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住過的那個江南小城，有兩棟用大型砌塊蓋成的四層樓房，人稱「大塊樓」。大型砌塊就是用水泥加礦渣製作的混凝土砌塊，Ａ２紙大小，灰色，看著像大塊的臭豆腐乳。兩棟樓都是那種方頭方腦，像個巨型火柴盒子似的所謂包浩斯建築。建築學上認為，包浩斯建築代表了平等均富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現了簡潔純樸的平民建築風範。這當然是西方人的「認為」。在西方國家裡，城市建築風格五花八門，偶爾出現幾棟包浩斯，有耳目一新之感。可是，當一座城市除了包浩斯，沒別的式樣的樓房時，你就會覺得那城市單調乏味，像座兵營。那個江南小城就是這樣一座「兵營」。只不過，在成排成列的紅磚包浩斯的包圍中，突然出現兩棟砌塊不同、灰不溜秋的建築，在視覺上就比較特殊。「文革」期間，你要是來到我們市，想找那兩棟樓的話，無需出示區名樓號，只需隨便找個路人，問「大塊樓在哪兒」，十有八九能得到正確答案。
這兩棟樓，坐北朝南，相距三十米，北面一棟編號為七號，南面一棟編號為八號。每棟樓有３２個單元，平均算下來，兩棟摟共住了６４戶人家。用平均一詞，是因為有的單元住了兩戶，有的一戶住了兩個單元，例如大公司的經理和書記。他們都住在七號樓的東門洞，是隔著樓梯間的鄰居。他們的樓下住著政治部主任，樓上是大公司機關黨總支書記。總之，那棟樓住的都是大公司的首腦級人物，級別最低的也是處長。在南面八號樓住的，除了兩個處長以外，其餘都是機關的一般幹部，像科長、科員、工程師等。這兩棟樓的幹部分布，依級別而論，除了北高南低以外，還有一個特點，東高西低，因為東面靠著一條南北向的馬路，交通方便，向北３００米可到大公司，往南３００米可到設計院；而西面靠著一個高土坡，陰暗潮濕。所以，像「大塊樓」這類包浩斯建築在那時的中國，並不能讓人想起「平等均富」這四個字來。
我父親是工程師，「文革」前每月拿一百多塊錢的那種老工程師，在一個建築公司工作。前面提到的「大公司」就是那個建築公司的總部機關，有許多科室。該公司下設六個分公司，總共有七千職工，但像我父親那樣的工程師不超過２０。也許是黨的知識份子政策的緣故吧，我家住在八號樓的三層，而且是東門洞。我家樓下是個處長；處長的樓下是科長。一般認為，在一棟四層樓房裡，三層不如二層，但比一層好。所以，那個時候，我父親的福利待遇應該是在科長之上、處長之下的。當然，這都是「文革」前的事情了。
從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１年，我在「大塊樓」度過了六年的時光，從一個１０歲的孩子長成了一個１６歲的年輕人，不，一個老人。這裡的「老」，是老氣橫秋的 「老」，老於世故的「老」，老姦巨滑的「老」，老而不死是為賊的「老」。是的，我從來就沒有年輕過；我好像從一懂事就老了，就知道見人說人話，遇鬼說鬼話，逢人開口笑，過後常提防。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從來就沒有體會過，我無法把那段日子和陽光聯繫到一起。在我的記憶中，那段時光是灰色的，一如那些大型砌塊。
說來奇怪，我對「大塊樓」前塵往事的回憶總是從我家樓下的處長開始。「文革」期間，他是那兩棟樓裡第一個死掉的人，死於自殺。那應該還是在「評《海瑞罷官》」期間，「文革」還在山雨未來風滿樓，他卻未雨綢繆，先走了。他家兩個兒子都是我的朋友，一個比我大一歲，叫為群；一個比我小一歲，叫為東；另外還有一個小几歲的女孩。我清楚地記得，那天一大清早，我們樓下忽然四處佈滿了背著卡賓槍的民兵。我從三層樓到二層樓的樓梯間的水泥格窗往外張望，心裏非常緊張，以為是來抓我父親的。我一直覺得父親像個國民黨特務：瘦削臉，戴眼鏡，穿一身藏青色毛料中山裝，脖子上圍一條米色的圍巾。那時我已經知道我們家的成份不好，是地主；父親有托派和叛徒嫌疑。叛徒就是甫志高，這我很清楚。父親那副長相和打扮就像甫志高。但是，托派是什麼，我不知道。
民兵沒有上到三層來。和我住同一層的朋友小忠子告訴我，是樓下為群家出事了。我們一起下的樓。到了二樓，有民兵站崗，不能近前。只好下到樓底，仰頭朝上看。為群家門開著，一些人進進出出。為群媽是個小學校長，個子不高，皮膚很白，那天眼泡是腫的。為群兄弟倆都沒露面。除此而外，我什麼都想不起來了。
為群是我們那樓上幾個孩子的頭兒。平時到哪玩兒，玩什麼，我們都聽他的。他人長得白淨，文雅，從不說髒話，也不和人打架。後來得了慢性腎炎，失了學，長期養病，就不和我們玩了。他住院期間自修了許多馬列主義教程，水平很高，據說病房裡的大人都辯不過他。「文革」後恢復高考，他缺課太多，沒參加高考，在一個廠裡當工人。
為群父親死後，他家給調搬到七號樓西門洞二層一個單元裡，房子少了一間。我家樓下就換了主人。戶主仍然是個處長，保衛處的，來自淮北蚌埠。家有三個孩子，老大和我三哥同歲，６７屆初中生；老二是個女兒，和我姐是初中同班；老三比我小几歲。我三哥６８年下放當知青的時候，他家老大光榮參軍；我姐初中畢業不准升高中被迫下放，他家女兒到鄰市一個勞改系統的汽車配件廠當了電工。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哪朝哪代都是這樣。不過，還有一句，風水輪流轉。張鐵生交白卷那年，我姐從農村考進了師範學院；他家女兒卻出了事：車間黨總支書記以入黨為誘餌佔有了她，兩人在一起亂搞的時候被人捉了姦。保衛處長受不了這奇恥大辱，跑到傳說李太白酒後跳長江撈月的懸崖頂上，想跳下去，但又缺乏勇氣，在那裡枯坐了一下午，天快黑的時候才被人找回來。
那個年月，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為群父親死了沒多久，我們樓洞的底層又死了人，是個小孩，剛五六歲吧，死於事故。我們樓的南面在蓋一個會堂，一個下水道的探井的蓋打開後沒蓋上。那孩子倒拉著個木頭做的玩具車，一下掉了進去。吃飯的時候，孩子沒回家，大人四處找，發現那井邊的玩具車，這才懷疑孩子掉到井裡了。打撈孩子的時候，我們都跑去看。我看見一個大人在井裡面操作，黑乎乎的糞水在他雪白的肩頭上湧動。
孩子媽嚎了好多天，也不流淚，只是不停地唱歌，唱「兒怎麼這麼狠心吶，也不等媽，丟下媽一個人走哇－－我的兒。」兩棟樓的家庭婦女都聚集到她家陪著哭。我母親是護士，只去探望了一下，沒有陪著哭，更沒有流淚。我感到很丟臉，心裏很怪罪我母親。那家的大兒子名叫玉順，比我小一歲，常在一起玩。他還有個妹妹，叫玉蘭。死的是小兒子。那時的女人，上班的不多，大多數是家庭婦女。下午放學的時候，常見她們在一起聊天，紡毛線，納鞋底，有時也學習報紙。組織她們的，是一個小腳老太，住在七號樓底層最東面一家。
有一天，大概是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吧，小腳老太忽然叫我到她家去。一個穿白制服的警察坐在她家的飯桌旁，大蓋帽放在飯桌上。他問了我一些問題，然後訓了我一會兒，就讓我走了。我那時大概算是個壞孩子，經常被班主任在課堂上點名批評。有一次還被叫到講臺旁邊站著，班主任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數落我，罵我肥頭大耳。可是，被警察找去訓話，這還是第一次。我非常害怕，回家沒敢說，心想這下闖了大禍。深夜，我被弄醒了，父母隔著蚊帳，板著臉，問我警察找我幹什麼。我說是為一首歌謠。 「什麼歌謠？！」我毫不知羞恥地念道：「紅頭老將軍，帶領五萬茅草兵，攻打八國陣，活捉崴崴兵」。父親問我從哪裡學來的，我說了一個人名。又問都說給誰聽過？我又說了個人名。父親厲聲道：「以後不要念了！」又轉頭對我母親說：「這孩子，像個土匪！」兩人就走了。從那以後，再也沒人提起過這件事情，就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似的。
小腳老太住的七號樓的三層上，有個小名老黑的大孩子，黑得像鐵塔，膀大腰圓。他如果沒死的話，應該是六八屆初中生。我跟他有過交易：用二副可做彈弓的上好牛皮筋管換得了他的一把火藥槍，是他自己做的。「文革」武鬥興起後，市場凋敝，煤炭供應緊張。我常帶著那把火藥槍，別在腰裡，一個人夜裡二點摸黑去煤店排隊。其實那槍根本沒有用－－槍栓沒有彈簧，老黑答應了給，但又賴帳，一直沒給。武鬥那年酷暑，老黑拎了一桶水，爬梯子上房頂佔地盤，澆涼，好讓一家人晚上睡覺，下來時大意了，腳下一滑，從四層樓上倒栽蔥摔了下來。我見到他時，四個大人用門板抬著，從我面前飛跑過去，老黑仰面躺在門板上，一條腿還在動，像螞蚱一樣。
武鬥的時候，火葬場不開門，只好土葬。那天夜裡，燈火通明，兩棟樓還在家的男人（有些人家為躲武鬥逃到外地去了）差不多都來為老黑做棺材。大家從會堂工地拖來圓木，嘿呦嘿呦地拉起大鋸，將圓木鋸成厚板，幹得熱火朝天。三百米遠處的大公司機關樓正被Ｐ派佔領著，高音喇叭裡喊著口號。遠方地平線上，時而傳來機槍點射的咕咕聲，時而有信號彈在夜空中劃過。老黑的棺材做得非常厚實，要八個人抬。不知現在爛光了沒有？那家人的孩子裡就老黑一個男的，其他都是女的。
老黑死於大意，但也和他膀大腰圓有關。質量大，勢能就大，落地時轉化為動能，焉有不死的？七號樓底層住的政治部主任，從老黑摔下來的同樣高度、同樣地點往下跳，卻沒摔死。他又小又瘦，相貌有些像電影《大決戰－－遼瀋戰役》裡的林彪，也喜歡披一件大衣。那天往下跳，忘了脫大衣，下降途中，被風一吹，大衣張開來，相當於降落傘。結果，政治部主任只摔折了一條腿。但是，畏罪自殺的帽子還是戴了許多年，直到「文革」後才平反。
能當政治部主任的，自然根紅苗正，職業就是整別人，「文革」初期的造反對他也沒有什麼衝擊，所以，他整人行，被人整不行。我們樓後面的那個會堂是磚木結構的，在「清隊」時期（１９７０年前後）的一天夜裡，突然失火，偌大一個房頂燒得精光。就懷疑是階級敵人破壞，大辦學習班，抓了許多人，包括大公司的經理。政治部主任也受到懷疑，因為他在偽滿洲國上過日本人辦的高中，會說日語。於是，就跳樓。我猜想，他一定是受了老黑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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