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軍進入東北，相當一部分官兵就表現出嚴重的放縱行為。他們不僅對戰敗的日本人進行搶掠施暴，對於中國的老百姓，也經常騷擾。搶東西、強姦婦女兩項，造成了東北許多群眾的嚴重恐慌。當然，在一百多萬進入東北的蘇軍中，這些犯罪者畢竟少數，但在各地造成的影響相當惡劣。
當了十四年亡國奴的東北人民見到的「解放者」們，卻是這樣一副形象：蘇軍的散兵游勇們白天就在街上亂竄，有的到處找酒喝，有的偷倉庫的東西，成袋的在街上拍賣，晚上喝的醉醺醺，闖街鑽巷找「瑪達姆」，嚇得老百姓關門閉戶，都盼著他們早點走。
蘇軍領導當時也整頓過軍紀，蘇軍衛戍司令部用卡車巡查，將這些醉漢和違紀者成車拉回去關禁閉。可在蘇軍進入東北頭一兩個月內軍紀仍難以維持，特別是在東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蘇軍士兵攔路搶劫行人和追逐婦女，有時還持槍闖入民宅。結果使中國女人晚間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則不敢戴手錶、穿皮大衣。許多喝得醉醺醺的蘇軍官兵又到處倒臥路旁，令人觀之側目。
對於蘇軍軍紀敗壞的報告，最早見之於八路軍進入東北第一批部隊給中共中央拍發的電報。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第一批出關的八路軍冀東部隊進入瀋陽，就遇到了蘇軍搶劫的事件，而且有不少中國老百姓前來訴苦。八路軍駐瀋陽部隊一面致電中央報告蘇軍「衣衫襤褸，紀律甚壞」，一面向蘇軍政冶部提出交涉，要他們嚴肅紀律。蘇軍政治部的答覆是，他們巳經採取了許多措施，對違紀者一天最多槍斃達二十多人。同時他們又解釋說，士兵們對法西斯極為仇恨，到德國時就是這樣干的。
蘇軍政治部門的答覆當然使八路軍很不滿意，這種解釋固然是事實，但是蘇軍領導對軍中的惡劣分子不認真管束而放縱，其責任是不可推卸的。至於以對法西斯的仇恨來解釋士兵的放縱，並把中國比作德國，這更引起八路軍指戰員的氣憤，對戰敗國的無辜人民也不能採取狹隘的民族報復。
蘇軍的這種解釋，反映的是一種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其實，這種作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斯大林本身的「老子黨」意識，當然使他不會很好地教育蘇軍尊重外國人民。蘇軍的一個坦克軍在一九四四年末只通過了南靳拉夫的一角，就發生了一千多起強姦案和搶劫案，引起南斯拉夫人民的強烈反感，成為後來蘇南破裂的原因之一。蘇軍攻入德國東部後的擄搶和強姦行為，也嚴重傷害了德國人民的感情，成為後來親蘇的東德政權基礎不穩的一個原因。蘇軍在東北的作為，正是這種作為在東方的重演。
客觀地講，當蘇聯出兵東北的二、三個月後，蘇軍轉入營區駐紮（主要利用日軍和日本機關的房屋），開始整頓軍紀並派出糾察隊監督，此後駐東北的蘇軍紀律確實有所改觀。但是在許多地方，夜間零星的蘇軍士兵外出搶劫和強姦事件仍時有發生。這時發生的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軍事將領盧冬生在哈爾濱被蘇軍士兵行搶時打死。
盧冬生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紅軍時代就在紅二軍團任師長。抗日戰爭開始時，他又是著名的八路軍三五八旅的旅長。不久他又同劉亞樓（新中國成立後長期任空軍司令員）等一起赴蘇聯學習，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只以幾票之差未被選上中央委員。蘇聯出兵東北時，他又作為蘇軍少校回到了東北。回國後盧冬生很快同出關的八路軍接上聯繫，並被中央委任為松江軍區副司令員。可是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晚，他因事乘馬車外出，又沒有穿蘇軍軍裝，結果路遇一個蘇軍士兵持槍攔車搶劫。盧冬生立即以熟練的俄語質問這個蘇軍士兵是那個部隊的，蘇聯兵頓時慌了並逃到一邊。可是當盧冬生乘車又上路時，這個壞傢伙怕被告發，在後面開了槍。以後在中國國內出版的紅軍將領傳中，對盧冬生的介紹寫著：「一九四五年九月回國，任松江軍區副司令員。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哈爾濱殉職。」（註：王健英：《紅軍人物誌》第三二九頁，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一國到它國駐軍時的軍紀，直接關係到這個國家的形象。美軍佔領日本時強姦之風更甚，據岡村寧次回憶錄稱，僅在日本關東地區，美軍黑人士兵每月犯強姦案三千多起。過去人稱美國為帝國主義，這些還好理解；被稱為社會主義榜樣的蘇聯，其軍隊也出現這種現象，則實在令人搖頭嘆息，令中國方面長期難以公開解釋。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期間，毛澤東在談到蘇聯出兵東北時，也猶有積憤地說當時蘇聯的軍紀壞透了。
對於蘇軍出兵東北，中國政府和人民一直是著重看其幫助中國驅逐日寇的主流。幾十年來，矗立在東北各地的蘇軍紀念碑每逢紀念日都擺上花圈。但是作為歷史支流的蘇軍軍紀問題，卻也在中國人的記憶中長期留下了傷痕，甚至也成為六七十年代中蘇對立的一個前因。
