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被捧為「人民大救星」的毛澤東，恰恰是把所有人都打入地獄的愷撒；他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的時刻，站起來的只有作為奴隸主的唯一人，而其他人包括他的戰友）全部作為奴才跪拜在地。「沒有共產黨就新中國」的歌詞，應該改為「只有毛澤東而沒有新中國」。
我曾翻閱過多卷本《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雖然經過精心編選，相信很多更令人不齒的內容在「為尊者諱」的禁忌中被省略掉了，但是，我在閱讀這個潔本過程中，仍然感到頭皮發炸、後脊樑發涼，腦中毛澤東每天坐在寬大的書房裡，手中拿著一支毛筆，只憑他個人的臆想和好惡，在各種自己起草的和呈送上來的文件上圈來圈去，便可以決定一切的一切。對毛澤東來說，行使權力無小事，大到國家決策和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人的生死沉浮，小到一封群眾來信和消滅蚊蟲的數字；從一場整人運動的發起到運動的具體步驟和方式，從殺人抓人的比例到審判的具體量刑標準，從剝奪人的財產到剝奪人的自由和生命，從新聞的發布到行文修辭甚至標點的對錯，從黨內鬥爭到黨外運動，從選舉權到議政權，從階級滅絕的指標到除「四害」的數量……中國的一切全取決於毛澤東手中的這枝毛筆。別說公開的言論決不能讓他掃興，就是連夜深人靜時的夢都不能有違於他的心願；別說他不會放過任何惹他不高興的人，就連一隻他討厭的蒼蠅、老鼠、麻雀、蚊子、臭蟲……也不會放過。他對除四害的要求是：「今冬除四害佈置，城市一定要到達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和每一戶人家，鄉村一定要到達每一個合作社、每一個耕作隊和每一戶人家。」（《文稿》第七冊P4）毛澤東幾乎不放過任何一個行使他個人絕對權力的機會，偌大的中國和數億人口的命運，就被一個極權者手中的一支毛筆決定了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
因為，毛澤東把所有人都作為權力的工具和敵人，從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到遠隔大洋的美帝，從作為高級動物的人到低級的麻雀。在毛掌權的二十七年內，連續不斷地全國性整肅運動，毛大都要定出敵對分子的百分比、甚至要親自圈定殺人的比例，比如在鎮反時期、反右時期和文革時期，毛所圈定的敵對分子比例大都佔全國人口的5％以上，以中國的人口基數而論，5％最少也要有幾千萬人，加上受到株連的親屬、朋友、熟人等，其比例之大幾乎搞得人人自危。僅50年代胡風一案，受牽連者就高達上千人；50萬右派會牽連多少無辜者，沒有人能夠精確地計算出來；文革時期的全面內戰中對「九種人」的整肅，受牽連的人數不會少於上億。在毛澤東與人為敵的極權政治中，既有太多的國人被製造為敵人並消失在階級滅絕之中，也有太多的「親密戰友」被打倒、被羞辱之後，落得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最典型的例證是靠吹捧毛澤東串升為欽定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
同時，除了不斷地通過大規模群眾運動尋找、製造和消滅敵人之外，毛澤東對他依靠的力量──工農大眾──也充滿蔑視性敵意，從來沒有間斷過的再造共產新人運動，就是毛澤東蔑視民眾的最好例證：不相信民眾具有自主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而必須由偉大導師的引導才會生活。這種敵意的極端化甚至殃及動物，荒唐的「除四害」運動就是明證。
人們不僅要問：為甚麼毛澤東的眼中總有敵人？為甚麼「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變成了敵人？
答曰：只因為他是極權者。
只要是極權者，眼中就只有權力，再無其他，「一切向權看」便成為其信條。他就是權力，權力就是他，統治邏輯和做人邏輯合一，公共行為和私人行為不分，吃山珍海味、衣綾羅綢緞、住深府毫宅、玩成群妻妾，既是個人生活的享受，更是絕對權力的炫耀，與造核彈、放衛星、大閱兵、搞運動的廣場式炫耀，本質上毫無區別。
極權者是人類中最貪婪最自私的個人，因為他把最大的公益資源──統治權力──據為己有，不讓任何人與之分享，而對絕對權力的貪婪必然製造出難以滅絕的敵人。如果說，在限權的自由制度中，只有對手而沒有敵人；那麼在濫權的極權制度中，就只有敵人而沒有對手，或者說，為了權力的獲取和擴張，極權者會把所有的對手視為敵人，不惜以任何手段消滅之，既可以翻雲覆雨、心口不一、背信棄義、落井下石，也可以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旗號粗暴地踐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計後果地濫用暴力。
本來，權力是手段，公益是目的，而極權者徹底顛倒了二者的關係，把權力當作至高無上的目的，把公益當作維護權力的手段。至少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時期開始，毛澤東所要得到的，既不是任何主義，也不是完美人性，而僅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權力！不斷膨脹的權力野心才是毛的動力，「一切向權看」才是毛澤東政治的真相。
1949年之前，他要奪取全國政權，首先就要奪取中共黨內的最高權力。所以，在延安時期，他為保存實力而向國民黨妥協，口頭高喊抗日而實際上盡量避免抗日；他讓在國統區的中共喉舌，盡情高歌英美的制度及其政治家，高喊「要民主」、「要自由」、「反獨裁」，而在中共統治的所有地區卻實施斯大林式的獨裁統治，通過整風運動進行黨內清洗和樹立個人極權；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他一面高喊「反內戰，要和平」，一面派出精銳部隊搶佔地盤；戰局不利時他就和談並簽訂停戰協議，有利時他就「宜將剩勇追窮寇」，最後終於奪得了全國政權，成為萬眾仰慕的「大救星」。
1949年之後，他的全部言行都是為了滿足其權力擴張的野心，他要統治中國乃至世界的絕對權力，所以，他對內不斷地發動清除異己的運動，寧錯殺一千也決不放過一個「敵人」；寧冒著天下大亂的危險，也要發動文革來清除一切臆想出的絆腳石。他對外要充當世界領袖，寧冒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領袖，同時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並大慷國家和人民之慨，向那些有奶便是娘的無賴政權輸血。他還要充分享受一言九鼎的權力虛榮，讓民眾學習他的思想、配戴他的像章、高舉他的語錄，無數次地在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向他朝拜；他讓所有的高級奴僕（黨內高官和社會名流）為向他爭寵而進行效忠表演和相互之間的殘酷競爭，不厭其煩地玩弄貓捉老鼠的遊戲，對劉少奇的羞辱和對郭沫若的玩耍，可以作為毛澤東的開心遊戲的代表。
毛為實現不斷膨脹的權力野心而濫用權力的結果，不僅是國家在物質上的貧困，更是整個民族的人性墮落，無論是三呼萬歲還是凶狠整人，毛時代的人際關係，縱向是主奴，橫向是狼羊，每個人都參與向毛的獻媚和整人，其目的皆是極為自私而冷酷的：或為了個人的政治進步，或為了個人的自保，理想高調不過是自私動機的遮羞布而已。換言之，在毛澤東時代，一面是意識形態的高調偽理想，是雷鋒式新人輩出的宣傳灌輸，另一方面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廝咬的殘忍現實，是揭發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沒有任何道德約束的無法無天。這種全民的人性墮落使毛澤東開心，更覺自己的英明偉大。
凡極權者皆有惟我獨尊的狂妄，毛澤東自然也不例外。毛的狂妄，不僅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權力狂妄，而且是自視思想頂峰的知識上道德上的狂妄，文革時期的「四個偉大」就是這種狂妄的典型表現：「偉大領袖」和「偉大統帥」是權力狂妄，「偉大導師」和「偉大舵手」是精神狂妄。
權力狂妄表現為政治上經濟上的絕對壟斷權，通過全盤公有化來徹底剝奪民眾的私產及其財產權，通過深入到每個社會細胞的組織實施完全控制，徹底剝奪民眾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權利。精神狂妄表現為思想上道德上的絕對壟斷權，通過對「道統」解釋權的獨斷來剝奪民眾的思想、信仰、言論等自由權利，通過欽定意識形態的強制灌輸和再造共產新人的運動對民眾進行洗腦。
毛自視為全知全能的先知和導師，而把民眾視為需要徹底改造的群盲。然而，毛的狡猾在於：他在言詞上把人民尊為國家的主人和奉為歷史的動力，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萬歲」等口號把人民捧上虛幻的天堂，而在現實中卻把人民置於無權利無思想無道德的奴隸地位。在奪權時期，他把土地分給農民，許諾與民主黨派分享政權，而一旦掌權，他就以國家的名義把全部土地沒收，把所有權力塞進一黨私囊，最後再變成毛的獨佔。農民不但沒有得到一分地，而且被城鄉隔離制度固定在農村，農民成了低於城鎮人的二等國民，農村成了城市及其工業的供血器。民主黨派不但沒有得到任何權力，而且成了必須加以改造的一群，或變成毛的敵人被整肅，或變成毛的統戰花瓶被把玩。
毛把劃分敵友作為革命的首要標準，僅僅是奪權和擴權的策略而已，而在惟我獨尊的狂妄的毛眼中，沒有朋友而只有敵人──已經被發現的敵人、正在被懷疑的敵人和還未察覺的潛在敵人。毛以自己的權力意志偏好為唯一標準並強行貫徹之，順之者昌而逆之者亡，以暴力和謊言維護只允許歌頌和擁護而不允許批評和反對的統治。毛狂妄得目中無人，他把自己視為絕對完美的君子和絕對智慧的先知，而把其他人皆看作小人和愚人，也就等於在精神上把所有人視為「異己分子」，要麼消滅之，要麼改造之。除了不斷地製造出要在肉體上消滅的敵人之外，還要不斷地對其手中的整人工具（廣大民眾）實施人性改造，即按照他主觀認定的標準來「再造新人」，其殘酷性一點也不次於「消滅敵人」。
斯大林式清洗大都是秘密警察，以消滅異見者的肉體為主，而毛式清洗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全國共誅之、全民共討之，是大字報、大批判、批鬥大會、遊街示眾、公審宣判，既要在肉體上折磨之滅絕之，還要在人格上公開貶低之羞辱之，更要通過思想工作、談心交心、匯報檢討等方式，逼迫所有人進行自我貶低自我羞辱，讓每個人在毛思想對照下，靈魂深處爆發自覺骯髒和自辱尊嚴母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