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蔣彥永都是浙江人，都是世家子弟。蔣彥永終生行醫，因其職業之故，他在抗擊薩斯期間，揭露真相拯救人民。現在，他又勇敢地公開自己親身搶救六四屠城遇害者的具體經歷，為六四亡靈呼籲，成了海內外中國人敬仰的「民族英雄」。
被視為「民族魂」的魯迅，當年也曾一度學醫。他在日本專攻醫學時，偶然看到一部記錄影片裡有日本兵殺中國人的鏡頭，圍觀的中國人表現出麻木之狀。深受刺激的魯迅認識到，光強健民族體魄是無用的，醫治心靈尤為重要，於是魯迅棄醫從文。
在這兩位浙江人的生平中，都曾遇到當局屠殺學生的暴行。一篇檄文《紀念劉和珍君》，寫盡了魯迅在「三．一八」慘案之後的悲憤，他痛斥當局的暴行，長歌當哭：「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裡還能有什麼言語？」
而蔣彥永在他《上本屆「人大」「政協」會議書》裡，以一個外科醫生的嚴謹，真切地記敘了301醫院在「六四」摻案發生之後兩個小時在內，「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七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的情況。他描寫自己當時看到那些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時的反應，「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
面對淋漓的鮮血，救助過許多年輕人的魯迅，一直開展對國民性的批判，即「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的目的是啟發民眾覺悟，去反抗壓迫與壓迫者，他把自己的批判鋒芒最終引向奴役者與奴役制度本身。對於一些幫助壓迫者逃脫罪責的言行，魯迅說：「倘使對於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是殺人的幫凶而已』」（《論秦理齋夫人事》）。
與作家魯迅在批判現實的思想建樹不同，終生行醫的蔣彥永身體力行。在「六四」後的大清查中，蔣彥永頂住壓力，堅持自己的觀點：「鎮壓學生運動是錯誤的。」十五年中，他於「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產黨員的名義，給國家領導人和人大、政協代表寫信，建議重新評定六四。」他還利用機會，把自己的六四親歷及其看法當面告訴了中共元老楊尚昆。現在，他又公開站出來要求為六四正名。
魯迅和蔣彥永都為受難者沉痛呼籲，他們在醫治國人麻木的心靈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比較起來，立誓「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魯迅是不幸的，作為清醒的孤獨者，他長期在絕望中抗爭，因此陷入痛苦的絕地。而蔣彥永先生卻趕上了一個人權意識普遍覺醒的網路時代，他的呼聲傳遍世界，引起廣泛而強烈的贊同，從而成為一個時代的人道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