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二戰期間，為了報復美國限制日裔美國人自由，日本在山東的濰坊建立了一座西僑集中營，裡面囚禁著大約一千五百名歐美人士（人數最多時達兩千名，後來交戰俘用去五百名），其中還包括五百名兒童。在中國，這是唯一的一座西僑集中營。美國第二任駐華大使恆安石、《火的戰車》的原型、英國著名奧運會短跑冠軍利德爾都曾經被囚於此，後者更是在解放前夕死於此地，現在在原址還有一座紀念碑。
我是從一位駐美國的外交官那兒第一次聽說此事的，從那以後一直深感興趣。有心蒐集，就陸續地又知道了一些片斷。過幾天要去美國，就想在去美國之前去實地一趟，看看還能不能淘出點什麼線索，到美國尋訪一下倖存者。於是匆匆帶了一臺小型攝像機，和攝像師就出發了。
「要像人一樣活著」，就是此次採訪回來最深的感慨。
我們先到了青島，據說，這兒有位老先生，多年來一直致力於這方面的調查和資料蒐集工作，我們想看看能不能得到點什麼指點。老先生家住在一所很狹小的房子裡（熟悉青島住房的朋友能想像出狹小的程度），接待我們十分熱情。老先生數年間寫了不少這方面的東西，還先後給克林頓和小布希寫過信，希望他們能保護美國人的利益，代表美國當年被囚禁的國民向日本提出索賠訴訟。老先生把他寫的東西的複印件給了我們，還熱心地向我們介紹情況。老先生的熱情，實在讓我們感動。
最初覺得哪兒不對是看一張《南方週末》，那張報紙數年前採訪老先生後發表了一篇介紹文章。老先生在介紹當中說：他正和這家報紙打著著作權官司，理由是報紙只註明對他提供資料表示感謝，卻沒在文章上給他署名和發稿酬。我看了看那報紙，凡是引用的地方，都有引號並改用楷體，依我對著作權的瞭解，覺得並不構成侵權，但老先生振振有詞地說：其中用了他一百零三個字的原文。我雖然覺得老先生太較真，但想也許報紙有考慮不周的地方，因此還沒太注意。不料在交談中，我得知，他還和本省一家報紙打著著作權官司，理由同上。我看了看那張報紙，署名為：本報記者某某、特約通訊員該老先生。我問：這不是署上您的名字了嗎？老先生氣憤地回答：那也不行。他們的意思，是因為我提供了資料，但文章是記者寫的。聽說，這官司他還打贏了，報紙賠了他總計六千多塊錢。
聽到這兒，我已經覺得後背冒出了冷汗，唯一的念頭就是放下他給我們的一切趕快逃走。但是已經逃不走了。當他聽說我們第二天要到濰坊時，一定要陪我們去。一邊還介紹說：和本省的報紙打官司時，那記者翻臉不認人，居然在法庭上說當初是他硬要陪著記者去濰坊的。
好不容易從他家出來的時候，感覺我們好像變成了人質。苦苦想著如何擺脫他，但覺得什麼伎倆都會被他識破，最後決定善始善終地帶他到濰坊走一趟，再買上票送他回家。於是我們便躲避戰火的逃難人群一樣，扶老攜幼地去了濰坊。
濰坊由市政府接待我們，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每到一處，我們不得不很尷尬地介紹說：這是我們從青島請來的研究專家。這些地方他都來過了，但每一個地方的人似乎都沒好人，都在掠奪他。在言談中我們才知道，他還和濰坊的兩家報紙和一個作者打著著作權官司，知情人介紹說：只要誰引用他的資料，他就和人家打官司。
我一邊聽，一邊覺得後背上已經冷汗成河。不消說，此後我們做一切事情，必須注上和某老合作，否則就要被一紙訴狀帶上法庭。可這種感覺太惡劣了，我無論如何不想這麼做。實話說，在兩天的採訪中，我動在這上面的歪念頭比正事要多得多。
人學壞是很容易的，歪念頭果然被我想出來了。
在採訪快結束的時候，我因為要提前回濟南，便讓他們先拍著，自己回去退房。回到賓館，我以百米衝刺的速度退掉房，然後直奔商務中心，請他們給我打了一張標準格式的聲明：對我的採訪沒有侵犯我的權利，同意在有關濰坊集中營的記錄片中使用。然後穩穩地坐在大堂裡等候著他們回家。
等他們回來，我請他和另一位被採訪者坐下，一本正經地說：多謝二位的幫助。對你們的採訪，我想在將來的片子中使用，請問你們同意嗎？回答當然是肯定的。我就把聲明掏了出來：如果同意使用，就請簽字，這是我們的律師交待的。如我所判斷的，他簽了字。然後我又掏出二百元錢來：某老，您陪同我們兩天，我們一慣採訪是付費的。這些錢，請您收下。他推辭，我說：某老，您已經簽了聲明，您如果不收下這錢，那麼將來我也可以使用，您考慮。－－果然，他就收下了。
我把那聲明和收到條裝起來，然後就勝利大逃亡。
回來的路上在想著某老。也許，他是比較極端的一個，但在我們的同胞中，採取這種做事方式，他絕不是唯一的一個。在做手頭的片子時，我採訪過許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學者。經常會覺得，當他們得到一點什麼的時候，他們就把那點東西當成了他們自己的資源、資本，他們的一畝三分地。別人一問，馬上會引起他們警覺。他們想讓你採訪，以便讓他們的名聲和成果為外人所知，但又怕因此懷裡的東西被別人竊了去。那種錙銖必較、權衡利弊、精於計算，經常讓人覺得可憐又可笑。
我經常對這種現象抱一種寬容的看法：像生活在某老那種狹小空間裡的人，你很難要求人家胸懷天下。不是存在決定意識嗎？一個貧窮的人，你不能要求他們像闊老一樣把自己的家底痛快地抖擻出去。但在採訪了濰坊集中營以後，我知道，貧窮和苦難，並不是一個人眼界狹隘的理由。
有一年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是一部義大利電影《美麗的傳說》（也有的翻譯成《關於快樂的傳說》、《美好的生活》等），說的是一位被關進猶太集中營的父親為了讓孩子對生活充滿希望而把苦難化解為快樂，把被囚禁描繪成遊戲的故事。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當時覺得這編導真是聰明，竟有這麼出色的創意。瞭解了濰坊集中營的故事後我知道那不是創意，那是這個世界上某些人的一種生活態度。
濰坊集中營裡關的大部分是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還有一些是經商的人士。集中營的條件十分艱苦，物質極度匱乏，儘管日方對他們並沒有肉體上的虐待，但死亡的威脅是始終懸在頭頂的－－誰知道當戰敗來臨之際，講究所謂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會幹什麼？
但高貴的人性也就在這極度寒冷、飢餓和死亡的威脅面前閃爍出它晶瑩的光彩。
今天讀當事人的回憶，我經常被深深感動。沒有抱怨，沒有怨天尤人，沒有仇恨，沒有自艾自憐，有的只是對人性的推崇，勇敢的讚美，自我犧牲的肯定和對生活、命運的深深感謝。那被關押的一千名成人清楚地意識到有五百個孩子的存在（五百個孩子的父母都不在身邊），他們義不容辭地承擔起教育、保護、和讓孩子們身心健康地成長的責任。作息時間是被嚴格遵守的、學校的上課是正常進行的、生活上的小節是一絲不苟的、禮貌和個人衛生是被嚴格要求的。他們從來不曾告訴孩子們他們身陷不幸，相反，他們總是告訴孩子愛與他們同在。他們甚至要求孩子們對看守他們的日本士兵也要禮貌和尊敬。在高牆和鐵絲網中，集中營裡經常歌聲和笑聲不斷，運動會、各種歡慶活動經常舉行。他們把他們這方小天地創造得如此溫馨而正常，以至於多年後這些在集中營里長大的孩子們回憶起當年被關押的生活時只記得當時的快樂，而唯一讓他們知道自己是日軍囚徒的事情也就是每天早上必須用日語點名。當他們被解放後，從集中營的學校畢業的孩子參加了牛津的考試，結果全部被錄取，平均分數比外面的孩子還要高。山東大學的創始人赫士博士當時已經八十歲了，當日軍要挑一部分人去和盟軍交換戰俘時，他在被挑選之列。赫士博士平靜地說：我已經八十歲了，讓更年輕的人自由吧。說這話時，他的身邊還站著他的妻子兒女。他和他的家人選擇了囚禁，最終赫士博士死於集中營裡。上面所說的奧運會冠軍李德爾一直是集中營中的活躍人物，在食物極度匱乏的情況下，他積極組織集中營裡的體育活動，使集中營裡的死亡率始終保持在很低的比率，但他自己卻在勝利將要到來前的幾個月因病長逝－－我無意把兩類人做類比。但當我採訪著這些人和事，卻又同時對付著另一些人和事時，不讓我類比也難。回來的路上，我一路想著：中國人，到底是怎麼啦？
如果誰要說這個民族是劣等民族，我肯定和他急。但在生活中每天碰到的這些人和事，你不能不承認，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肯定在某些方面出了問題。我們是怎麼啦？我們的胸襟是這樣促狹，我們的目光是這樣短淺，我們的趣味是這樣低下，我們像蝸牛一樣一生爬在泥裡，沾沾自喜地看著身後留下的那一道粘絲，對別人任何一點精神上的追求都投以懷疑的目光。我們是像人一樣生活嗎？在那些優秀的人群身上，我們知道了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那就是坦蕩、磊落、保持尊嚴和富於自我犧牲，充滿愛和同情。我們可能永遠做不到這樣了。但是人性開始覺醒、人開始自省時，自在的人就成為自為的人了。我希望自己向一個人的方向努力－－努力像一個人一樣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