda。
1994年的種族屠殺的導火索是當時Hutu 族的總統Juvenal Habyarimana 被暗殺。1994年四月六日，當他的飛機在Kigali 機場降落時被擊落。Hutu 族普遍認為此次暗殺是Tutsis族所為。於是在暗殺發生後的幾個小時，對Tutsis族的屠殺就從盧安達首都蔓延到整個國家了。最開始屠殺是在Hutu 族軍官，政府官員和商人的組織下進行的。他們利用廣播在全國煽動對Tutsis族的仇恨，用食物和金錢來鼓勵Hutu 族對Tutsis族進行大屠殺。屠殺很快就變成了Hutu 族的一種不分男女老少的全民運動。
在一個叫Nyarubuye的村子的教堂中，7000 Tutsis族躲在裡面。他們中有老人，有婦女，也有孩子。他們因為恐懼和連續數日的飢餓而變得非常虛弱。雖然他們中的一些青壯年男子試圖進行抵抗，但是他們的大多數還是不相信，那些包圍在教堂外面的，在幾天前還是他們的鄰居和朋友的Hutu 族人會真的衝近來把他們全部殺光。但是在一輪步槍射擊和手榴彈的攻擊之後，Hutu 族手裡拿著棍子，鐮刀，和狼牙棒蜂擁而入。過度的恐懼使大多數Tutsis族人處於一種麻木的狀態，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在沒有機會喊一句求饒的時候，就已經在棍棒和鐮刀下變得血肉模糊了。許多人在被打死之前，先被砍去四肢。在血泊中沒有四肢的軀幹在尖叫翻滾中被亂棒打死。一個受傷的10歲左右的還穿著校服的Tutsis族男孩子試圖從教堂逃出去，被一個叫Evariste的Hutu 族人抓住，Evariste 就地挖了一個坑，把孩子推進去，活埋了。十年後的今天，Evariste坐在他的女兒和快十歲的孫子旁邊，向記者講述他這十年來記憶中的惡夢：在他填土時，那孩子的手腳在空中無助的揮舞著...
從1994四月到六月的大約100天中，80萬盧安達人被屠殺，加上在屠殺中逃往其它國家的人，在這短短100天中盧安達損失了它當時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現在盧安達人口70％的是婦女，她們中一半是寡婦。
事實上，婦女是這次種族屠殺更大的犧牲者。在這100天中，大約有25萬到50萬婦女被強姦。後來發現，其中數以萬記的被強姦的婦女被感染愛滋病。有一個叫Marie的婦女，被幾個Hutu族人抓住後被當作性奴被上百次強姦, 因此而感染上愛滋病，並懷孕了。現在她已經是處於愛滋病的晚期. 她現在唯一擔心的是她的孩子不知道在她死後會怎麼樣.她非常希望她當時死於那次屠殺。目前大約有11％的盧安達人（包括Hutu 和Tutsis族）感染了HIV 。已經有15萬人死於愛滋病，其中大約2萬是兒童。
十年後，當我們再次面對這100天的歷史時，在極端環境下人性的凶殘再一次把我震驚的渾身冰涼。但是，我內心深層的痛楚卻是來自於我越來越多的瞭解到在那100天中整個世界扮演的角色。
發生在盧安達的屠殺不是在一種無政府狀態或者是無理智的部衝突的狀態下進行的。它完全是在有組織的系統策劃下進行的。例如，在對Nyarubuye村教堂中7000 Tutsis族的屠殺中，就是在當地市長和警察的直接指揮和參與下進行的。所以，如果文明世界能夠站在一起，堅定的說不，然後派出一個象徵性數量上的部隊，它完全是有可能在外界的壓力下停止屠殺。而且屠殺進行了100天，而不是一天或者是一週，而是100天。歷史用平均每天8000個無辜生命的代價，給了人類100天的機會來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但是，文明世界卻放棄了這100天，放棄了人類使自己的歷史放射出人性光輝的機會。
更加殘酷的是，聯合國在這個過程中甚至是留下了罪惡的一筆，在屠殺發生前，聯合國就已經有維和駐軍在盧安達駐紮。而且，在屠殺發生前的三個月，就有一個叫Jean-Pierre的盧安達人秘密告訴聯合國駐軍屠殺的計畫。在維和部隊提出沒有足夠武器彈藥時，Jean-Pierre許諾把維和部隊帶到一些秘密的武器倉庫，唯一的條件是聯合國給他的家人庇護。聯合國的回應是：「不」。從此沒有人再知道Jean-Pierre的命運，三個月後屠殺開始了。
西方各個國家紛紛派特種部隊把自己的國民從盧安達救出。在這個時候，聯合國在地球的另一面開會投票決定：即使有各國特種部隊的幫助，在盧安達的維和駐軍也不足以制止屠殺的進行。所以，除少數人員，聯合國維和駐軍全部撤出。維和部隊住地周圍的Tutsis族人在突然失去保護的情況下被蜂擁而至的Hutu族人屠殺。僅僅在比利時部隊撤出的Beverly 山地就有2000人被殘酷殺死,他們中許多是婦女和兒童.
堅持留下來的加拿大將軍Dallaire僅僅帶著幾百個士兵，一次次奮力從殺紅眼了的Hutu族的包圍中救出等待被殺的人。他苦苦哀求聯合國：「五千五百個士兵，給我五千五百個士兵，我想我可以救許多人的命。我可以死守住每一個大教堂和足球場，可以把這些地方建成作為臨時避難所。只要五千五百個士兵，我就可以保護他們。」
聯合國安理會雖然最終投票同意派駐維和部隊。但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中，美國和英國不願意承諾過多的責任，法國另有打算，而俄國和中國從一開始就只是在隔岸觀火。好不容易，維和部隊組建起來了。派駐過程卻又被一系列激烈的爭論拖延住了：議題包括，維和部隊的車輛應該塗什麼顏色，誰應該負責負這筆塗顏色的費用，等等。當然，當這批維和部隊真正開入盧安達的時候已經是一百天以後了。盧安達的屠殺行動基本上已經在全國結束了。
二戰結束以後，揭示出的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的真相把整個世界震驚的啞口無言。面對種族屠殺中人性的殘酷，1948年文明世界聚集在一起莊嚴發誓：「絕不讓它再次發生」 （Never Again）。這就是聯合國「種族滅絕公約」（Genocide Convention）的成立。
五十年後，當文明世界再次面對同樣的殘酷時，人性光輝的一面再一次被眼前的利益和日復一日世界政治的紛繁所塵封。在拚命推卸責任的過程中，歷史記住了一些人的名字。美國國務院發言人Christine Shelley 受命拒絕用「種族屠殺」這個詞來形容發生在盧安達的事情，僅僅是為了逃避「種族滅絕公約」成員國可能的責任。
英國著名哲學家Edmund Burke 有一句名言：「邪惡勝利的唯一條件就是好人什麼也不做」（「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that good men do nothing」）。
1998年有兩部獲獎記錄片分別在英國和美國製作出來，英國出品的記錄片取名為「當好人什麼也不做的時候」（」When good men do nothing」），美國出品的記錄片取名為 「邪惡的勝利」（「Triumph of evil」）。兩個記錄片從同一個視角剖析了世界在那100天中面對對盧安達大屠殺所做出的反映。在「當好人什麼也不做的時候」一片中，一個當年積極支持聯合國從盧安達撤出維和部隊的叫Anthony Barnett 的官員面對鏡頭講，他從來沒有想到他會在歷史上扮演了一個種族屠殺冷眼旁觀者的角色，他深深以此為恥。但是，他有勇氣講出來的這個恥辱其實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恥辱，是我們人類文明的恥辱。
歷史還在繼續，人類還在每一天的抉擇中譜寫著自己的歷史。
我經常會到法輪功的網站明慧網（www.minghui.ca）上去訪問。每次訪問，首頁左側一個鮮紅色的數字都在增加。那是記錄目前有詳細記錄的被迫害致死的中國法輪功學員的人數。冰冷鮮紅的數字後面是一個個血淋淋的故事。
今天刊登的幾個迫害致死消息中的一個是這樣的：「王國芳，女，42歲，黑龍江省大慶市龍南樂園小區大法弟子。2002年在訥河老家被非法綁架，後被送到齊齊哈爾勞教所（原名齊齊哈爾市雙合勞教所）。2004年3月15日，正當聯合國第60屆人權大會召開時被迫害致死。 2004年3月15日，她的家人接到勞教所電話，說她正在搶救，叫家人去。家人去了以後看到人已經死亡。家人看到她的兩手腕處有很深、很深的手銬印，前胸像爛肉似的，都變了顏色。…」
昨天的一個消息是這樣的：「姚遙遠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在武漢軍用器械士官學校工作。因堅持修煉法輪大法，於2000年8月被非法開除公職，返回農村家鄉。之後多次遭當地惡人劫持迫害。2002年2月7日，被綁押到湖南長沙新開鋪勞教所非法勞教1年。2003年1月30日被釋放回家後，慘遭迫害的姚遙遠出現大咯血，後於2003年6月6日去世。死不瞑目，其父母悲痛欲絕。」
還有前天的消息。。。
我已經決定在下週末去參加法輪功在紐約舉行的呼籲停止虐殺法輪功學員的活動，因為我知道歷史不允許我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