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監督條例備受各界關注，從立項、論證、起草、修訂共經歷了13年時間。具體地說，早在1990年3月12日，中共十三屆六中全會即正式提出要制定黨內監督條例，直到胡錦濤和溫家寶執政才正式付諸實施。
黨內監督條例正式確立各級紀委為黨內監督的專門機關；統一規定十項監督制度，形成全面推進態勢；首次規定黨代表的監督責任，為全面推行黨代表常任制找到了切入點；賦予輿論監督的法規保障地位等等，這些都被認為是前所未有的亮點。
而黨紀處分條例共有178條，定性、量紀細緻全面，從投敵叛變到包養情婦、通姦、不贍養父母，都有相應的紀律處分。其特點是要求各級紀委主動監督黨政「一把手」濫用權力的行為，試圖通過擴大黨內民主，使事前監督成為可能，以便從源頭上遏制腐敗。
在當代中國，「一把手」濫權行為確實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以普遍存在的「買官賣官」現象為例，如果幹部任命不再由「一把手」拍板，而是由幾個甚至幾十個黨委會成員投票決定，買官者的成本和風險都必然大增，企圖走此捷徑者也將大為減少。
監督條例的特色包括：政治局常委受中央委員監督，地方各級黨委也需比照辦理。換言之，從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各級領導幹部，都列為主要監督對象。
中共內部監督條例醞釀已久，社會各方強烈期待，實在不難理解。民眾希望藉此整治已經蔓延到各個層面的腐敗問題。一段時間以來，中國輿論一直強調要對反腐戰略進行調整，並說今後的反腐戰略將走向制度化。而黨內監督條例的出臺，應該是中國反腐計畫的一個步驟。
權力腐敗最突出
中國的腐敗問題越演越烈，犯罪級別越來越高，金額越來越大，牽扯的官員越來越多，腐敗的覆蓋面越來越廣，乃目前腐敗的基本特色。有關部門不久前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公安、檢察院、法院、建設工程、醫療、教育和組織人事，是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比較嚴重的五大領域。如果說「無處不貪、無官不貪」言過其實，那麼貪污腐敗風氣越發嚴重卻是不爭之事實。
權力缺少制衡是導致官員腐敗的主因之一。關於這一點，反映在交通系統特別明顯。近些年來，全國各地的交通廳長紛紛落馬已成為經濟犯罪領域一道奇特的風景。從四川省交通廳廳長劉中山、貴州省交通廳廳長盧萬里開始，先後有廣東、廣西、湖南、河南等多省交通廳長犯下經濟大案。河南更是創下了三任交通廳長「前腐後繼」的犯罪記錄。最新的一例是安徽省交通廳廳長王興堯因涉重大經濟違紀等問題被免職。
交通廳長職務犯罪難以遏制，「錢多權重」，對其行使職權的監管卻付之闕如應是主因。
條例出臺，北京高層顯然希望藉此對腐敗風氣以毀滅性打擊，或者由局部的揭露轉向一種整體性的、更加制度化的揭露。問題是，轉向制度反腐，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制度反腐，並沒有人解釋其特定的內涵。中共過去在反腐問題上也有諸多規定，但多數都形同虛設。條例要監督「一把手」的權力，但條例的貫徹又必須依靠「一把手」的推動，這是人治色彩濃厚的中國政治體制難以克服的矛盾。
靠條例更要靠法律
中國腐敗問題的嚴重，並非是因為中國官員過份貪婪，而是因為社會制度存在太多漏同。中國的資源有限，政府官員對商品和服務擁有很大的分配權。再如在供應與分發的渠道中存在著瓶頸，在缺乏其他供應資源的社會結構中，就會有人為了獲得這些緊俏資源而鋌而走險。
至於腐敗的支點則有三個：一、司法結構不成熟；二、涉及腐敗和賄賂的法律系統模糊不清；三、政治結構沒有透明度。尤其是第三點，政治制度沒有為反腐敗執法提供可靠的保證。
若不想讓反腐行動流於形式，就應該真正在司法改革和新聞自由等方面真正有所作為。新聞自由稱之為所謂的「第四種權力」。新聞自由對於懲治腐敗的重要性在於，新聞界如果能夠廣泛地、全方位地對於官場上發生的種種問題進行及時有效的揭露，會讓腐敗分子無所遁形。
監督條例在懲治黨內腐敗上效力有限，主要原因是它強調黨內監督。這種光靠黨內監督和黨內懲罰並不能根治腐敗，必須要尋找其他路子。中共20多年來反腐收效甚微，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那麼，怎樣才能根治腐敗呢？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一定要盡量減少，減少到最低限度。腐敗主要是權錢交易，如果權不能變成錢，腐敗的機率就會大大降低，此其一。
其二，在懲罰腐敗、監督官員方面一定要依靠社會的力量、靠輿論監督，靠司法獨立來進行。黨內腐敗是結構性、制度性問題，根在社會制度。所以，不根治制度弊病，靠紀律處分，不能解決問題。
（聯合早報．文發自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