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於今年元旦參拜靖國神社後，中共喉舌新華社即報導中國媒體和網民如何譴責。十多名保釣人士更在一月二日赴日本駐北京大使館抗議。示威者高舉「勿忘國恥、復興中華」等橫額，並高呼「打倒日本軍國主義」與「小泉無恥」等口號，播放二戰日軍投降聲明的錄音帶。雖然示威者又燒燬小泉畫像、日本軍旗，但未遭在場公安阻止。我們知道，中國政府禁止任何未經准許的示威遊行，這次網開一面，顯然是默許和鼓勵這個反日行動。
類似這次默許和鼓勵的，最近還有一些，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名為「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籌委會」的中國保釣組織在廈門公開掛牌成立，負責協調全球華人的保釣行動。這在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一件事情，因為八九年六四以後，中國民間的反日活動都被當局視為「不安定因素」而加以禁止。
縱容傳媒當局推波助瀾
這些還是比較理性的反日活動，然而就連不理性的反日行為，當局也在推波助瀾，或者容許媒體這樣做。明顯的例子有兩個：
一個是所謂「珠海嫖娼」案。日本一家企業集體到廣東珠海旅遊，九月十六日找來三陪女狂歡。這樣動眾興師自然頗為過分，但是對這樣大的需求，一個小小的珠海就可以應付得來，也說明以珠海為代表的中國是如何的「繁榮娼盛」了。但是中國媒體在揭露這件事情時，把日期改為九月十八日當年日本侵佔東北的日子，於是這宗本來毫無政治意識的事件就成為再一個「國恥」，於是舉國爆發一輪新的反日怒火。
中國當局不但沒有澄清，反而對當事人嚴加查辦，酒店停業整頓，有關人員被捕，中國外交部還好意思向日本抗議。十二月中旬，十四個有關人員被判刑，其中兩個無期徒刑，一個十五年，一個十二年。這樣重的刑罰，自然有其政治考量。中國不但對「喪性辱國」的國人判處重刑，還通過國際刑警對三個為首的日本嫖客發出紅色通緝令。因為嫖娼而被國際通緝。中國可能是第一個。
日本外交部對中國的抗議表現低聲下氣，答應要好好教育它的國民；但是緊接而來得寸進尺要它交出那三名嫖客，顯然超越了日本能夠容忍的底線，日本民眾也絕對不會答應，因此日本政府表態拒絕交人。
另一個煽動反日情緒的事件發生在十月二十九日，西安西北大學幾名日本人在晚上該校外語學院的演出中據說醜化中國人形象而引起騷亂。幾千學生集會抗議，兩名日本學生被毆。學生們呼喊的口號包括：「日本鬼子滾回去！」、「倭寇滾回去！」、「日本雜種滾出去！」等等。
其實據後來瞭解，該演出雖然服裝暴露而難為中國學生接受，但是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卻是畫了一個愛心，顯然還是旨在中日友好。但是傳出去的版本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事件結果是當局開除兩名日本留學生，解雇一名日籍教師。日本政府派人調查，態度也十分低調。即使是一些商業行為，也往往被中國泛政治化。去年秋天，豐田的兩個汽車廣告被指「辱華」，趕緊撤回並且道歉。
在這之前的八月，黑龍江齊齊哈爾市發生日本遺留下來的毒氣彈泄露傷人事件，當然也激化原來長期存在的反日情緒，但是當局處理這些事件，顯然不是採用息事寧人的手法而是煽動反日情緒。之所以如此，不能不從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中尋找脈絡，那就是胡溫借反日向江澤民施加壓力。
日本民族主義飽受挑戰
眾所周知，江澤民就任中共「核心」以來，對他的家庭介紹只有死後追認的養父江上青和祖父江石溪，避談父親江冠千。據瞭解，江冠千是南京汪偽政府時代任宣傳部副部長兼社論委員會主任委員與《中華日報》主筆的胡蘭成（張愛玲的前夫）手下一員大將。江澤民對此十分忌諱。而他的心腹曾慶紅熱中於改善中日關係，是否與此有關就不得而知了。
前年十二月，《人民日報》的著名評論員馬立誠在《策略與管理》雜誌發表文章，表示中國應該尊重日本重新恢復作為軍事及政治強國的權利，他指北京當局對於日本的復興抱持恐懼是非理性及不文明的行為。這個看法深得曾慶紅的賞識，本來也許可以作為中共十六大以後的對日關係新思維。但是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使這個正常的考量無法推行。
而面對中共一再煽動的反日情緒和對日本的頤指氣使，日本方面雖一再遷就，但是不可忽視它也激發了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增強了反中友臺的力量。例如不顧中國的反對，日本交流協會比照日本其它駐外使館於去年在臺北為日本天皇壽辰舉辦祝賀酒會，就是提升臺日關係的重要步驟。當然，日本對「中國威脅論」非常敏感，也期望中國壓抑北韓的擴張行徑，因此它秉承中國的意志來關切臺灣的公投也就可以理解它的兩面手法了。
(轉載自臺灣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