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一年多，二OO三年九月十五日，官方新華社發布了繁峙「六．二 一」礦難中十一名新聞記者受賄的消息。接著，又披露了涉案記者名單及受賄金額。一時間記者受賄成了舉國媒體關注的熱門話題，網路上更是一片喧嘩。十一名記者來自新華社山西分社、《山西經濟日報》、《山西法制報》、山西《生活晨報》四家新聞單位。實際上，當時曾收受不法礦主現金和金元寶的記者遠不止十一人，也決不只是區區七萬多元人民幣。有知情人對媒體透露，「六二 一」礦難後，當地政府和不法礦主在繁峙、忻州甚至太原的長途汽車站、火車站、機場到處布下眼線，只要外地記者一經確認，就用現金和金元寶「打點」，不少記者就是這樣被「打點」回去了。
高勤榮在人民日報揭貪坐牢十二年
十一名記者受賄的背後所透露出的不是甚麼簡單的職業道德問題，我想起了同樣發生在山西的一個名聞遐邇的案件。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山西青少年報刊社記者高勤榮在《人民日報》（讀者來信內部版）發表《山西省運城搞假滲灌浪費鉅額資金》一文，揭開了造成二點五八億元重大損失的假滲灌工程的蓋子，隨後《人民日報》、《南方週末》、《中國青年報》和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節目等媒體紛紛公開報導了這一重大的腐敗醜聞。
高勤榮也因此得罪了當地的權勢集團，在權力高於一切的中國，等待他的結果只能是鋃鐺入獄。決心致他於死地的地方權要給他羅織了「受賄」、「介紹賣淫」、「詐騙罪」等罪名，儘管每一項指控都沒有站得住腳的證據，但他還是於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被判刑十二年。在山西省之外，《民主與法制》、《南方週末》、《中國青年報》等具有全國影響的媒體曾調查他的冤案，為他鳴不平；楊偉光等七名全國政協委員曾呼籲最高人民法院依法重審此案；戴煌、李普、張思之、黃永厚等二百多名知識份子曾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委員會，要求盡
快平反這一冤案，還高勤榮以自由。但是，權勢人物對這些正義的呼聲置之不理，高勤榮的命運並未因此而有絲毫的改變，時至今日他依然身陷囝圄，他的前面還有漫長的刑期。
記者高勤榮因為報導事實真相而蒙冤入獄，與十一名記者在金錢面前屈膝、集體參與遮掩真相正好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一個常態社會，本來新聞記者講真話是底線，是最基本的要求，是常態。不幸的是，冷酷的現實卻告訴我們，講 真話的高勤榮竟然有「罪」。堂皇的法律原本應該是保護他說出真相權利的武器，不應該是懲罰他的工具。然而，以權勢者的意志為準繩的法律將高勤榮這樣的新聞記者送進監獄，正是導致記者普遍不說或不敢說真話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法律永遠無法洗刷的恥辱。
比之黎元江，小巫見大巫
長期以來，這個被權勢主宰的變態社會裏，新聞記者除了說大話、假話、空話，報導一些鶯歌燕舞的消息，歌功頌德，拍馬獻媚，粉飾太平，他們確實無所作為。
當這個社會不鼓勵講真話，一旦說真話就要遭遇災禍，甚至要付出牢獄的代價，自然而然記者會普遍視說真話為畏途。畢竟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也可以說是人性的弱點。即使偶爾有高勤榮這樣的記者敢於逆流而行、說出真相，注定了要成為權貴的眼中釘，成為他們恨不得去之而後快的出頭鳥。如此一來，說真話反而成了非常態，像「六．二 一」礦難中的十一個記者，他們的選擇已成為新聞界的常態。
有史以來還沒有一個時期新聞界的腐敗像現在這樣普遍、這樣嚴重。說句公道話，在今日中國的新聞界，這十一個記者固然算不得甚麼好人，但也決不是最壞的。在他們看來，收取一點錢、金元寶甚麼的，只不過區區小事，根本不足道也。這次礦難也是因為事情鬧大了，最後查下來，十一個拿了好處的記者才被殃及，完全可以說是偶然性，不會對其他記者產生甚麼警示作用，該吃的照吃，該拿的照拿，心安理得，這一切早已成為記者行業的金科玉律。何況這些「小人物」記者的受賄與廣州新聞界「大人物」黎元江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這位位居廣州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廣州日報社長兼總編輯、廣州日報報業集團董事長的「大人物」年紀輕輕就非法聚斂了鉅額財產，酒色財氣樣樣不少。在中國新聞界他決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
假如真的要改變瀰漫整個新聞界的這種惡劣風氣，不是靠懲處幾個撞上了槍口的替死鬼所能奏效的，不是靠其麼新聞道德自律所能解決的，也不是搞甚麼「三項學習教育」活動所能扭轉的。那首先只有從恢復高勤榮的自由，並且把他樹立為新聞界的榜樣開始，此舉將產生強烈的示範效應，從而在新聞記者中弘揚正氣，激勵人們敢於說真話，說真話不僅無罪，而且是最低要求，是常態。一旦形成了這樣的氛圍，吃喝拿要就不再是記者的常態，新聞干預社會、主持正義的品質才會逐漸得到復甦。這是一條最簡便、最快捷的路徑。否則，多追
究幾個受賄記者的法律責任、多抓出幾個黎元江這樣的腐敗分子都將無濟於事。
打破新聞壟斷才能根絕腐敗
當然，這只是邁出了整治大面積新聞腐敗的第一步，要從根子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打破新聞壟斷，放棄高舉了半個多世紀的「喉舌論」、「工具論」等旗幟，制定出一部保障而不是限制新聞自由的《新聞法》，將創辦媒體的自由還給人民。眾所周知，媒體是社會的公器，而不是一家一姓、一黨一派一集團的私器，自從近代新聞事業誕生以來，不說別國，就是在中國，首先產生的也都是民間報刊，黨派報紙、官辦報紙都是後起的，而且影響甚微。一九四九年以前，曾深刻影響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許多大報如《申報》《大公報》《新民
報》等幾乎都是民間報紙。這都是新聞史的常識。在民間媒體佔主體的時代，新聞界偶爾也會有醜聞，但決不可能產生類似於我們令天這樣普遍的、深入到每一根毛細血管的腐敗，更不可能出現黎元江這樣的驚天大案。
壟斷導致腐敗，絕對的壟斷絕對腐敗，放眼今日之中國大陸，普天之下，莫非黨媒，做「喉舌」、做「工具」是它們必然的宿命。像《南方週末》這樣打著社會良知旗號、說些真話的媒體，也不過是黨報的子報，它們的言論和報導如同走鋼絲、打擦邊球，即便是放在新聞自由的尺度下並不及格的一份週報，每一步也是步履艱難，幾年以來已經換了不下三任總編輯。言論稍微大膽一些的《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早就淪陷在二OO三年的春天裡。最近在北京隆重問世的《新京報》也是南、北兩家黨報集團的子報，雖以商業炒作手法喧囂一時，以「負責報導一切」自居，標榜甚麼「超越國別和不同社會制度的媒體的普世價值和終極價值」，但在新聞壟斷的堅冰沒有融化之前，注定了只能是疑人說夢或睜眼說瞎話。
新聞腐敗既不是一日之病疾，也沒有多少行業腐敗的特性，它充其量不過是整個體制腐敗中的一個部分。在整個體制沒有根本改革之前，我們所說的一切都只是空談罷了，畢竟壟斷新聞媒體是維繫這個千瘡百孔的現存體制的根本手段之一。
或許我們此時談論高勤榮的自由問題都有點太奢侈了，更不用說他能成為新聞記者的示範。但中國要進步，就必須越過這個坎，恢復高勤榮的自由和榮譽，恢復民間自行創辦新聞媒體的權利，打破媒體壟斷局面。這一切都是新一代當政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強權遮掩真相的時代終將成為過去，成為人類文明史上一支令人痛苦的插曲。一個民族不能總是按強權的意志停滯不前，歷史是往前走的，新聞自由就是照耀文明進步的陽光，只有在這樣的陽光下，我們才能活得像一個人一樣，也只有在這樣的陽光下，我們的民族才能真正贏得尊嚴。
二OO三年十二月十日
(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