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鄭炳林教授說，這一現像在商貿流通領域表現得最為明顯，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晚唐五代時期的籍帳文書表明，當時的敦煌貿易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區域性經濟交流，而是具有了國際性，許多外來使團、商人在這裡常年定居或從事貿易活動，使「地不產珍，獻無奇玩」的敦煌變得商品琳琅滿目，各類生產、生活物資應有盡有。
從散見文書的記載來看，當時與敦煌發生貿易關係的地區範圍非常廣泛，除來自中國中原、新疆及西藏地區的物品之外，還有來自高麗、波斯、印度、東羅馬等東亞、西亞、南亞及歐洲等地的貨物，商品種類有棉布、絲織品、鐵器、銀器、玉器、竹器、畜牧產品、藥材、化妝品、食品、顏料、兵器等20多種，貿易之興盛可見一斑。
這些物品除了部分為敦煌當地消費之外，大部分易手後再銷往其他地區，在敦煌和絲綢之路沿線，除了往來不斷的朝貢、外交使團在從事官方貿易之外，當時已經有一批職業商人在從事長途販運貿易，其中最傑出的代表就是來自中亞地區的粟特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在敦煌定居，除了從事經常性商業活動之外，還在敦煌開辦了酒店、旅館等。
鄭炳林教授說，一個城市的商品貿易具有國際性，必須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市場上用於交換的商品具有國際性；二是從事商業貿易的商人具有國際性；三是貿易市場上使用的貨幣具有國際性。從文獻資料和考古發現來看，這些條件在當時的敦煌都已經具備，隨著外來商人、物資的不斷湧入，中國自產的銅錢退出了敦煌市場，來自西域、中亞的金錢、銀錢和金銀器皿成了晚唐五代敦煌對外貿易的主要硬通貨，它們同絲織品一道，被當地人認可和普遍接受。
其實，除了商業貿易的國際性之外，當時敦煌的城市規模和語言種類也能反映出它「國際都市」的一面。據有關學者推算，當時敦煌的人口有3萬之多，這一數字對於千年之前中國西部邊陲的小縣來說，已經足以反映其城市規模之大。另外，在敦煌文書保存了一大批民族文獻，從中可以看出，除了漢人之外，當時還有回鶻、粟特等多個民族在敦煌活動，為了交流需要，當時已經有了一批職業翻譯，這些，都反映出敦煌國際化的痕跡。
2000多年前，張騫鑿空西域，打開了中國通向西域、中亞乃至歐洲的門戶，漢代設置張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進一步從軍事和設施上保障了這條橫跨亞歐的貿易通道的暢通，從此，外國使團和商旅頻繁地出現在「絲綢之路」上，這時的敦煌已經是「華戎所交一都會」。隋朝大業年間，隋煬帝在張掖召開盛會，宴請西域27國首領，這一史無前例的「國際招商」活動，促進了「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七世紀後，大唐王朝的富庶和開放，使「絲綢之路」貿易達到了鼎盛。千百年來，由於地理位置重要和佛教文化昌盛，敦煌無疑成了這條亞歐大通道上最閃亮的一顆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